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第一部分
祖母开始给我讲幸子的故事，是在我和林棹的关系出现问题的第二天。一封来自青岛的聘书这几天都发着光，那光芒，足以覆灭目黑川边这间小公寓的未来。
“由纪，”林棹的声音很轻，“我们去看看，好吗？”
“我们？”这个词从未如此沉重。我感觉自己在东京扎下的根，那些无形的、盘根错节的、由工作、朋友与习惯，正被它连根拔起。
第二天，我就逃到了祖父母的家。那是一座阴暗陈旧堆积如山的老屋，空气里霉味极重，混着祖父书房里飘出的旧墨气息。祖母正跪坐在矮桌前泡茶。她的动作很慢，注重每一个提腕与倾水的瞬间。遂忍不住看向桌子椅子的底部，积着灰的榫卯处带给我泛泛之感，这种角落早就被人遗忘或者无心打理。我低着头，祖母问东我提西，她轻易就看出我在两难中翻来覆去。祖母说，一旦人在黑暗里体会过那种徒劳，像把捡来的海棠花从左边的袖口移到右边的袖口，难免会流露端倪，祖母问我，又闹矛盾了？我不知如何回答，含含糊糊嗯一声。祖母的目光越过我，聚在庭院里的那棵海棠树，“你们还可以选择，还能为未来争吵，这多好。我认识一个女孩，在你的年纪，她都不确定能不能活到明天。”
“谁？”我问。
“一个叫幸子的女孩，”祖母说，“很久以前，在中国的青岛，我认识了她。”
自那天起，在祖父沉浸于书房、将霉味隔绝于外的那些午后，祖母开始用一种近乎梦游的语调，重新讲述幸子的故事。她说起沟渠中的水葫芦笼在影中；说起她们住的院子，天空一角已落的昔日辉煌。她说，幸子和那个中国女孩，是在看清对方后才重拾自己的——她从不用更具体的词。她说，那女孩有一双安静的眼睛；幸子觉得，望着那双眼睛，火的影子、水的波纹都静了，半空中那种噼里啪啦作响的杂音也散开了，她说，大概是骤雨的杂音，但那也不重要了。
她们的友谊，是用方糖建立的，方糖上扎了串白的粉纸花，女孩的脸也笑成了花，在夜里，糖从一个手心悄悄滑入另一个手心。几株长在墙角、蛛网缠住的野菜，被那个女孩用手势教会幸子如何辨认。再后来，那个中国女孩，不知从哪里寻来的碎布和针线，为幸子缝了一条短裤，上面印着几簇将开未开的海棠花。
“一条海棠花的裤头，”祖母的声音很小，她说，“幸子说，那是她唯一的财产。穿上它，冰冷的夜里，就好像没那么冷了。”她描述着那海棠花的纹样，描述着冷与寂静，描述着那粗糙布料贴着皮肤的快感，描述着那抹红色散落的火焰。她的讲述，那份温暖、那份羞怯、那份模糊的过往，正从她此刻的青岛物语里，满溢出来。
“幸子认为”祖母仰头看屋顶处磨砂玻璃天窗，搅动着茶碗里的茶，有一次，她这样开了头，却在中途失神地喃喃：“……我苦了十五年的命，受了十五年的打，我以为我强硬了，比男人还强硬，结果比水蛭还软，我想让这骤雨下得再大，更大，无穷大。大到我不能喘气了，不想喘气了。”她目光垂落，沉默了片刻，才用另一种语调补充道：“……这是幸子后来说给我听的。”我没有追问。祖母理所应当成为之后一切记忆与痕迹的收纳之所，我只是看着她反复取出或归置，看着她脸上流淌着一抹红，那是一种与她的年龄极不相称的、混杂着幸福与伤痛的、少女般的表情。
我总是调侃祖母，小津安二郎电影里面的人都没你演的好。这句话并非毫无依据，静默的美、流露出见识不同层面的人的痕迹构成了祖母。时间既允许了痕迹又呼召了美，她永远是微微地躬着身子，不张扬，不喧哗。眼神总是垂着，看着自己膝前的榻榻米。当夜刮个大风，海棠树影婆娑，风铃叮当作响，海棠像是记忆生成的，明暗勾勒的边缘，粉红色极为软弱，祖母忍不住伸出手，在花瓣上留下指印，留下一抹甘愿自我消融的温柔便悄悄离去。我在一篇关于“日本传统女性美学”的论文里，以祖母为原型，赞美她那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坚韧，赞美她朴素的生活方式。当祖母开始对我讲述“幸子”的故事时，我把它当作一种属于那个时代的、充满物哀的往事来聆听。那些关于院子的月光、褪色的海棠花裤头的细节，在她听来，都自动被处理成了一帧帧构图完美的、带着凄美质感的电影画面。
而祖父则是完全相反，保留军人的习惯，比世田谷还先醒来，然后叠被，推入壁橱。这时祖母可能翻了个身，还在梦语。祖父说他总是穿一件薄衬衫，用冷水洗脸后去庭院，做陆军时代的体操。
六点整，收音机打开。永远是那个频道，他一边听，一边擦拭军刀，刀鞘上的纹饰泛着冷光；几枚勋章，他擦得很慢，绶带已微微泛黄；可能有人会嫌弃这卖不了几个子，其实客厅的展示柜也有一些价值不菲的中国藏品，一个晚期民国的紫金砂壶，一套外紫砂内青釉的虎子，雍正年间仿哥窑的小鸡心罐，釉色滋润。但对于祖父，他可能是在怀念过去。尤其是墙上那张黑白色照片，上面一群年轻军人簇拥着日章旗，笑容骄傲，站在防弹掩蔽部上，后面是一个院子，几朵海棠探出泥墙。祖父曾提起过它像一个坑，他们曾在这个穹顶只有几米厚的混凝土防御堡垒里面击退过敌人。祖父在擦拭时，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专注而虔诚的。偶尔也会突然停顿，目光失焦，停留在某个看不见的点上。这个停顿可能只有几秒钟，然后祖父会用更大的力气继续擦拭。他对家里的卫生，有着近乎病态的要求。所有物品都得归于原位。还会监督祖母按时吃药，定期体检。祖父的早餐永远是米饭、味噌汤和一小碟腌萝卜。祖母将饭菜端上桌，两人相对而坐，沉默进食。若祖母说起邻居或天气，他只会附和一声。
林棹来访之前，祖父一直待在书房。祖父书房里面旧书堆积如山，书架没有小说和诗，只有历史。那天，林棹带着礼物，姿态谦卑。到访的下午，祖父正在修剪五针松，松树的形态还有一点小瑕疵。林棹向祖父鞠躬，用略带口音的日语问候。他点了点头，目光示意廊下的茶，随即转身继续修剪新生的嫩芽。
那天晚饭，祖父问林棹：“你的故乡是青岛？”林点头称是。祖父便不再言语，只是用筷子，将一条烤鱼的脊骨，完整地剥离出来，方便嚼咽。我看见祖母的背，在那一瞬间，似乎更佝偻了。这样的祖母令我心疼，这让我联想到一个骤雨的夜晚，我看见祖母也是这样，她手中，是一条褪色的海棠花裤头。她没有抚摸，而是将它紧紧地贴在胸口，她的身体正因哭泣而剧烈颤抖。祖母静静地坐在那里，眼睛半闭着，几株被雨水打湿的绣球花在记忆里面飞速掠过。她的手，放在膝上，正在无法抑制地颤抖。我站起身，走到她身边，用我的手，裹住她瘦缩的手。在那一瞬间，东京的目黑川、上海的聘书、我与林棹微不足道的烦恼，全都消散了。我看到的不是祖母，而是穿着海棠花裤头、在青岛的骤雨中幸存下来的少女幸子。
第二部分
我曾以为，幼年的经历便是人生的全部骤雨，以为穿过窄路便是生机。直到十五岁那年才明白，那只是个开始，整个时代的骤雨才刚刚降临。
那年春天，青岛的风里还带着海水的咸腥和寒意，有人用甜言和方糖，把我从长野乡下的饥饿里带到一座有高墙的院子。墙里种着几棵海棠，花开得正盛，粉云如霞。但海棠花香被消毒水和男人身上劣质烟草的味道给玷污了。
在这里，名字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只是被反复使用的物品。夜黑了，雨来了，在初夏的第一场雨，借着灯光，能看到雨拍打在海棠花上。我躺卧在床上，背火辣辣的疼，像针扎，像火烧，状态一天不如一天，怕是走不尽这窄路了。我曾以为经历了一场骤雨后就到头了，以为窄路的最后是一片生机，雨停了，海棠花落，路也快走尽了，却迎来一场更大的雨。我想只有经历这雨，才能穿过这路。雨越下越大，成为我经历的第二场骤雨。我以为我会像一只被掐断脖子的鸡，扑腾几下，就死了。结果人是韧的，竟比野草还韧。痛和羞耻，都是会麻木的。当我以为自己已经彻底麻木了，却遇见了她。我看着她，外面的世界就都安静了。我们是同一个房间里，两株并排种下的植物。起初，我们只是看着彼此，用眼神确认对方还活着。后来，在集体清洗身体的、雾气昭昭的浴室里，她会不动声色地站到我身后，为我掀开褂子，用一块粗糙的布抹着药，替我擦着背后的粉红色疙瘩。她的手指很凉，触碰过的地方，有一小簇火在烧。
我的海棠花裤头，就是她送给我的。她把它交给我时，没有说话。只是把它叠成小小的一块，塞进我手心。我迫不及待地扒下全是补丁的裤头，轻轻地抬起一只脚溜进一个窟窿，还有一只脚也迅速插入，我踮起脚尖给她一个拥抱，不紧不慢地脱下裤头，捻着裤头的两边向外拉伸了两下，亲吻它数秒，这才重新穿上那摩擦皮肤的粗糙布料，在那一刻，我感觉自己不再是一具空洞的物品，重新拥有了身体的边界。我闻着那上面残留的、她指尖的味道，在心里对自己说，活下去。
夜里，当门被推开，当男人的身体压上来时，我会死死地攥住裤头的一角。那是我唯一能抓住的。我会看着对面床铺上，那个在黑暗中蜷缩着的、她的轮廓，想着她也穿着这样一条海棠花，在和我一起忍耐。我们就像雨中绽放的海棠，女人本该如花绽放……
在这里，相较于爱，我更愿意称之为互相舔舐伤口的本能，我把她当姐姐，她把我当妹妹。她会把她那份饭里唯一的、一小块腌萝卜，藏在腮边，再偷偷吐给我。我会把我攒下的、用来清洗身体的清水，多分一半给她，让她能多擦一遍被弄脏的头发。
有一次，一个军官看上了她，她瘫坐在那，她好像真的累了。她看了我一眼。就那一眼，我什么都明白了。背上的疙瘩开始怒喊，发出雨落的声音，我想到女人本该如花绽放，我看着裤头上的海棠花，在筱麦桔窝屈膝蹲下来，把身上的揩拭干净了，愤愤地说：“你如果不嫌弃我背上的疙瘩请先试试我。”
她瘫在门下发怔，男人的目光火烧火燎地搁在我的脸上，流到胸脯，抚摸着，挑得胸坚挺了起来。我穿上海棠花裤头，男人们看着我脱了衣服，与这布料裤头上的海棠相融时，眼睛就红光灿烂如燃了的焰火。刚开始，我既不认真，也不当儿戏，想巧妙地躲开，可一接触，身子就不动了，更软了，眼睛也轻佻地转动着。这段时间太过漫长，我看着窗外的海棠，看着裤头的海棠，看着我的海棠，只恐夜深花睡去。接下来的事，像一场没有声音的梦。狭小的房间里灭了灯，天上很黑。星星在摇晃、在飞落，也在照亮周边的黑暗，放射微微光芒。我在黑中看到一点红，它是被刺开的光，使静寂的盛夏猛颤。在夜最后的挺进中，星星消失，我也离去，天空只留下一些光热的动荡。我只记得背上灼热的痛，我忍住了，我没有哭，没有用手去抠，疙瘩没有被刨出鲜血，只是安静地看着她。
后来，她趁着夜色，爬到我的床边。我的裤头上有几处泛有纹边的圈，圈里还停留淡淡的腥鲜味。她用舌尖顶了下圈，然后砸嘴，泪水潸潸地流下。她的舌头是凉的，带着咸咸的、泪水的味道。我能闻到她头发上的香气。我转过身，在黑暗中，第一次感受到那股凉意。她的嘴唇很软，开满海棠花。那一刻，噼里啪啦的雨声倾倒了，士兵的皮靴声熄灭了。月光透进来，照在她弓起的背脊上，以及盘桓于心中的慨叹。我们就在这片短暂的寂静里呼哧呼哧，橘络盘部，进入汁水丰沛的内在。院子里漂浮的气息和梦境，最终都聚在海棠花开。
那一夜，我梦见了我的家乡，梦见长野的山里下起了骤雨，雨很咸，碾碎了海棠花瓣。我张开双唇，想让雨下得更深一些，灌满我，从里到外。可雨水只带来姐姐的腥味，那股淡淡海棠香，现在只剩下咸味。拿枪的人给的糖也是咸的，外面裹着一层甜，舌头一舔就化了，露出里面的腥咸。他把糖塞进我嘴里的时候，手指碰到了我的牙齿，我多么希望姐姐在我身边，越想她，越想哭，我一边哭，一边努力收敛自己，不要啜泣、不要乱跑。
雨声里有卡车碾过石子的声音，很重，野蛮，把路都压碎了。浓雾稠密地流淌进院子里，湿哒哒地挂在我身上，姐姐找到了我，把我搂在怀里，我的被窝是一片海棠香。枪声响了，姐姐抖了一下。我以为是雷声，我说，姐，打雷了。她说，呀，下雨了。我紧紧合拢膝，想让骤雨停留在繁枝上，这样我就能逃离喧嚣，酒落在四周的浅水中。
那不是回忆，而是雨，雨下得很大，很软，把枪声都软化了。再后来，姐姐就不见了。她被雾吃掉了，在很远的地方熄灭了。她的脸，我也记不清了，她的脸上开满海棠花，被雨水打得一片模糊。我应该没有哭。我只是觉得饿，肚子被搅得火烧火燎，姐姐把自己的烙馍分给我，她说，吃了就不饿了。吃了，就能活。我活了。可姐姐……
我还是觉得饿，什么都填不饱。我把雨水咽了下去，把眼泪也咽下去。我想，如果我能找到找到姐姐被割下来的舌头，把它吃下去，是不是就能尝到海棠香，就能填饱肚子了。可我找不到她。她在对岸，河太深了，我蹚不过去。河对岸，姐姐的碎花布衫晾在那里，她的小辫顺着右胸的轮廓垂下来。她把额头上一绺湿的乌发捋于耳后，对着我笑。
那也不是回忆。是雨下得太大了，我的眼睛花了。对岸染上了一层白花花的颜色，远近层次已分不清了。雨里只有我，和我怀里那捧越来越冷的，姐姐的香味。我依然穿着那条海棠花裤头，但它已经开始褪色。我时常在夜里，把它脱下来，凑到鼻尖，用力地嗅，从上面找回一点她残留的气息。但一天比一天淡，最后，只剩下布料本身的、陈旧的味道。河对岸飘来烙馍的香气、筱麦桔窝里干草的味道。它们都在对岸，而我在海棠花林里。夜色宛如洪水滚滚而来，将我吞没了，将光也吞没了，夜雨的喧哗声使我的梦无限扩张，又将海棠吞没了。我试着在梦里蹚过去，水依旧是冷的，刺骨的，哗啦啦地淌。水里只有我的倒影，一个被雨水打得支离破碎的影子。我从海棠林里，又摘了一些海棠。花瓣上全是雨水，像流不干的眼泪。我把它放进嘴里，轻轻地咬。花瓣碎了，满嘴咸味，是姐姐的味道。是海棠的味道。我把它们铺在我的身上，现在没有我了，只有海棠花。流水声更大了，雨声小了，枯萎了，像花一样。花还在盛开，在隐隐绰绰的银白色中哭泣着骤雨。风更大了，他用力扳着海棠花树枝，树枝弯曲着，姐姐的手也弯曲着。她的下面裹着浓雾向我走来。她浑身发抖，雾穿过了他的脖颈，我看清了姐姐的脸，只有花。雨还在下，风还在刮，海棠却不再是海棠了。这雨不是海里来的。是舌头尝着舌头。是姐姐尝着我。在臼齿间，是我的眼泪。我依旧在房间里面吃着糖，躲在筱麦杆窝里，我能看到远方的海棠，依旧淋着雨，我的海棠也还下着骤雨，我看着姐姐，看着我。我想成为姐姐，成为海棠，成为雨，成为幸子，幸子是谁？谁又知道，谁又知道，谁把姐姐还给我……
第三部分
我在日本开始从事研究时，那些讲授历史建筑的学者，在右翼的道路上一路顺遂，一直沉浸于对权力的幻想之中，所以我基本上什么都没学到。而对我来说，佐佐木教授是我自从接触历史以来能够聆听其教诲的第一位老师。至今仍能记起，自己理解了他构想后的愉悦。他当时正大谈历史建筑保护与记忆遗产研究的国际事务，尤其是参与一座位于青岛的、关于二十世纪城市记忆的纪念馆。为此，他扎进故纸堆多年，他向我谈及日占时期的城市规划图、建筑蓝图和官方报告。以及强迫性的秩序感和近乎鸽子笼大小的房间地基，表现在监狱、交易所建筑物，慰安所和精神病院，以及按照直角网格的方式建造的住宅区里。有一次教授这样对我讲，他的调查研究，早就超出原来作为论文选题的初衷，现在他基于自己的视角，为研究所有这些建筑之间的相似性做着无穷无尽的工作。佐佐木教授说，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投身于这样一个领域，很可能当他最初开始着手自己的研究工作时，有人给他出了坏主意。不过话说回来，他确实也是听从了内心的某种冲动。这和他早年着迷写作有关。佐佐木教授说，在他的研究伊始，以及后来在他初次逗留青岛期间，他几乎每天走访一个院子，多数情况下是在清晨或傍晚去拍照，观看被煤烟熏黑的泥墙，沿着墙基，还能辨认出一些残垣。教授说，他喜欢感受光线被切割的支离破碎，大片粘稠的阴影携带着旧石灰的气味与细微的灰尘颗粒，以及远方的列车驶入夜色，如他所言，青岛兼具幸福与不幸。我还记得，那天下午，佐佐木教授的演讲与下跪，他在东京大学对我讲，他想在青岛久居一段时间。在我心中，教授和鸠山由纪夫、小林正树一样值得钦佩。而直到一九八二年，我返回青岛，这个地名本身是他留给我的唯一线索。在我印象中，我在目黑川边给他写过几封信，但从未收到过回音。幸运的是，在青岛的研究工作还算成功，之前我和佐佐木教授讨论过，所有关于“特殊慰安施设”的资料，在官方建筑档案中，只留下了一些语焉不详的编号和空白的地址。这一切都指向一个与青岛相关的个案。即一份编号为“特殊慰安施设関系资料（青岛支部）·其ノ三”的、解密的日本防卫省档案的微缩胶片。那是一份昭和十九年（1944年）秋的“特殊妇女”健康状况的报告，打印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在报告的末尾，“处理”一栏下，有一个手写的名字，潦草而急促，几乎难以辨认。名字叫李静。后面跟着一个更潦草的标注。
根据佐佐木教授提供的资料，我查阅了当时青岛驻军的内部惩处记录。记录详尽地记载了士兵的违纪行为——盗窃、斗殴、逃兵，但关于“慰安妇”的惩处，却讳莫如深。只有一个日期，与那份报告吻合。记录上写着：“昭和十九年十月二日，两人于海泊河畔败坏道德，小林静子因铃木彻干预，得以幸免。”
也许就是因为看到了这点，我才会在那次晚餐上如此激动，那是我第一次处于历史的激流之中，我能感受到自己处于说不上来的危险、狭隘的民族主义境地。直到前段时间，我看见由纪的写作账号的笔名改成了幸子，看完《海棠骤雨夜》才知道由纪的祖母小林静子也是受害者，她描述到：现在黄岛区的一处院子的尽的头立着一棵海棠树，是以一种嶙峋的近乎病态姿态顽固存活着。想必由纪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逐渐从写作中找回自己。不管怎样，在这段时间，我并没有常常想到由纪，分开了就是分开了，如果说有时她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我也一转眼就把她忘了。但我突发奇想，想去黄岛区一探究竟，我至今也无法想象，这种不确定的选择是多么的奇妙。我记得，我寻找了几天也没找到那个院子，倒是很多站街小姐的瞳孔中，联想到由纪笔下的那些慰安妇女，她们的眼睛发出一种明亮无比的光辉，即便她们本人可能感受不到。当时我还在为自己能否工作顺利充满担忧，与此同时，我的脑海又萦绕了一种惩罚相关的解脱，也许真的是我们太过苛刻了，在国内，现在越来越缺乏由纪这样的女子。也许是在一个靠窗站着的瞬间，我承认我后悔了，零零星星的雪花从灰蒙蒙的天空飘落而下，我隐约看见这些雪花飘落在院子黝黑的裂缝中。我想到那种万籁俱寂与一切都被掩埋……我们的工作不就是如此吗？我记得当我走进一条细窄的小道后，终于看见由纪描绘的那个院子，距离我第一次来黄岛区已经有小半年。这时，我突然发现，在摇摇晃晃的树影中，闪出一个孤单的身影。那一刻我意识到，此人只可能是我一直惦记的佐佐木教授。在那天的碰面后，我讲了不少，譬如说，我于一个宁静的下午长时间坐在青岛的茶馆，我还记得那有位老奶奶，一个正在编织海棠花的老人，记得壁炉火上那些烧的通红的炭，记得小米辣炒莴苣的香味，记得两侧磨损不尽相同的雕刻，佐佐木教授对型案、材料、图案也颇有考究，他经过我的描述后就准确说出那是一个晚期民国的紫砂壶，比铃木先生的那个藏品的层次感要差些。说到这，我不能不提及一下，铃木彻在战后成了他的学生，铃木先生是一个坚定的历史修正主义者。教授后来得知，铃木先生从青岛带回了一位女子，并娶她为妻。这件事，在他的朋友圈子里，被当作一则“武士的仁慈”流传。他的妻子，教授只在一次新年聚会上，远远地见过一面。她非常安静，几乎没有存在感，总是微微地躬着身子，像一个终生都在道歉的人。现在回想起来，教授可能早就发现我和这之间的关系，难免会出现端倪，他是希望我不受双方长辈的影响，能和由纪走到最后的。话说回来，那位老人是一位曾在慰安所附近做杂役的老妇。也许是由纪的祖母的缘故，她不像我父母灌输给我的一套理念。她的话语，充满了老年人特有的、细节上的混乱和情感上的清晰。
那个日本闺女，不爱说话，她跟一个咱中国的闺女好，静儿手巧，也会缝，海棠……后来就出事了，听说她们被人发现了。那个日本闺女被保下来了。静儿……就没那个命了……
除此之外，我还告诉教授，我还是喜欢由纪，可惜回不了头了，教授笑着把我拉进啤酒店灌醉了我，我可能骂了铃木先生两句，也可能说我只是想干由纪罢了。我一再地翻阅那些为数不多的影像，尤其是那个坐在海棠树前的长椅中、将我和她的录取通知书放在膝盖上的由纪。当时喝酒还下了几场雨，城市不搞水污分流，暴雨过后，大家就得再淹到膝盖的浑水里半游半走，我们看着洪灾淹没我们的生活，我们仅仅只能看着他们，直到洪水也淹过我裤包里的那张照片。
第四部分
自从那次晚餐过后，静子对我说，想去青岛一趟，我说，那个破院子有什么好去的。她说，不是去找那个院子，只是想去旁边那座海边小镇看看，她继续说，这么多年一直都很想去看看。我让她别去，可她执意要去，还特别提到刚好是海棠花开的季节。我依稀能回忆起那次的体验，总之很不好，那边的海上落日没有我们这边的好，尽管那天是个响晴的好天。
我们坐在小镇的长椅上，从容悠闲地享受整天的时光，我问，最近由纪怎么样？静子说，她挺好的。我说，没想到林棹君是八路的后代，难怪眼神那么眼熟，没准我在堡垒杀死他的祖辈，也说不一定。她问，你是怎么知道的？我说，佐佐木君告诉我的。她说，收敛点，老爷子，这是在中国。我说，其实，我一直为由纪的事感到抱歉，那晚实在是太失态了。
我想，大概是那时候我才注意到岁月的流逝对她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她更加迟钝了，也可能这只是随着年岁增长而变得更加沉静了，我在她的面容下瞥见一种类似忧郁的神情。在那次之后，我卖掉了庭院里的五针松，把卖掉的钱交给静子，我笑着说，多出去看看吧，也挺好。
自从佐佐木老师向我询问林棹婚事的时候，我就跟他重新建立联系之后，我一直打算去来看看他，实际上，直到一个月前，我才前往荒川。也许，佐佐木那天下午向我倾吐心声之后，去世时会感到欣慰些吧。
到了他家，还没进屋就认出了我，兴奋地让我进去，还说好几年没人拜访了。我说，大教授还没有多少拜访者？我俩又笑了起来。然后他说，你肯定记得，铃木君，你当时拿着要塞的解剖图，骂它的结构不合理，不知道是哪个蠢货设计出来的。现在看来，我们似乎都……
“我想是的，不过你看问题比我更早、更清楚一点，至少我们曾经很有勇气，没有特殊洞察力的勇气。”正是这一点，当林棹君提到你的时候，我才认为佐佐木教授对我的评价不会太高。
“很多人认为，我们这一代人，应该为我们这个民族遭遇的一切负责。”我拿起酒杯，喝了一口清酒，“之前的我以为做的每一件事，都凭着坚定的信念。我相信，我是在为帝国的繁荣而战。我犯下的，是不可饶恕的罪行。战争最终给我们的人民，带来了数不清的痛苦，我应该负责。佐佐木君。”
“别这么说，”佐佐木说，“像您这样的人，为那些具体的、被抹杀的生命负责。这没错，但我才是最后给无数个体带来毁灭性痛苦的影响的那一批人。”他抬起头，说道：“我才是最该承受责任的那一批人。”
佐佐木教授说出这种话，我完全能理解，他在研究军事要塞作出了巨大贡献，就算是门外汉看见那错综复杂的平面长图，也会立刻理解到，为这种权利效力的工程师是真正的天才。我说：“好了，佐佐木教授，如今在意的只有我们，只有我们还在为此苦恼，为此哀伤，如今在意的只剩下我们了。”
那天下午，佐佐木教授虽然嘴里这么说，但举止神态却显示他压根不是一个感到幻灭的人。他当然更没有理由在幻灭中死去。也许，他回顾自己的一生时确实看到某些瑕疵，但他肯定也认识到，他能够引以自豪的正是这些方面，像我刚刚说的，而不管我试图从何种角度观看这个防御工事，我都琢磨不出它的建筑计划，它那些隆起和凹陷的部分不断地变换着，远远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以至于最后我无法将它同任何人类文明中的建筑物事，或从史前和古代残留下来的、默然不语的遗迹联系起来。我注视它的时间越长，就越是感觉到它频繁地迫使我在它面前垂下目光，对我而言它变得越发不可思议。于是这个要塞成了一个绝无仅有的、将丑恶与盲目暴力融为一体的怪物。那么唯一的瑕疵是什么呢？正如他自己指出的，只是当年我们不管做了什么，都是凭着一腔热血去做的。只是奉命行事，经常过于投入，而不考虑后果。但这比起因为缺乏勇气或意志力，而从来不敢尝试自己相信的东西来，肯定更值得称道。当一个人从内心深处产生信念时，再犹豫不决便是卑鄙的了。我希望，当佐佐木教授回顾自己的一生时，也能这样想吧。
在那之后，我决定起身出发去看看由纪，穿着很随意，毕竟我只是很正常地探望孙女。我乘上电车，来到东京的目黑川，然后顺着静子给的地址找到由纪的公寓。直到走到门前，我又开始犹豫了，无论如何，那次晚餐确实是我的问题。突然，门开了，这种剧情简直是烂透了，探望回来时，我对静子说，能不能别通风报信，这逗得静子笑了起来。现在回想起来，由纪说话也变得有意思了，她不时流露出来淡淡的反讽口吻，我倒并不觉得这是不礼貌的行为。我承认那天晚上的承认只是形势所迫，林棹君正是看中了这一点，但我还是想说，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难想象佐佐木教授能在学院里的演讲中下跪，但仔细一想，这并没有什么可羞愧的，反而是一种解脱。
我看了她的小说《海棠骤雨夜》，突然诗兴大发（其实是第一次写），在她的小说结尾上写了首俳句。
海棠花湿透，
略带咸味，
沉入夜的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