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暮从我的筷子中抢下了盘子中最后一块排骨，一口吞下，然后开始不停地打嗝。上一秒还含在我嘴里的橙汁，下一秒将白色的桌布染得一片金黄，煞是好看。于是靠窗的餐桌上出现了一幅诡异的画面，两个四十几岁的中年妇女对坐着狂笑，一个不停地打嗝，一个咳的满脸通红。窗外有一个扯着小熊气球的女孩，指着我们向她母亲笑，餐厅中的人礼貌的沉默着。我实在忍不了那些暗暗飞来的视线，匆匆付了钱，拉着江暮逃出了餐厅。

“二十多年前我就告诉过你，千万不要抢我的东西吃，会遭报应的！”我开心地擦拭着衬衫上被溅上的橙汁。

“呃，你就记得我的糗事，好事，呃，怎么不见你，呃，说？”江暮恨恨地瞪了我一眼，一如当年雪地里那个举着竹签的少女。

那时的冬天比现在冷得多，从家到学校的路也很长，我们从不走马路，在镇上有一条被冻的结结实实的河，我们在河上见面，一路滑到学校，原本四十分钟的路只要二十分钟就好，在天寒地冻的时节，到学校已是满身大汗。那时我们，最常做的事就是将两个人的零钱合在一处，买一个烤红薯，吃一碗热馄饨。

她最喜欢的是校门口的冰糖葫芦，哪怕因为寒冷那山楂硬得像石头。她喜欢最上面的一片薄薄的糖风，总是要迎着阳光看好久，阳光穿过那片甜蜜，在她脸上印下一片金色的祥云。我们一人一颗，在雪地里分食那要硌断门牙的红色玻璃球，总是在最后一声铃打响的瞬间舔着嘴边的糖屑冲进教室，在老师不悦的目光下迅速坐好。

那天的冰糖葫芦有十一颗山楂，她埋怨着我吃掉了她的糖风，从我嘴里霸道的抢下了最后一颗红果。第一节是语文课，老师动情的朗读着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每停顿一下，江暮就打一个长长的嗝。我记得那时她的脸同早上吃下去的山楂一样红，语文老师的脸色则酷似昨晚烤红薯淡紫色的皮。

她在教室外站了两节课，坚持了三天没有等我放学回家，拒绝同我说话。我好气又好笑，故意同她讨厌的女孩吃了三天的午饭。

第四天早课前，一群人围在窗前吵闹，我挤进去，看到整个操场积了厚厚的雪，尚没有人踏足，只有江暮一个人穿着红色棉袄，在操场上躺成了一个“大”字。我冲下楼去，踏着没过小腿的积雪走过去拉她。

“你快起来，整个学校的人都在看你啦！”

“让他们看好啦，谁在乎？”她并不看我。

我犹豫着蹲下去，仰面躺在她身边，“我在乎啊。”声音小的自己都听不见。

“我已经三天没吃糖葫芦了，我们不要吵架啦，我们永远在一起好不好？”她将自己温暖的手和一团冰凉的雪一起塞进我手里。

我反手握着她的手，笑了，“怎么，你要嫁我啊？”

“可以嫁你就好了。不然我们以后共事一夫吧？”

“哈？你在说什么啊？”

“我们喜欢的东西那么像，将来一定会喜欢同一个人啊！”她理所当然的，自顾自地说着，“我们可以嫁给同一个人，用一排书架把房间分成两半，你一半我一半。你那半放你那些唐诗宋词，我这半全是武侠小说。”

我也不自觉地接话，“最好找一个好欺负的男人，这样烦了的话就让他自己住，我们住一起。”

我们望着彼此嘻嘻傻笑，天空湛蓝，高处响起教导主任的怒吼，“二年七班的那两个，都给我滚上来！”

我没想过她会跟着韩宇离开，没有她常常畅想的浪漫婚礼，也没给我留下一句话。

我去她家找她，江阿姨抱歉地递给我一张地址。云南是个我无法想象的地方，我对着地图看了很久，大概是四天三夜的慢车，或者两天半的快车，或者五小时的飞机，或者一场梦的距离。

我没钱去找她，只能不停地写信。从愤怒写到委屈，再从委屈写到绝望，一共七十八封，花了五个月时间等待，期间甚至同那个姓张的邮递员谈了场莫名其妙的恋爱。

只是，我一直没等到回信。

放弃了一段失败的婚姻，四十三岁的我没有儿女，十五年的婚姻恍如一梦，没有留下任何证明。一个人来云南散心，在卖酸木瓜的小摊子面前怔怔的看着这张似曾相识的脸，一动不动的站了好久。

我们惊喜的叫着，尴尬的笑着，却不知道该不该拥抱。

云南的冬天比想象中的冷得多，没有暖气的屋子令我这个北方人不知所措，她带我去了她常去的小餐厅，点了正宗的米线和腊排骨火锅，让我尝尝这个地方的温暖的味道。江暮漫无边际的介绍着云南好玩的地方，说要陪我去逛洱海和丽江，说大理的水果比西双版纳的还要好吃，说我这个胆子一定不敢骑大象。

云南的纬度太低，海拔太高，即便是冬天，下午的阳光也让人睁不开眼睛，我眯起眼睛对着太阳，直到被阳光刺到流泪，才敢问出憋了一天的话，“为什么？”我甚至不敢看向她。

“我爱韩宇，我没办法像当初说好的那样同你分享他。”她声音越来越低。

我只觉得上天同我开了一个巨大玩笑，不，我只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玩笑。气到不知道该问什么，“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和你分享韩宇？”

“你说过的。”她委屈。

“你认真？”我惊讶。

“当年我才二十一岁，你知道的。”她苦笑。

“为什么不给我回信呢？”面对一个永远只有三岁的孩子，我只能让语气变得温柔。

“我回了，每一封都回了。”她说的很认真。

她的家和我想象中的一样温馨，有小小的菜园，每一扇窗上都挂着贝壳风铃。

她打开了一个锁了三道锁的的黑色漆盒，一股脑倒出所有我曾经写给她的信，七十八封，一封不少。她一封一封地拆开，眼神悲戚的望向我。

那些曾经柔软洁白的信纸变得松脆，用力拿起会有残渣掉落。我习惯用黑色的钢笔，二十年后字迹依然清晰。而每一行字中间都有细细的圆珠笔的痕迹，油墨已经晕开，但我依稀认得，是她的字迹。

在信中，我责问她为什么不辞而别，她写道她真的爱他。我说她简直铁石心肠，她说她每晚都在想我会怎样。我说如果我做错什么请她说清楚，我会改正。她说都是她太自私和怯懦……

她似乎永远是孩子，傻傻的在我充满责问的言语后用小心翼翼的，执着的写下她的辩解，却不肯寄出一封。

那只上了三道锁的黑色漆盒。

我匆匆将那些信件拍照，很想很想对她说，送给我吧，一封也好。可心里却清楚它们永远都不属于我，那是时光留下的，只属于她一个人的回忆，我没资格参与。她在二十多年前想告诉我的话，她的关心和她的委屈，我在今天才知道。

我想找一只邮筒，写信，给当年的她，给当年的我，给那时的我们。可是，我迷路了，我找不到邮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