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与中国诗歌互为作用之研究
□山田耕夫
中国诗歌最早启源于民间，散落于民间，存传于民间口授之作，且多以集体创作为主，并且保持着朴素的儒家思想。它与西方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古希腊诗歌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不仅是东西方文化本身特点的不同，更主要的是它们所依托的思想根基的不同。
西方将此归结到一种哲学思想上，他们就古代诗歌，还进行过“诗与哲学之争”。其中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哲学思想，在他们看来的古希腊诗歌存在着表象与抽象、感性与理性以及形上与形下等诸多方面的不同差别。
而中国古代诗歌呢？
中国古代诗歌，其初受着儒家、道家、法家以及墨家等思想的深刻影响。相传孔子编定《诗三百》后，之时起的诗歌受儒家思想渐渐加深加重，之后所展示的中国古代诗歌精神无不明显着儒家思想的光芒。比如说，《论语》里记载有这样一句话，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里面就用了最诗化的语言点明儒家思想。所以这里，我们的儒家思想者将其哲学思想用诗歌的形式拓现出来，这个时候的的诗歌精神或说诗歌思想，可以说是儒家思想的另一种形式。要从中分而析出你我来，那就实在太难了，因为诗歌精神与儒思不可分了。
中国古代诗歌走到战国时期，百家思想相继出现，特别是春秋后期以后，中国各家思想闪亮登场，对诗歌的精神有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庄子说的“含万物以为一”那种思想与“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的诗化言语，完全凸现了中国古代诗歌精神与古代哲学思想的典范结合。进入战国时期百家思想的实质后，你就会不难发现这个问题的答案。特别是在孔孟之儒家思想的经典《论语》、老子的《道德经》、庄周的《庄子》等他们的典范著作，同样能找到相应的东西来印证之。
那时候的诗歌精神或诗歌思想表现出文哲不分家文史不分家，同唱一台戏。同时纷争也很热烈的，就象当年的古希腊的“诗与哲学之争”一样，后来古希腊出现了“悲剧”文学形式，它的出现对“诗与哲学”之争的话题稍有调和作用。而古中国呢？先秦的那些诸子百家，遭到了“焚书坑儒”;到了汉朝，再来一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古中国的从思想到文化真正统一到了儒家思想上来。
所以说古中国的诗歌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等等都尽展儒家思想之风流，后来的诗学理论基础也基本是儒家思想的诗学了。那么，我们又面临两个重要问题，古中国的诗歌的精神是什么呢？它的灵魂又是什么呢？其实这两个问题可以归一的，且问题挺大的，而且涉猎的领域是很广的，牵及的学科门类多，跨边沿学科也不少。而其大到思想性或其指导性思想，而其小到具体的研究性领域，此于我们的诗歌理论家先辈们还专门著书谈及过。如徐复观的《中国文学精神》还专章论述过，他的出发点也是基于古中国的儒家思想。从思想哲学等方面去谈这个问题的，我还看过清代的思想家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和当代哲学家李泽厚先生的《中国思想史》等，他的出发点和冯友兰先生以及古代历代文论典集都差不多执之于其儒家思想框架之中。但这些说法或结论中，我还是特别喜欢闻一多先生在论及唐诗中的孟浩然之诗时说过的话，他说，“得到了诗的孟浩然，便可以忘记孟浩然的诗”。这便为我们规定了诗歌的本质精神在于人格的内在体现的一种美的追求。
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从秦汉以后，特别是汉朝时期将儒家思想纳入自己的统治思想，从主客观等多维时空，规定了上层建筑的精神实质的支柱性内容，人们的政治生活与日常物质生活之实质行为准则。仅管有后来的唐宋元明清的外来宗教的影响，都没有从实质形式与内容方面去影响或改变之。
人称儒家思想是哲学，哲学是什么呢？说句实话，古中国，没有“哲学”的说法，古中国人将这类东西称“智慧”叫哲理不叫哲学，相对于中国人来说，那是近代中国从西方人那里引进来的外来语，古希腊语将之说成是“智慧之学”。而古中国人也有自己的“哲学”，那就是“哲理思想”。因为古中国人的那种“思想”不系体，没有形成一种思想体系，所以称其为“哲理”而不是“哲学”。古语云:汉人穷经而经亡，宋人明理而理废。这就从另一面说了“哲理”与“哲学"的根本区别。
这是题外话，现在言归正传。经过古中国不同时期的历史演变与发展，先秦儒家思想的产生以及发展给人以洋洋大观之感觉。其共性与个性的交错影响的中国诗歌，从形式到内容，从诗歌思想到诗歌精神等方面凸现了儒家思想的烙印，从而规定了中国诗歌的审美观等朴素的中华民族式的美学思想。
其实，在古中国诗歌里，所拓展的主题是正视自我生命及与之相关的大自然的“物我”之谐调共生共存之状态。他们这些古代诗人用诗歌去讴歌“物我本真精神”的价值定位与取向，从生态意义上求得《孟子》所言的“求放心”。“尽心知性，知性则知天”，此乃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强调人与自然的“回复本心，天人合一”。从而演变成“上下与天地合流万物皆备”儒家思想的完美之致圣境界。
我记得《论语》中有这样一句话，书中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它向我们指出了“道”是最高的目标，而“艺”才是人生的归宿。“诗”是“六艺”之首，古人非常重视赏诗写诗,把诗歌的创作视为最高尚的活动，古人云“不学诗无以言”，可想而知的。有人将“子曰”“诗云”放在同一个平台上去对待之，一个主要的原因，那个时候的诗歌(一直以来，都是如此的)可以承载儒家的精神文化,李泽厚先生在潜心研究中国诗歌与儒家思想的必然联系之后，他发现了中国古代这样的诗歌欣赏与审美的必然联系，且一直将这种互为影响延续到当今的新体诗歌。他说这是“先秦儒家把审美追求作为生命个体的终极追求”。他在他的《美的历程》一书中还说道这也是“个体与世界、人心(善)与自然(真、美)相互融入彼此支撑”。不管是《诗经》还是《楚辞》，一直到唐诗宋词元曲都把“人生作为出发点与归宿处”带进诗歌，成为诗歌的主要内容，以诗歌特有魅力去充分展示“人的自由和尊严”，去“关注人的命运与前途”。中国诗歌一直以此而形成的传统:“以审美追求——人格的升华、自然的融入”为其诗歌制高点，并为之不懈努力着一代又一代中国诗人词人。
以上，我们从儒家思家在诗歌美学意义的影响谈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的儒家思想本身就包含有博大精深的美学思想。而且又通过历代中国诗人的诗歌实践，认为儒家思想的“人生境界和自信而发的审美”对中国诗歌审美具有深远的影响。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魏晋时期著名田园诗人陶渊明先生的“身体力行”的田园诗歌实践找到证据。陶渊明先生的“种豆南山下，悠然见南山”那种诗歌的自然美恰如他的“世外桃园”影响着中国诗歌的美学追求。
所以说，中国诗歌在其儒家思想的作用下，不仅审美共感上和诗的相通处有了深刻的印痕之外，还在精神本质上与儒家思想有着共生共存之处，就是其诗歌创作与表现手法都与此相应。
从另一角度看去，我们难发现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古代那些诗人也是思想家，这也是儒家思想的必然结果。他们的“思维发散一点，观察客观一点”之中，还为我们演绎了一个事实，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变迁，那些诗人的思里包括了其他思想的多维影响。但儒家思想占据重要地位。所以说，中国古代诗人有其深厚的学养和读得天下书之海量，并以此推出中国诗歌生存与发展的好光景。单从从儒家思想去看待之，便散发出中国诗歌在地位上的高贵与创作上发展上的自由。
好，关于这方面的东西还很多，颇值人们去研究。不管从哪个方面去看待这个问题，都会引发很多东西。以此为开拓，发现诗歌的思想与艺术的美都与儒家思想的引领有关，可以这样说，中国诗歌实际上是儒家思想的外衣。
好，此说多有不是之处，诚谋同仁指评为盼！
2017.12.23.于浙江温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