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宁汉战争爆发

（1）

却说谭延闿和孙科，受南京特别委员会的委派，专程到武汉去与汪精卫、唐生智谈判，二人刚到芜湖，就被唐生智的军队围住。

三十六军军长刘兴，知道来的是昔日武汉政府的两个大员，但此时他们已经是南京方面的人，所以也就不怎么客气，只是公事公办，马上派人，把这两位“特使”送往庐山。

汽车在通往庐山的盘山公路上疾驰，车厢两边坐着荷枪实弹的卫兵。为了谭延闿和孙科的安全，负责护送的副官让他们俩坐在卫兵中间。这是一辆军用卡车，知道情况的，谭延闿和孙科是在被“保护”，不知道的，还以为士兵们押着两个犯人。

终于，庐山的牯岭出现在二人的眼前。但是，今天感觉却有些异样，仿佛这庐山与他们一下就生疏了许多，恍惚间，有一种蹉跎岁月之后的隔世之感。其实掰起手指算一算，他们离开这里还不到一个月。为什么有如此感觉呢？可能是因为他们不再是武汉方面的人，而是代表“敌对”的一方南京。

庐山，这座名扬四海的大山，素有“匡庐奇秀甲天下”之称。现在却被国民党的大员们用于避暑消遣，是什么时候起就这样，现在已经无从查考，但从上个世纪末英国人李德在此修筑第一幢别墅起，就为后来的繁华打开了“可供娱乐与消遣”的方便之门。

这里为什么叫“庐山”？传说周代有一个叫匡俗的道人，第一个来到这里。他先是在山顶盖了一间草屋，名曰“匡庐”。后来这人云游四海，一直就没有再踏上这片土地，致使后来的人看见的只是一间无人住的草庐，于是“庐山”这个名字也就应运而生了。

自古以来，庐山就深受众多游客与侠士的喜爱，特别是那些舞文弄墨的诗人或文学家之类，来此一趟，免不了要发出一番感叹。然后拿来笔墨，就在这石壁之上尽兴发挥。

自东晋以来，来到庐山的文人们，首先被这里的美景所吸引，他们面对庐山的云山雾罩，蒸腾霞光，不免会豪情满怀，对自己的感受尽情地抒写一番。所以，在那些断崖上、石壁间，都免不了要留下他们的作品。

当然，这里也是隐逸之士、高僧名道、江湖侠客的云游之所。

如今，身穿长衫，留着平头，长着一张四方脸的谭延闿，与梳着背头，穿着西装，一看就有些油头粉面的孙科，一到了庐山，就被这些奇特的文句所感染。在西林寺的壁头上，他们看见了这样一则文字：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是北宋文学家苏轼的一首诗，它非常潇洒地题写在了石壁上，后来为了让它保存时间更长，就有人请来石匠，把它在原处凿刻了下来，所以后人就把它称为《题西林壁》。

谭延闿和孙科被带到庐山后，并没有人马上来迎接他们，也没有人来向他们问候。这在一个月前，是不可思议的。

一个月前，为了“宁汉合流”后武汉方面能争取到更多的利益，二人就代表武汉政府与南京派来的代表宋子文讨价还价，最后把事情终于办妥。那时汪精卫看着谭延闿，一口一个“谭老”，看着孙科，一口一个“大公子”，仿佛二人肩负着一项伟大的使命，让这个堂堂正正的汪主席很倚重。

可今天呢？谭延闿、孙科被“护送”到庐山后，却不见汪精卫、唐生智的踪影，而刘兴派来的人也不见得有多热情。这显然是特意安排的一场“冷处理”。

此时，让一生都在宦海中沉浮的谭延闿，马上想到了苏轼的那首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他们这样做，究竟是什么目的呢？难道不想谈判吗？

（2）

一个多月前，谭延闿和孙科可是代表武汉政府这边来和南京代表谈判的，可如今他们却把自己又倒了个儿，居然代表南京来与武汉方面谈判，这真有些戏剧性的色彩。如果过分强调尊严的人，可能不会接受这一差事。可谭延闿不同，他是一个圆滑老道的政客，为了自身的利益，他就顾不得“尊严”二字了。

谭延闿目前所需要的，是一个冷静的头脑和敏锐的反应而做出的判断，其他都是其次的。如果说现在遇到武汉方面的人，马上指责他为“叛逆”的话，他也会沉住气，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他必须要这样，而且还要做得大度、开朗、热情，一看就是政治家所具备的“大人不记小人过”的那种气质。

准确地说，谭延闿与唐生智并没有矛盾，他们的距离也就是“先生”与“后生”的差别。谭延闿在湖南的第三次执政虽是唐生智的上司赵恒惕推翻的，但赵恒惕的统治却又被唐生智所推翻，这应该是谭延闿所希望而又不能做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谭延闿应该感激唐生智才对。

那么，现在谭延闿不去支持唐生智却去支持李宗仁，这又是为什么呢？这就需要我们去了解谭延闿这样的人。谭延闿比孙科大十一岁，世事的沧桑与宦海的沉浮，让他懂得了一个道理，就是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各种势力中保全自身。

从道义上讲，谭延闿应该站在汪精卫与唐生智一边，但李宗仁、白崇禧也没有亏待他。南京特别委员会成立后，谭延闿马上就被拟定担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这和他曾经担任过武汉国民政府代主席的职位一个级别，所不同的是，武汉方面多了一个“代”字，那是因为汪精卫还在回国的路上，这个主席不能不有人先干着，于是就让谭延闿代理。可如今南京特别委员会倒不是让他代理，而是名正言顺的料理。更其重要的是，新桂系已经是一种势力，它召集的南京特别委员会，是各种势力的凝聚点，其力量是十分强悍的，他谭延闿根本就得罪不起。所以，把谈判这个苦差交给他，他也只好接受。

不过，话又说回来。谭延闿认为，汪精卫、唐生智的折腾是不应该的，他们与特委会绝大多数人抗衡，肯定会吃亏。为了自身的利益与安危，他不能随便下赌注去支持他们。再说，他谭延闿在特委会的宣言中是签了字的，堂堂的国民政府主席，也不可能出尔反尔，支持别人去“反叛”吧。

在湖南曾经执政的一系列人物中，谭延闿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角色，他几经沉浮，忽得忽失。在军阀四起、攻讦争斗的年月，尤其是湖南这种东西南北都要经过的战略要地，能失而复得的人不多，能得而复失，又失而复得的人更不多。

后来的事实证明，谭延闿是一个十分精明的人。在军阀林立各自为政的年代，能纵横捭阖，成为一直都在盈利的“不倒翁”类型，可能他要算一个。这可以从他脱离北洋军阀后，到孙中山的帐下，依然是“红人”看出。

谭延闿一到孙中山阵营，就把所带的湘军拉上了讨伐陈炯明的第一线，后来其军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谭延闿任军长，还兼任过大元帅大本营内政部部长、建设部部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建国粤军北伐代总司令、国民政府常委兼军事委员会委员。

凭几十年的宦海沉浮来判断，谭延闿认为这个“谈判”是没有进展的，也就是说唐生智肯定要打。在临走之前，李宗仁找他单独聊过谈判之事。李宗仁的意思是谈得成就谈，谈不成就打，要他不要有太多的顾虑。也就是说，这谈判只是一个“先礼后兵”的过程，而不是一定要谈成个什么。

（3）

和谭延闿一起来的那位孙科可就不同了，他是国父孙中山的儿子。在孙中山逝世前，他一直在国民政府中担任一些不是很重要的职务。

孙科是个读了很多书的人，被许多人称之为“博士”，同时在他的背后有一块父亲孙中山的牌子，让许多人都有些怕他，于是就有人暗地里叫他“太子”。一句话，孙科是个养尊处优、我行我素的人。因此，他的想法，和谭延闿可能就不一样。

孙科认为，唐生智他们这样做，简直是在“挑衅”，是把国民党人几十年奋斗的“铁的尊严”当儿戏，同时也是在对今天世界上最先进的西方民主制度进行挑战。所以，他认为谈判只是一个过程，特委会让他们来，并不是希望能得到“和平”，而且来向唐生智提出善意的警告，要他不要随便轻举妄动。

在国民党的党史上，“特别委员会”这个机构只存在了三个月，即一九二七年的九、十、十一月。它作为国民党宁、汉、沪三方合流后的一种临时性机构，在那个军阀如毛、派系林立的特殊年月，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这个功劳应该归于“出点子”的孙科。

在上海举行的有西山会议派参加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上，孙科的确是站在不偏不倚的立场上，提出了一个由国民党各派都能接受的条件，这就是需要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以解决当前问题。如果说，特委会在国民党的历史上的确起过积极的作用，孙科应该算是立了头功。

但从后来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来看，特委会又造成了一系列矛盾的加剧，甚至发动了战争。这又有些说明，孙科的这个提议也并非完美无缺，因为它没有把矛盾处理好，反而造成一些人利用特委会对“异己”进行打压，从而导致大规模的战争。

孙科是原武汉国民政府的大员，孙中山的长子。在很小的时候，父亲孙中山就寄予了他很大的希望。为了革命，孙中山尽管到处奔波，也没有忘记从国外给孙科带回成套成套的书籍。孙科的中学时代是在环境优美的夏威夷度过的，后来又在美国加利福利亚州哥伦比亚大学深造，获商科硕士学位。所以一回国，就被任命为广州市市政厅长。

在美国，孙科受到过较好的西方文化的修养，特别是美国那种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深深地吸引了他。回国后，他希望由父亲建立的国民党也能在中国实现这种制度。但中国的情况与美国不同，中国到处都是拿着枪的军阀统治着他们占领的地盘，而且为了争夺地盘，互相还要发动战争。这就是当时中国的现状。

（4）

孙科在担任广州市市政厅长期间，正是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决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时候。由于孙科在美国所受的资产阶级教育，使他对代表农工利益的共产党并不抱同情与好感，更不会去支持。

在孙科的眼里，农民、工人都是苦力，只能做下贱的体力活。要他们翻身，那地主、工厂主就只有破产、垮台。所以，他认为国民党联合共产党是十分危险的，搞不好会鱼死网破。当时，在广州的共产党分子已经遍布于国民党中央的各个部门，虽然他们也加入了国民党，但却听命于共产党中央。这样共产党实际上就成了国民党的“党中之党”。孙科认为，这有些像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太可怕了！

孙科曾向父亲孙中山提醒过这种危险，但孙中山只是付之一笑。由于共产党分子在广州的活动让这个初出茅庐的留美青年有些忍无可忍，于是就与广州市党部执行委员黄季陆一起，共同警告国民党对共产党须存“戒心”。哪知此警告一出，马上召来了共产党人的攻击，于是广州市党部被共产党视为“右派”或反动派的中心，并把孙、黄二人列为右派首领。

在政见上，孙科的确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哪怕是他的父亲还健在时，他也没有改变过自己的立场，所不同的只是“敢怒而不敢言”罢了。孙中山知道他的儿子头脑已经被“西化”，就曾亲自把孙科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单中删去，只让孙科当一个不很重要的广东省建设厅厅长。

孙中山逝世后，孙科的“反共”气焰越来越高。经过严厉打击后，他自知在广东站不住脚，于是就跑到上海。在上海，孙科专门支持两个反共团体，一个叫“西山会议派”，另一个是孙文主义学会。

在武汉政府期间，已经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孙科，对鲍罗廷利用汪精卫推行“联俄、联共、扶住农工”的运动本来就不满，后来又看见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搞得国民党中央的一些大员的桑梓之地鸡犬不宁，于是孙科就在汪精卫面前不停地诋毁共产党，把共产主义运动说成是洪水猛兽，第一个提出要用武力解决工农运动。

后来，蒋介石和汪精卫都先后“反共”，好像证明了孙科具有先见之明，而且还成了“反共”之先驱，这就不得不让后来的国民党中央谁掌权都不能忘记他，所以现在这个“谈判”，也就把他推向了前台。

当然，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孙科这个人的外交能力还是很高的。准确地说，国民党的宁、汉、沪三方能够“大合流”，这里面与他的奔走有关。他最先在开封与冯玉祥会晤，后来在庐山与李宗仁所派的代表谈判，再后来是南京、上海，与新桂系和西山会议派达成谅解。这些，都留下了孙科的足迹和身影。

孙科所倡导的成立南京特别委员会，的确在短时间内使国民党各派统一了起来，这是他的业绩所在。但他的这个提议，却使新桂系和西山会议派得到了很多实惠，这又是后来发动战争的渊薮。但不管怎样，孙科这种人，谁掌权，都不敢撇下他。所以，在桂系操控下的南京政府成立之时，孙科被无条件地留用，还跻身于新成立的国府委员之列。

而今被南京政府派来与汪精卫、唐生智谈判，也说明李宗仁很器重他，希望他在南京与武汉之间再创造一个奇迹。可如今，武汉方面却不理不睬，看来这个奇迹不一定能创造了，连孙科自己也明显地感觉到了。

（5）

谭延闿和孙科到了庐山，武汉方面没有派人来，他们形同“软禁”。一看见刘兴派来护送他们的副官，孙科就直截了当地向他询问了一连串的问题，想以此发泄自己的愤懑，但这位副官涵养好，总是笑眯眯地与他应对，使一直就想发作的孙科，终于没有找到机会。

直到第三天，汪精卫、唐生智所派的代表顾孟余才到了庐山，正式与谭延闿、孙科举行谈判。

顾孟余看见两位谈判代表，居然是原来他们这边的人，心里不免有些尴尬，但出于礼貌，还是笑脸相迎，然后向他们拱了拱手，就坐在西林寺那幅《题西林壁》前开始了谈判。

顾孟余和徐谦、陈公博等人都是与汪精卫走得最近的人，曾经和谭延闿、朱培德等人被公认为坚持“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左派。目前，谭延闿已经攀上了南京特别委员会，当上了国民政府主席，而徐谦、顾孟余等却被南京特别委员会指责为“亲共分子”，把他们排斥在特委会之外。这个结果，使一向谦和的徐谦，一气之下出国去了，而顾孟余却和汪精卫一道，离开了南京，回到了武汉。

顾孟余见到谭延闿后，仍然亲切地叫“谭主席”，可双方都知道，这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谭主席”了，而是两个阵营。在关键的时候，还是要讨价还价的。

一九二七年十月五日，宁汉双方的谈判在庐山西林寺里正式举行。

首先是谭延闿、孙科代表南京特别委员会向武汉政治分会提出三个条件：

第一，取消武汉政治分会；第二，武汉部队继续北伐；第三，恢复中央党部。

顾孟余代表汉方也向宁方提出三个条件：

第一，仍照原议迅速召开二届四中全会，恢复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职权；

第二，特委会由四中全会加以追认，并与中央常务委员会划分职权；

第三，武汉政治分会暂不取消，但须与中央划分权限。

双方代表毕竟曾是一个阵营中的人，他们没有经过“讨价还价”就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即宁方答应汉方提出的三个条件，汉方就可满足宁方提出的三个条件。

可是当讨论到军队问题时，汉方代表却不敢表态了，因为军队毕竟受唐生智节制，如果唐生智不答应，谈也是白谈。

军队问题，宁方代表受李宗仁、白崇禧的指令要求汉方：

第一，唐生智不能随便扩军，扩军必经军事委员会同意，或奉军事委员会命令；

第二，汉阳兵工厂所造的枪支弹药必须经南京军事委员会分配给各军，唐生智军不能随便提取；

第三，武汉政治分会取消后，军事委员会属下各路军需同时进行“北伐”，唐生智与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程潜分任各路军总指挥；

第四，唐生智占领的安庆属安徽省政府所在地，其省政府、省党部必须改组。

宁方提出的这些条件不管哪一条都是限制和削弱汪精卫和唐生智的势力的，汪精卫和唐生智肯定不会答应。

特别是唐生智，他已经命令三十五军军长何键趁李宗仁、白崇禧在龙潭与孙传芳大战之际夺取了安庆，安徽省政府和党部全都换上了武汉方面的人，现在要把他们改组掉。

这简直就是站在他头上拉屎，他能同意吗？

（7）

事实的确是这样，当汪精卫和唐生智在汉口收到从庐山发来的电报后，汪精卫气得在屋子里来回的踱着步，而唐生智却早就骂开了：

“要我唐某人缴械投降，没那么容易，你李德邻可以带上第七军占领南京城，我唐孟潇就能带上第八军攻下南京城！”

瘦削颀长的唐生智蓄着满脸的胡子，两只眼睛炯炯放光，就像一只攀援山岭的猴子，一直用一种机警的眼神注视着周围的一切。

汪精卫在屋中踱了一会儿步，然后才对唐生智说：“孟潇兄，我们和南京特别委员会的决战看来是不可避免了。这样吧，你仍以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的身份坐镇武汉指挥军队东进，我和公博、孟余马上去上海，然后到广州。张发奎已经去了那里，我们必须要把广州抓在手中，然后来个南北呼应，才有必胜的把握！”

“好，汪主席，我听您的，您就放心的去吧！”唐生智爽快地说。

汪精卫好像想起了什么，马上盯着唐生智说：“临走前我必须叮嘱一句，汉口的北面是冯玉祥，那个乡巴佬可是吃软不吃硬！”

“这个你就放心吧，我已早就安排好了！”唐生智诡秘的笑了笑。原来，唐生智想东进又怕冯玉祥从开封南下武汉抄他的后路，他已经派专使到北京去与张作霖联系，想希望奉张出兵牵制冯玉祥。

汪精卫听唐生智这么一说，心里虽然不清楚此事，但还是相信唐生智肯定有所部署，于是又说：“为了争取我们南下广州的时间，我建议对谭延闿、孙科他们不要把话说得过死，在必要时还可派一位代表专程到南京去与李德邻当面交涉，多争取一点时间，我们就多一份主动。”

“这个我也想到了，而且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我准备派驻守在安庆的三十五军副军长叶琪专程到南京与李宗仁周旋。”唐生智表现得胸有成竹，仿佛他已稳操胜券。

把武汉的事务安排好后，汪精卫带着陈公博到了九江，恰在这时，顾孟余带着谭延闿、孙科刚从庐山下来。汪精卫不想看见这两个“叛逆”，他指使顾孟余先把他们送走，然后他带着陈公博、顾孟余乘坐另一艘轮船，向东开去。

（8）

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九日，在南京附近的江面上有三艘轮船齐头并进地从西开来，其中有两艘在下关中山码头靠了岸，而另一艘却继续向东开去。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谭延闿、孙科、叶琪就分别乘坐在这三艘轮船上。

叶琪是在何键接到唐生智的电报后从安庆上船的，他是奉唐生智的命令专程到南京同李宗仁的新桂系进行谈判的。身为三十五军副军长的叶琪还兼着第一师师长，他一向谨慎行事，所以唐生智就选中了他。

是夜，李宗仁、白崇禧分别会见了谭延闿和叶琪。谭延闿把谈判的结果转陈李宗仁。李宗仁知道，在军队的问题上，汪精卫、唐生智是绝对不肯让步的。“打”是肯定了的，借助这次战争削弱湖南势力，这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如果顺利，将来湖南就是广西子弟兵自由出入的通道，那样他们就可把手要伸多远就伸多远，甚至可以把手掌伸开，抓住全中国。李宗仁想到这里，精神为之一振。他马上构想了一个“一石数鸟”的方案。他决定推举程潜为西征军总指挥，把程潜的第六军推在战争的最前面。

这样，从表面上看，他们是湖南人打湖南人，和桂系没有什么关系，同时也可晓谕天下明白之人，唐生智是“有悖天理，大逆不道”的，连他们湖南人都义愤填膺了，要操起刀兵将他剪除。再说，用“湘人制湘人”，这在表面上也好交待。当然，还有一层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湘人制湘人”，无论谁败，都对新桂系有利。

于是，李宗仁专程拜访程潜。在程潜的官邸，李宗仁谦恭地称程潜为“老师”，与他协商，准备推举他为讨逆军总司令。

（9）

说到程潜，他原来是汪精卫武汉阵营里的人，现在要他调转枪口去打汪精卫与唐生智，还真有些为难。但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也顾不得许多了。

与谭延闿相比，程潜在年龄与经历上都相差了一大截，但他早年随黄兴参加了举世瞩目的武昌首义，后又追随了孙中山，在二次革命与护国战争中，程潜都是积极参加了的。两次护法战争，他都冲在最前面，应该说是一个十足的革命党人。

就个人性格而言，程潜一向处事泾渭分明，他认为是对的，就要坚持，他认为是错的，就要反对。在孙中山把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时，他就与黄兴一样，看不惯孙中山那种封建式的效忠宣誓仪式，所以拒绝参加，跑到了云南蔡锷那里参加了讨袁护国军。但在后来，孙中山把中华革命党又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时，取消了宣誓效忠，他认为孙中山是对的，所以又回到孙中山麾下。

在蒋介石叛变革命时，程潜是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南京这座你争我夺的城市，就是他的第六军从孙传芳手中最先攻取下来的，但是不几天，其整个军却被蒋介石“缴械”，党代表共产党人林伯渠也只好逃回武汉。现在程潜的第六军不再是原来的第六军了，而是他重新组建的。

蒋介石发动政变得到了李宗仁第七军的支持，而程潜的第六军恰恰处在蒋介石第一军与李宗仁第七军之间，同时也是两个阵营互相争夺的焦点。如果程潜投向蒋介石，蒋介石的力量就更大一些，所以蒋介石千方百计想拉拢程潜，可是程潜却不吃这一套，这就让蒋介石耿耿于怀，一直在找机会要拔掉这颗“钉子”。

那时武汉国民政府已派专使到程潜军中，要程潜秘密逮捕蒋介石。程潜没想到自己会成为两边争夺的目标。结果却是，秘密逮捕的事还没有实施，就被该逮捕的人“化整为零”了。在南京附近，整个第六军被全部缴械，军长程潜只好拉着党代表林伯渠，一起逃回武汉。

现在，蒋介石“下野”了，南京政权落在了新桂系手里。国民党的大权虽然旁落，但南京特别委员会还算过得去，给他程潜一个委员的名分，并把第六军重新给他组建起来，这个面子可就大了。现在汪精卫、唐生智要“反水”，这对程潜来说，是不能容忍的。他认为，汪精卫和唐生智为了一己之愤，不顾全大局，让长江两岸重新燃起战火，这是太不应该的，应该给予惩戒！

（10）

李宗仁与程潜相见后，开门见山地说明了来意，因为时间已经不允许再绕弯子。但是，程潜并没有马上答应。这是他的性格，也是官场中的一种需要。但此时他在想另一个问题，就是出兵之后，如果败了怎么办？

程潜认为，他可不能与桂系的李、白二人相比，李、白二人的第七军是越打越多，而他的第六军却是越打越少，而且还要遭人暗算。此次行动，明白人一看就懂，那是李宗仁想借助他程某人的招牌为桂系扫平道路，如果没有丰厚的待遇，他可不能去冒这个险。

李宗仁见程潜沉默不语，知道他在权衡得失，于是就朝程潜可能出兵的那个砝码上加了一码。他说：“月如兄尽管放心，平定武汉后你可以出任中南行政长官，下辖湘、鄂、赣、皖四省，这我可以用人格担保，回去后马上拟文稿报南京特别委员会批准！”

听了李宗仁的这句话，程潜一直紧皱的眉头马上舒展开来，但他还得推辞一番。当然，这种推辞那就纯粹是礼节性了。他说：“不怕德邻老弟笑话，自蒋总司令解散了我的部队后我是要人没人，要枪没枪，好不容易才有了点人，可枪又发不出去了，军饷也成问题。这次行动事关南京特别委员会的存亡，程某实难担此重任！”

李宗仁一听，一下就明白过来。他马上表态：“月如兄说的情况我看各军都存在，但总司令一职非你莫属！这样吧，军饷问题，我和健生商量一下，从第七军、第十九军处先匀给你一些，等上海的财政收入一旦入库，首先考虑你的第六军。至于枪嘛，只要攻下武汉，汉阳兵工厂里，你随便拿！”

程潜一听，心说，这还差不多，不然谁干呀！但表面上还是要装着实难胜任的口气，好像是“军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勉强而为吧！

就这样，程潜被李宗仁定为南京特别委员会讨伐唐生智的西征军总司令。

（11）

在另一间屋子里，白崇禧与唐生智派来的叶琪也正在谈判。说谈判，其实只是一种礼节性的说法。其实，这不是在谈判，是在强令叶琪所在的三十五军全部无条件撤出安庆。

白崇禧说，谈得成谈不成，三十五军都要撤出安庆。谈得成，三十五军被作为“友军”以换防的形式撤出，然后给他们重新划分新的驻地和防区；谈不成，三十五军就会被作为“叛军”，首先得给予剿灭。

白崇禧的话是严厉的，根本不让叶琪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把个叶琪气得真想从腰间摸出手枪向白崇禧射击。可是，旁边尽是荷枪实弹的士兵，他知道这样做的后果。那就是他还没有开枪，早就让别人开枪了。

最后，白崇禧向叶琪说道：“三十五军必须在十月二十日之前，先撤芜湖，再撤安庆，请你在这张协议上签字吧！”

叶琪拒绝在协议上签字，他知道这份协议是新桂系的一厢情愿，如果他签了，唐生智肯定也不会同意，而且这哪里是谈判协议，这是一份无条件投降书。所以他说：“这么大的事，我不敢做主。我只有回到安庆后先汇报何军长，再由何军长转呈唐总指挥和汪主席！”

叶琪的话其实是一句托辞。大家都知道，谈判破裂，一场战争也不可避免。就这样，叶琪在当天深夜就带着随从离开了南京。他要连夜赶回安庆，然后应战宁方军队。

（12）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日，李宗仁以南京特别委员会的名义宣布“谈判破裂”，并颁布《中国国民党为讨伐唐生智告湘鄂皖民众书》。于是，讨伐唐生智的军事行动就这样开始了。

宁方军队以程潜为讨逆军总司令，在屯扎河南的冯玉祥支持下，首先向驻守宣城的第三十六军刘兴部发起了攻击，国民党新军阀间的第一次争斗，宁汉战争，正式爆发了。

十月二十日，南京方面下令免除唐生智本兼各职，交军委会依法治罪。

同时，南京特别委员会命令程潜、李宗仁沿长江两岸进攻安徽的“唐军”，密令朱培德在江西策应，何应钦防守津浦线上的张宗昌大军，掩护西征。此时，朱培德已秘密投靠了南京政府，只是处于唐生智的重兵之下，还不敢公开宣战而已。

西征获得了冯玉祥的响应。宁汉对峙期间，双方都在争取冯玉祥，冯玉祥的原则是谁强大、谁能给他更多军费，他就和谁“合作”，因此，他选择了更强大的南京特别委员会，出兵进逼豫、鄂边界的武胜关。

但是，他一直没有过来，大概是唐生智的计策已经凑效，北京那边也知道他的动机，想趁此机会夺去失掉的地盘。这也是让冯玉祥最担心的，他也怕别人抄后路。

桂系争取到了李济深的支持。此时，李济深、黄绍竑的第八路军，已经在东江地区把共产党在南昌暴动撤到潮汕的部队给“剿灭”了，现在他们又调转枪口，在黄绍竑的指挥下，准备进攻湘南。

此外，原先桂系埋下的“钉子”，也开始发挥了作用，那就是驻守在鄂西的谭延闿麾下鲁涤平部，已经联合到了川东的杨森，准备沿长江两岸向武汉进击，贵州的周西成部也出兵进窥湘西，想在必要的时候，为自己捞点好处。

一时间，唐生智处于四面受敌的境地。

（13）

汪精卫走后，唐生智独揽全局。对于四面八方的进攻，他决心抵抗到底！他认为，桂系经过龙潭大战之后，损失很大，新招募的兵丁，肯定不堪一战。所以，他不怕，他认为，完全有取胜的把握。

但是，唐生智忽略了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桂系玩的这个把戏不是“单挑”，而是“群殴”。

此时，朱培德已经公开表示支持南京政府。这让唐生智感到吃惊。这样一来，他的“必胜”就有可能大打折扣了。为防止江西的朱培德切断自己的后路，唐生智只得放弃了安徽，收缩兵力，固守“两湖”。

十月二十四日，唐生智将三个主力军八万余人，集结在鄂、皖交界的地区，准备与李宗仁、程潜的西征军决一死战。顿时，战争的阴云笼罩在了这一段长江的上空。

到了十一月，进军江北的李宗仁桂系军，突破了唐军第一道防线，向鄂东田家镇、蕲春推进，江南的程潜军与朱培德取得了联系，开始向鄂东南进攻，把战场推进到了咸宁一带。

同时，从鄂西杀来的鲁涤平、杨森“联军”已经占领了荆州、沙市，还在继续东下，准备威逼武汉。

冯玉祥的军队樊钟秀、吴新田部在鄂北也发起了牵制性进攻，但基本也只是虚张声势。可此时却让唐生智感到，背后已经不安全。他感觉自己的计策不灵了，北京那边居然没了动静。

武汉四面楚歌。唐生智像夺破了天，无数块陨石从高空向他砸来。一时间，他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

在危急之中，唐生智只得缩短战线，企图集中优势兵力，在武昌，或者咸宁，取得胜利以振作士气。

但是，就在这节骨眼上，唐生智的部下，已经沉不住气了，他们都在为自己的未来担忧，觉得这样打下去，肯定得败。于是那些早就和南京方面有联系的各级军官们，就纷纷投诚，或消极抵抗。

霎时间，唐生智突然发现，他的命令不起作用了。

看来，武汉是保不住了。唐生智准备撤兵湖南。但粤桂军、黔军正在进攻湘南、湘西，湖南也快成了别人的地盘。

看来，只有“下野”一条出路了，唐生智想。

这时候出现了一个意外情况。正在日本接受基督教的蒋介石，一直都在留心国内局势，想找机会“翻盘”，他要在暗中插手宁汉战争。

于是，蒋介石派人来联系唐生智，要他无论如何不要辞职，把部队撤到湖南，和桂系继续周旋，经济方面由他蒋某人接济。

但唐生智拒绝了，他认为蒋介石拿他当枪使，搞垮了桂系，只会便宜他蒋介石，倒不如“下野”，让他和桂系去斗。

无奈之下，唐生智只好在武汉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声称，现在敌人从四面八方攻来，已经没有回旋余地。为保存实力不被“吞掉”，将来还可东山再起，他决定离开部队东渡日本，以缓解眼前的局势。

他让何健、刘兴、李品仙把部队撤到湖南去，保存军队和湖南地盘。

会议结束时，唐生智让卫兵用绳子勒死了第八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张国威。因为张国威秘密投靠程潜，证据确凿，这是他不能允许的，必须要杀鸡给鸭子看，以儆效尤。

就是这个张国威，在镇守长沙期间，在浏阳对共产党秋收暴动第二团王新亚的部队进行劫杀，从而导致毛泽东在秋收暴动中突然就失去了一个团。

做好善后安排后，唐生智“通电下野”，然后乘坐军舰，悄悄去了日本。

唐生智一走，双方停兵讲和。结果正如唐生智所料，战争终于没有继续下去。

（14）

唐军撤到湖南后，仍以第四集团军的名义行事，他们号称有五个军七个独立师，总兵力十二万人。

但是在李宗仁看来，唐军已是嘴边上的肉，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但李宗仁想，最好还是“化干戈为玉帛”，采取和平收编最好，这样“北伐”就有了充足的兵源。

于是，李宗仁派代表赴长沙，与唐军进行谈判。他们提出了四个条件：取消第四集团军番号，抽调三个主力军北伐，服从中央领导，拥戴程潜任湖南省政府主席。

条件不能说苛刻，但也没有什么优待。

唐生智下台后，蒋介石并没有放弃“联唐制桂”战略。此时，他给唐生智旧部也开出四个条件：湖南省主席在唐生智部将中推举，不派兵入湘，唐部改编为四个军，军饷由中央接济。

这显然比李宗仁的条件优厚。所以，唐部拒绝新桂系的“改编”。

李宗仁认为，和平“改编”不成，看来就只有继续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