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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商文明》
在商代，伴随着各种原材料、货物、信息、差使和命令不断地往来穿梭于各聚落之间，口头的和书面的语言交流就必然成为商代国家网络体系形成中的又一个前提。正是这种关系使得我们对中国文字起源的研究变得有意义起来 —— 如果我们注意到了汉字的最早发明是为了记录这一文化特征的话，将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去把握这一文化。
在一座墓中随葬如此多珍贵的遗物还不多见，这些遗物不仅来自商王国的四土，而且有的来自商王国以外的异域方国，它们是由商王国内外无数的手工作坊和无数工人的辛勤劳动创造出来的艺术结晶。由此看来，妇好的确是商代社会的中心人物，并已接近商代社会的顶端（武丁的法定配偶）。而与她相对应的社会最底层的成员则居住着半地穴式房子，墓葬规模极其狭小，这类遗存在殷墟的考古发掘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但它们不过是一些简单的或者甚至是统计式的资料而已，而居于社会最底层的平民们所占有的财富与妇好相比显然不成比例。
以前我们曾经指出过，城邑（ the walled town ）指的是以单一血缘组织 —— 族 —— 为基本单位的地区性居民群，是商代中国最主要、最基本的统治机构；而商王国，简单地说，就是商王直接控制的诸多城邑所组成的统治网络。至于“直接控制”（ direct control ），我们的意思是指，商王授邑主以封号，并赐之土地，该邑主则由此土地获得财富，依此财富管理城邑；同时，该邑主相应地要臣服于商王，为商王提供各种服役和谷物以作报答。这样的统治网络相当庞大 — 据董作宾统计，约有近 1000 个此类邑名 — 该统治网络等级森严，并且网络的周边范围也具有较强的伸缩性。
商都区，或称“商王之内服”，是商王经常举行大型活动的场所，由两个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地区组成，即“商”和“时都”（ the current capital ）（在安阳地区）。第三个王室经常活动的区域是王室狩猎区，而狩猎区从概念上看可能起着沟通内服与外服之间的联系，具有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商丘和亳县所在地区与先商和早商历史有着密切联系，也是商代考古学上的一个重要地区。然而，遗憾的是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黄河频繁改道，这一地区被频繁改道所冲积的数米淤沙所覆盖，而且也在中国北部自开封至大运河之间考古学上有名的薄弱区之内。
“兹邑”有时候和洹水的泛滥事件联系在一起，毫无疑问，“兹邑”所指的城邑肯定距洹水不远，应该就在洹水附近，洹水对该邑的破坏也是我们能够获得的重要考古学证据之一
这些狩猎活动的收获是相当可观的，可以为商人提供大批肉食，也可以为手工作坊提供大量的皮、骨和角等原料。
商王的这种特权很大程度上是凭借其特殊的地位获得的，因为商王是大宗之主，其他支系都是由大宗分离出来的。然而，商王所掌握的军事力量和他通过赐土对王国内远近城邑的控制，则必然为他的这些特权地位提供保障。
侯”“伯”封地的分布状况，大部分集中在今天的豫北、豫中、鲁西南、晋西南和陕西的中部偏东地区。这些方国主要分布在晋北、陕北、冀中和陇北等地区。侯、伯封地的分布图和各方国的疆域有重叠的现象，这说明，商王国位于晋西北和淮河流域东南部的疆缘地带皆不稳定，而商王国最稳固的根据地总是豫北、豫中和鲁西南地区。
经分析发现，在商代的任何时期都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土地是私有的；相反，据商代甲骨文记载，位于西北边陲的农田常被异邦侵扰，这些农田被商王国称为“我田”。 毫无疑问，甲骨卜辞中的“我”字泛指商王国或商王， 它的字形（带旗的武器）暗示着商王国和商王皆是建立在军事力量的基础之上。商人对土地的这种观念和西周时期的有关记载是一致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商代最为重要的农业生产工具恐怕是一种木质工具，这就是古代文献中经常提到的“耒”。遗憾的是，年久蚀尽，大部分此类遗物皆从考古工作者的铲下消失。在商代卜辞中，有许多文字所从之偏旁皆为以两叉状物掘土之形。
众人”是农夫，是当兵打仗的人。他们 …… 经常处于卑下的地位，和奴隶主贵族相对立。他们对于土地没有所有权 …… 被牢固地束缚在农业共同体中，受奴隶主统治者的支配，当兵、纳贡、服徭役。当兵被俘要变成奴隶，不当兵不卖命要一家人（父母妻子）立刻变成奴隶。他们的生命财产都掌握在王和贵族手中，他们实质上是王和贵族的工具和财富。
从一些与家畜有关的甲骨文字形可以看出，牛、羊和马等字都带有一个方形框，这说明牛、羊、马都是在一个方形圈中被喂养的。但是，至目前为止，这种饲养牛、羊、马的方形圈遗址在安阳或其他地区的考古遗存中还没有被辨认出来；我们对它们的结构、规模，尤其在居住遗址中的分布等问题都很感兴趣。
由于商代手工业生产的技术复杂程度较高，当时作为专门化生产的行业可能还有很多，如石器制造、木器雕刻、皮革制造、漆器制造、马具生产、怀有各种专长的厨业，以及其他各种被考古发掘证实的或文献记载的工艺品的制作等，即使不是所有行业，也是商代各家族和其分支的专门职业。有人推测，这些行业中 —— 即使不是全部 —— 至少也是大部分集中在王都区，其他地方则相对少见。
商王室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输入品可能是谷物，其中主要是粟。据卜辞记载，商王非常关心四方（东土、西土、北土、南土）的受年情况，而且对他的诸妇、诸子和诸侯的领土的受年状况也极为关心，但是对四周别国的受年情况却不重视。
在这些出行过程中，商王和他的大批随从无疑都要被他们所经过地区的臣民们“热情招待”。卜辞中有不少关于“取”马、牛和羊的记载，其中一部分“取”很可能就发生在这些行旅过程中。在每一次成功的战争之后，都会有或多或少的战争俘虏被带回，又当作劳动力与人牲而进一步增加首都的财富。
我们所做的收支对比，虽不是很全面，但已明确表明商王国的资产（谷物、肉食、手工产品和各种服役）流动极不平衡，一致地流向商代社会的上流阶层和聚落网中的大型城邑（尤其它们中规模最大的城邑，如国都）。
这里有可能存在着这么一个事实：中国古代文字根源于为了社会群体辨识而创造的陶器刻符，它与植根于会计学的近东的文字相比在表达方法上存在着显著差异。 这一事实强烈暗示着古代中国文字的优先意识：某一血缘组织的成员资格是其官方文字记述的首要事项，因为它是维护古代中国社会秩序的关键。
事实是我们可得到的有关商代文字方面的考古资料 —— 我们希望发现的唯一的信息传播手段 —— 是由成组的标志符号（陶文和青铜器上的徽号）、卜辞记录（甲骨刻辞）、馈赠赏赐记录（大部分是长篇青铜铭文和从武丁统治时期开始的贡入记录）等组成。其中只有最后一项文字信息是有关经济方面的记录，但是，即便如此，它们的确切目的可能仍是为了政治；并且最为重要的文字记载 —— 甲骨文 —— 也完全是为了一种政治目的：商王与其先祖进行沟通的能力、成功预测未来的能力，以及被吉德炜阐明了的 使其统治合法化的手段和保障他的经济实力。
如果晋南地区确为商人铜、锡、盐等资源的主要供应地，那么它在商王国与西方和北方各方国的相互关系中扮演着一个如此活跃的角色也就不足为怪了。对此陈梦家的论述极为精辟。他认为，商代晚期太行山以西（如山西南部）诸国的叛服是决定商、周兴衰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