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序言：美的历程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华夏文明与古埃及、古西亚、古希腊、古印度文明比较起来，因其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以及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造就了独特魅力的华夏文明！那人面含鱼的彩陶盒，那古色斑斓的青铜器，那琳琅满目的汉代工艺品，那秀骨清像的北朝雕塑，那笔走龙蛇的晋唐书法，那道不尽说不完的宋元山水画，还有那些著名的诗人作家们：屈原、陶潜、李白、杜甫、曹雪芹……它们展示的不正是可以使你直接感触到这个文明古国的心灵历史吗？时代精神的火花在这里凝固、积淀下来，传留和感染着人们的思想、情感、观念、意绪，经常使人一唱三叹，流连不已。我们在这里所要匆匆迈步走过的，便是这样一个美的历程。那么，从哪里起头呢？得从遥远得记不清岁月的时代开始。
二、远古图腾
中国史前文化悠久灿烂，将近八千年前，华夏文明已初露曙光。旧石器时代的许多所谓“装饰品”；如钻孔的小砾石、钻孔的石珠、穿孔的动物犬齿、刻沟的骨管、穿孔的海蚶壳和钻孔的青鱼眼上骨等。这种原始的物态化的活动便是人类社会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开始，它的成熟形态便是原始社会的巫术礼仪，亦即远古图腾活动。区别于工具制造和劳动过程，原始人类的意识形态活动，亦即包含着宗教、艺术、审美等等在内的原始巫术礼仪就算真正开始了。
遥远的图腾活动和巫术礼仪，早已沉埋在不可复现的年代之中。它们具体的形态、内容和形式究竟如何，已很难确定。“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也许，只有流传下来却屡经后世歪曲增删的远古“神话、传奇和传说”，这种部分反映或代表原始人们的想象和符号观念的“不经之谈”，能帮助我们去约略推想远古巫术礼仪和图腾活动的面目。
在华夏神话序列中，继承燧人氏钻木取火之后的，便是流传最广，材料最多也最出名的女娲伏羲“传奇”了；从“黄土作人”到“正婚姻”，从“以佃以渔”到“作八卦”，这个有着近万年时间差距的人类原始历史，都集中地凝聚和停留在女娲伏羲两位身上。这也许意味着，他们两位可代表最早期的华夏远古文化？
那么，“女娲”“伏羲”到底是怎么样的人物呢？他们作为远古华夏文化的代表，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如果剥去后世层层人间化了的面纱，在真正远古人们的观念中，它们却是巨大的龙蛇。即使在后世流传的文献中也仍可看到这种遗迹：
山海经：女娲，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远古传说中的神、神人或英雄，大抵都是人首蛇身。这条巨大龙蛇也许就是我们的原始祖先们最早的“人心营构之象”吧，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那个人首蛇身的陶器器盖，也许就是这条已经历时长久的神异龙蛇最早的造型表现？龙蛇作为华夏西方氏族、部落的一个主要的图腾。
与龙蛇同时或稍后，凤鸟则成为华夏东方氏族、部落的另一图腾符号。与“人首蛇身”一样，“人面鸟身”在《山海经》中亦多见。以“龙”“凤”为主要图腾符号的东西两大部族联盟，经历了长时期的残酷的战争、掠夺和屠杀，逐渐融合统一。
这种斗争融合大概以西（炎黄集团）胜东（夷人集团）而告结束，也许，“蛇”被添上了翅膀飞了起来，成为“龙”；“凤”则大体无所改变，但从属于龙。“龙飞凤舞”也许是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华夏大地上高高飞扬的两面图腾旗帜。它是原始艺术——审美吗？是，又不是，图腾正是审美意识和艺术创作的萌芽。它们是一种狂烈的巫术礼仪活动，如火如荼，如醉如狂，虔诚而野蛮，热烈而严谨。你不能藐视那已成陈迹的、僵硬了的图像轮廓，你不要以为那只是荒诞不经的神话故事，你不要小看那似乎非常冷静的阴阳八卦……想当年，它们都是火一般炽热虔信的巫术礼仪组成部分或符号标记。它们是具有神力魔法的舞蹈、歌唱、咒语的凝冻化了的代表。它们浓缩着、积淀着原始人们强烈的情感、思想、信仰和期望。所谓“不知足蹈之手之舞之”。远古图腾歌舞作为巫术礼仪，是有观念内容和情节意义的，而这情节意义就是戏剧和文学的先驱。
三、青铜饕餮
华夏之明进入夏、商、周青铜时代的文化特征是，原始的全民性的巫术礼仪变为部分统治者所垄断的社会统治的等级法规，原始社会末期的专职巫师变为统治者阶级的宗教政治宰辅。殷墟甲骨卜辞显示，“卜禾、卜年、卜雨”以及战争、治病、祭祀都得请示上天鬼神，来决定行动的吉凶可否，这种宗教活动越来越成为氏族贵族统治的工具。专职巫师进而成为最初的一批思想家，他们把编造统治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谋生的主要源泉。这种幻想以写实图像的形态，表现在青铜器上。以饕餮为突出代表的青铜器纹饰，已不同于原始的几何抽象纹饰，而属于“真实地想像”出来的“某种东西”这种东西是为其统治的利益，需要而想象编造出来的“祯祥”或标记，它们以超世间的神秘威吓的动物形象，表示出这个初生阶级对自身统治地位的肯定和幻想。各式各样的饕餮纹样及以它为主体的整个青铜器其他纹饰和造型、特征都在突出这种指向一种无限深渊的原始力量，突出在这种神秘威吓面前的畏怖、恐惧、残酷和凶狠。
你看那些著名的商鼎和周初鼎，你看那个兽面大钺，你看那满身布满了的雷纹，你看那与饕餮纠缠在一起的夔龙夔风，你看那各种变异了的，并不存在于现实世界的各种动物形象，例如那神秘的夜的使者——鸱枭，你看那可怖的人面鼎，它们远不再是仰韶彩陶纹饰中的那些生动活泼愉快写实的形象，也不同于尽管神秘毕竟抽象的陶器的几何纹样了，它们完全是变形了的，风格化了的、幻想的、可怖的动物形象，它们呈现给你的感受是一种神秘的威力和狞厉的美。反映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那进入文明时代所必经的血与火的野蛮年代。
人类最初使用了野蛮的，几乎是动物搬的手段，这就是历史真相。历史从来不是在温情脉脉的人道牧歌声中进展，相反，它经常要无情地践踏着千万具尸体而前行。吃人的饕餮恰好可作为这个时代的标准符号。这个动辄杀戮千百俘虏、奴隶的历史年代早成过去，但代表、体现这个时代精神的青铜艺术之所以至今为我们所欣赏、赞叹不绝，不正在于它们体现了这种被神秘化了的客观历史前进的超人力量吗？正是这种超人的历史力量才构成了青铜艺术的狞厉的美的本质。同时，由于早期宗法制与原始社会毕竟不可分割，这种种凶狠残暴的形象中，又仍然保持着某种真实的稚气。它们仍有某种原始的、天真的、拙朴的美。
与青铜时代同时发达成熟的，是汉字。汉字作为书法，终于在后世成为华夏独有的艺术部类和审美对象。追根溯源，也应回顾到它的这个定形确立时期。甲骨文已是相当成熟的汉字了。汉字以“象形”“指事”为本源，“象形”有如绘画，汉字书法的美也是建立在从象形基础上演化出来的线条章法和形体结构之上，即在它们的曲直适宜，纵横合度，结体自如，布局完满。仓颉造字，盖依类象形，字体舒体放尾，长翅短身，文体崇高肃杀之气，开阔宽厚之容，书法求行云流水、骨力追风、方圆适度。
四、先秦理性精神
所谓“先秦”，一般均指春秋战国而言，意识形态领域，也是最为活跃的开拓、创造时期，百家蜂起，诸子争鸣。其中所贯穿的一个总思潮、总倾向，便是理性主义，正是它承先启后，一方面摆脱原始巫术宗教的种种观念传统，另一方面开始奠定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就思想、文艺领域说，这主要表现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则作了他的对立和补充，儒道互补是两千多年来中国思想一条基本线索。汉文化之所以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中国人之所以不同于外国人，中华艺术之所以不同于其他艺术，其思想来由仍应追溯到先秦孔学。孔子以“礼乐”为基础，把理性引导和贯彻在日常生活、伦常感情和政治观念中，而不作抽象的玄思，继孔子之后，孟子、荀子完成了儒学的这条路线。其基本特征是：把人的情感、观念、仪式（宗教三要素）引导和消融在以亲子血缘为基础的世间关系和现实生活中，这也正是中国艺术和审美的重要特征。
理性精神是先秦各派的共同倾向，名家搞逻辑，法家倡刑名，都表现出这一点，其中，与美学——艺术领域关系更大和影响深远的，要推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道家作为儒家的补充和对立面，相反相成地在塑造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文化心理结构和艺术理想、审美兴趣上，与儒家一道，起了决定性作用。孔子世界观中的怀疑论因素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方面终于发展为荀子，《易传》的乐观进取的无神论（“制天命而用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另一方面则演化为庄周的泛神论。
孔子对氏族成员个体人格的尊重（“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一方面发展为孟子的伟大人格理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另一方面也演化为庄子的遗世绝俗的独立人格理想（“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表面看来，儒、道是离异、对立的，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乐观进取，一个消极退避，但实际上它们刚好相互补充而协调，不但“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经常是后世士大夫的互补人生路途，而且悲歌慷慨与愤世嫉俗，“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阙”，也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常规心理以及其艺术意念。
但是，儒、道又毕竟是离异的，如果说荀子强调的是“性无伪则不能自美”，那么庄子强调的却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前者强调艺术的人工制作和外在功利，后者突出的是自然，即美和艺术的独立。如果儒家由于以其狭隘实用的功利框架，经常造成对艺术和审美的束缚、损害和破坏，那么，道家则恰恰给予这种框架和束缚以强有力的冲击、解脱和否定。浪漫不羁的形象想象，热烈奔放的情感抒发，独特个性的追求表达，它们从内容到形式不断给华夏艺术发展提供新鲜的动力。庄子尽管弃避现世，却并不否定生命。而毋宁对自然生命抱着珍贵爱情的态度，这使他的泛神论的哲学思想和对待人生的审美态度充满了感情的光辉，恰恰可以补充、加深儒家而与儒家一致，所以说，老庄道家是孔学儒家的对立的补充者。
“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粗精焉。”《庄子·秋水》；“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以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庄子·天道），在这些似乎神秘的派法中，却比儒家以及其他任何派别更抓住了艺术、审美和创作的基本特征，形象大于思想，想象重于概念，大巧若拙，言不尽意，用志不纺，乃凝于神。儒家强调的是官能、情感的正常满足和抒发（审美与情感、官能有关），是艺术为社会政治服务的实用功利，道家强调的是人与外界对象的超功利的无为关系亦即审美关系，是内在的、精神的、实质的美，是艺术创造的非认识性的规律，如果说，儒家对后世文艺的影响主要在主题内容方面，那么道家则更多在创作规律方面，亦即审美方面。而艺术作为独特的意识形态，重要性恰恰是审美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