宰相翟方进智能有余，通晓法律制度，熟悉行政工作，又能以儒雅修饰，被称为“通明宰相”，天子很器重他。他又善于揣摩把握皇上的意思，奏事无不符合皇上的心意。当淳于长得势时，翟方进和他交好，经常向皇上称誉推荐淳于长。等到淳于长因为大逆罪被诛杀，皇上认为翟方进是大臣，特意保护他，替他隐讳。但是翟方进自己心里羞惭，上疏请求退休。皇上回答说：“定陵侯已经伏诛，您虽然和他有交通往来，但是古书上不是说了吗：‘朝过夕改，君子与之。’（早上的过错，只要晚上改了，君子都赞扬）您还有什么疑虑呢！自己专心一意，有病就按时吃药，好好保重！”翟方进于是起来重新主持工作，又一条一条上奏淳于长所交厚的京兆尹孙宝、右扶风萧育、以及刺史及二千石以上官员共二十余人，全部免职。函谷都尉、建平侯杜业，一向与翟方进不和，翟方进弹劾说：“杜业接受红阳侯王立的书信和请托，不敬。”于是杜业也被免职，遣返他的封国。
胡三省注：
函谷都尉负责在函谷关检查出入。杜业是杜延年的孙子，一向不事权贵，和翟方进、淳于长都不和。淳于长被免职遣返回封国的时候，王立写一封信给杜业，请他不要因为以前的矛盾为难淳于长。淳于长出关之后，罪行败露爆发，被抓到洛阳监狱，丞相史搜得王立的书信，上奏说杜业接受王立的请托，犯了“不敬”之罪。
华杉说：
翟方进当然是个坏人，杜业本来和淳于长是有矛盾的，反而被他打成淳于长一党，被清洗。杜业呢，他“一向不事权贵”，但是又做得不够彻底。彻底的应该怎么做呢，就是完全透明公开，你写信向我请托，我就把你的信公开，或者亲启密奏给皇上送去。我这里只有公事，没有私事。但是，这样能行吗？不会把王立得罪了吗？或许还会被陷害得更惨吗？突然这么干当然不行，但是，如果你一开始就建立的是“不粘锅”形象，人人都知道，就不会有王立请托的信。
如果做不到这一步，那就按游戏规则来，那就是防不胜防，你也只能认赌服输了。
皇上因为是王莽首先揭发了淳于长这个大奸臣，称赞他的忠直，王根于是推荐王莽接替自己。十一月丙寅日（柏杨注：十一月无此日），任命王莽为大司马。王莽时年只有三十八岁。王莽拔出同列，继四位叔父之后辅政，想要让自己的名誉超过前人，于是更加克己不倦，聘请诸位贤良做自己的部属助理，皇上给的赏赐，和他自己封地的收入，全部都分给这些士人，而自己更加俭约。母亲生病，公卿列侯派遣夫人们来探望，王莽的妻子出来迎接，衣服的长度都不到地面，外套仅仅遮住膝盖，看到的人都以为是家里的奴婢，一问才知道就是夫人。王莽博取美誉，就是这副做派。
华杉说：
成帝的神经太大条，当初萧何稍微多了一点美誉，就引起刘邦猜忌，以至于萧何要特意安排家人做一点强占民田的不法之事，让刘邦能收到对他的举报信，才得以过关。如今王莽作为一个臣子，皇上给他的赏赐，他全部分给大家，封地的收入，自己也一分钱不留，也分给大家，那他到底要什么呢？
再往前，王翦带着秦国六十万大军伐楚，为了避免秦王嬴政的猜忌，成天派使者回去找秦王要田要地，以显示自己没有志向。
再往前，田氏替代姜氏，夺取齐国政权，就是全国上下都得他的好处。
历史的经验教训太多太多，成帝号称爱读书，却没有读到关键。王莽已经登峰造极，发展到和皇上“争夺民心”，他还懵然不觉。
11、
丞相翟方进、大司空何武上奏说：“春秋之义，用贵治贱，不以卑临尊，如今，刺史的地位在大夫之下，却负责督导二千石官员，轻重不匹配，臣等请撤销刺史官职，该设州牧以应古制！”十二月，撤销刺史官职，改设州牧。
华杉说：
翟方进、何武所奏，逻辑不对。刺史和州牧，完全是两个性质，跟什么贵贱尊卑没关系，或者说，当初汉武帝特意就是要用级别低、有冲劲的年轻官员，去监察级别高的地方官。刺史是中央派出的监察官，"刺"，检核问事之意。刺史巡行郡县，分全国为十三部(州)，各部置刺史一人，后通称刺史。而州牧，是地方军事行政的全权长官。所以不存在“改刺史为州牧”，而是撤销了中央的监察，地方权力极大的扩张。到后来，州牧又发展为世袭，所以大家在《三国演义》里看到，一个州牧，差不多比汉初的诸侯王势力还大了。
何武之前上奏，也是以恢复古制的名义，设立三公。丞相是秦制，三公是周制。重新设立三公，是分丞相的权，这个制度一直到东汉末年，曹操才重新集权于丞相。把丞相的权一分为三，皇上当然是乐意的。撤销刺史，设立州牧，皇上为什么同意，不知道了。
12、
犍（qian）为郡在水边发现十六枚古磬（qing，古代打击乐器，形状像曲尺，用玉、石制成，可悬挂），大家议论纷纷说这是祥瑞。刘向借此上书说：“应该重新建立辟雍（天子之学，相当于中央大学），庠序（Xiang Xu,地方上的学校）等各级学校，陈设礼乐，隆兴中正平和的雅颂之声，提倡揖让之礼容，以风化天下。如果把这些事情做了，天下还不能大治的，未之有也。有人说：‘现在的礼教不完备，没有用。’礼以培养教化人为本，如果有什么不完备，也不过是培养教化不完备而已。如果说礼教不完备，那刑罚就完备吗？而刑罚的过错，却足以致人死伤，如今的刑法，也不是皋陶时期的刑法，有司制定法律，也是该减就减，该增就增，都是为了适应这个时代。而一说到礼乐，就说不敢动，那是敢杀人，不敢培养教化人吗？只是因为祭器和乐器的不齐备，就放弃不做，这是舍弃小的不齐备，而去就那大的不齐备，这不是太令人困惑了吗？教化为重，刑法为轻，舍教化而就刑法，就是舍重取轻了。治理国家，首先依靠的是教化，刑法只是协助，不是带来太平的根本。就连京师长安，都有悖逆不顺的子孙，以至于陷于死刑，还不能根绝，这都是因为没有仁义礼智信的五常教化。汉朝上接千年衰微的周朝，和残暴的秦朝留下的弊端，人民长期浸淫于恶劣的风俗，贪婪奸险，不懂义理，不给他们教化，而唯独靠刑罚，终究不能改变民风。”
皇帝将刘向的言论发给公卿们商议，丞相、大司空奏请建立辟雍，还在长安确定选址，测量土地，立下标志，但是，还没有动工，又不了了之了。
当时，又有人说：“当初孔子一介布衣，门徒还有三千人。如今天子大学生员太少！”于是将生员扩招到三千人，但是过了一年多，又恢复到以前的一千人。
刘向自以为皇上信任他，所以经常上书直接批评宗室，又讥刺王氏及在位大臣，他的话大多很痛切，发于至诚。皇上想用刘向为九卿，但是不被王氏及丞相、御史等当权派接受，所以始终没有得到提拔，在大夫一级停留前后三十余年而卒。
刘向死后十三年，王莽篡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