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学私言开篇+序言

转：1945年，钱穆先生撰写时政论文七篇，先后刊于《东方杂志》。文章多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出发，为理想中国的建立与复兴进行探索，范围包括政冶、社会、经济、法律、教育等诸方面。商务印书馆拟印单行本，钱穆先生遂以此七篇为上卷，又将其前著发表于《思想时代》月刊的八篇文章编为下卷，合定名为《政学私言》。

中国传统政治与五权宪法

民主政治是中国方向，但格式并非要抄袭西方。民主政治的精髓是政府能表达国民的公意，中国需要的是“公忠不党”的民主政治。

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五权宪法，行政权、考试权、监察权、立法权、司法权。其中考试权-中国传统科举最能体现底层民众的管理，西方采用政党制。监督权-中国政府内早就设有谏查台，政府内部形成节制裁依措施。

中国传统制度和西方民主相比，多了一个专制的王室，少了一个代表民意的国会。中山先生论证分军政、训政、宪政三期，革命党还政于民，便是宪政开始，此处宪政是五权宪法之宪政。五权宪法中，司法、考试、监察、立法独立，唯有行政权仍由政党运使。革命之完成，不能仅仅以召开国民大会作为代表，应该是进一步的五权宪法确立和实施。

中国传统政治与儒家思想

辛亥革命以来，试图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政治，向西方学习的做法是不对的。来看西方的民主，希腊是不过是一个城市的民主，雅典自由公民九万，奴隶三十六万五千人，城外十五里就是别的国家了。罗马帝国征服各地的住民不能成为公民，鼎盛时期意大利公民有五十万，但人群并不平等，其中富人只有一万二。希腊和罗马的民主都是小范围的“个人主义”权利为出发点的“所谓民主”。后天主教和皇帝共治，曰民主、曰宪法，不过是城邦制的一种扩大。西方政党或代表阶级，或代表民族。然而民族主义独立后仍会走向分化，此类制度不过是一种过度阶段。苏俄代表广大民众，但一旦国家富强，民众绝不会甘心常为无产者。

我国政体和欧洲政治区别在于，西方向外征服，中国向心凝聚；中国政教合一，“内圣外王”，西方政教分离。

中国政治中级责任在于教，政治基础也在于教。儒家思想之政治，中心在臣不在君，称赞的是周公、伊尹、子思。宗教、政治、教育一以贯之。仕学表相里，莫不有一段宗教之精神。“仁”“礼”相济，以天下为己任。

中国政治形成一种广土众民大一统的局面，由国家整部全体凝合而形成一中心；抱有一超阶级超民族的理想。

西方政治治理理论来源于民众之契约，中国传统政治治理理论来源自民众之信托；

儒家思想之政治，重心在臣不在君；

明天道者归于大儒，为君者乃亦凭儒以为治；

仕学相表里，而莫不有一段宗教之精神；

中国融教于政，故政事目标常较远大，斥为局部人谋乐利权力者为霸术，而治道以王天下为归趋。

中国社会之剖视及其展望

以政治言，自秦一下，中国为中央一统制。

以贵族而言，中国门第没有行政上的特权，政治上没有世袭，其门客也与西方奴隶绝不相同。

经济而言，倾向农民服役之解放，增高其自由之地位。

兵役方面，倾向国家徭役之解放，国民自由之增进。

土地上，主户客户之间是租耕关系，农业经济为主。

以上均与西方封建制有区别。

中国商业多有政府集中经营，剩余供贩卖。海外商业虽发达，却未能形成资本势力，与政策的时加裁节有关；中国重农抑商，国内政治一统，商贩贸易受保护不需要团队和武力维护，所以止于小本经济，不像西方的城与城贸易；海外贸易，政府放任自谋生计，政府不做后盾支撑，所以无法像西方的殖民海盗文化。

以上说明与西方资本制度有区别

中国社会特色有三：有士这一特色；士从民中来；商与士分离。

中国传统精神及理想目的：活跃农村；重视教育；商政隔离。

先秦百家、汉之察举、唐之科举、两宋书院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生命和营养。

中国社会的平等体现在使富者好礼而不至于骄，贫者能乐而不至于忧。

中国为大陆文化，以农业为中心；西方为城市文化，个人自由乐利。中国应推崇“民族集体造产”之法，及待中国优秀的智识分子主导经济独立，抵抗外辱。

元首制度

中国政事长久稳定归因有二：王室继承有法度；王室政府相独立。

对《五五宪章》的商榷点有：国会选举和罢免总统，总统不稳定有损于国家团结、政局稳定；总统为求位安，会听命于国民大会，但沟通排期会有隔阂；平日里国民大会无法对总统进行限制；总统缺少对国民大会制衡手段。

中国的元首，应年满五十，且从中央要职三年以上选取。五院由总统任命。总统无叛国及大贪污，不受弹劾。

政治家与政治风度

政治事业，是群性集团的社会事业，同事必须有领袖和主导。政治家的风度是一种无形之才，也是一种不可计量的功业。

政治事业到底为一种社团与群众事业，主持政治领导政治者，断不可自封于社团内，当有高远之理想，独特之自负。又能屈抑自己的英武，反身回到群众中。最大的政治家，自己不见才能，群下见才能。自己不见功业，群下见功业。政治家应能“尊贤”、“容众”。

国人对政治只关注制度与理论，忽略了人物，对人物只关注才能与功绩，忽略了风度。

人治与法治

中国古代的长治久安得益于法治，不能说中国无法治。中国儒家所长在教化不在法制，贡献在学校不在政府。中国的长治久安是儒家的功劳。

儒、道、法三家都不能完全适应于中国，治理要集合三家之功。儒家积极，导于先路；道家消极，清其后尘；发夹周于近卫，护翼前进。教育、考试付诸于儒家；司法、监察寄之与法家；立法由乎道家；国民大会调和融会；行政院托之于文吏之手。

西方源自城邦，易于听取民意，属动。中国广土众民，听人难听法易，然而法典传百年，虽有智者不能变，属静。

西方有听民意，法度变而杀君主头的，这不是先法。

“法以治小人，礼以治君子”。善谋国者，正当常伸人情于法度之外，宽其宪章，简其政令。

中国人之法律观念

中国人仅以法律补道德之不逮，西方则以法律规定道德而又领导之。

中国人言道德每就泯小己之私，指人与人相融；西方谈道德，就人与人之各止于其分限而不越。

西方认为国家道德高于个人道德，中国传统思想则认为人类道德远在国家意义之上。

此中西法律不同之一

西方法律显示个人权利；中国法律多指刑罚。

此中西法律不同之二

西方文化为国家的、权利的；中国文化为社会的、道德的。西方尚权，中国尚礼。

此为中西法律不同之三

西方法律和宗教相辅相成，自由平等博爱成为政治意识的最高标的。

除法律外无正义，除宗教外无教训。

中国道德教育在学校，法律寄于政府。西方的法也中国的“礼”包含范围内。

此中西法律不同之四

中国传统观念，国家与社会不严别，政治与教化不严别，法律与道德不严别，国家之与政治与法律，其与社会之与道德与教化，其事任功能常通流而相济。

中国人法律观念有“重心”与“重情”之成分

此中西法律不同之五

中国治法律源于经义。法律与道德化二为一。

中国不能专以法律治，仍有道德与教化。如果法律定位变化，学校也会变化，

一昧效仿西方，法庭、学校、教堂都会改变，非一二百年所成。

不遵照国家民族的本统，将无往而不见其龌龊。

法治新诠

近贤之言法治，皆指欧美民主宪政，次独举汉、唐职位制度。古人说“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中西政治制度虽然不同，亦或有精义之相同。

地方自治

中国地方自治，应先求富求强，自生自保为目的。

古代地方自治分社仓、保甲、书院、乡约几种。

新中国的自治需要：智识分子、组织武力、自足经济。

必须三类机构：村学、村团、村仓。

地方自治止于县，省政府代表中央。

地方自治核心措施：造产、兴学、整军。

国家应：设立国家文化学院；设立警卫国防部门，通盘谋划；设立中央科学院，经济通盘考虑。

以上为地方自治的三基业总神经线。此三院不负实际行政责任，但大政颁布应先咨询三院之意见，以学术关系代替官僚组织。

变更省区制度私议

中国汉唐有州牧和藩镇为地方代表，自宋代来中央集权。

宋之后的行政省，虽有军事统治之性质，但不能独立成为军事单位。止于经济、物产、民情、风俗，已不能有一个

界限与之对应。中国古代的省设置过于庞大，导致政府派出的省政府高高在上，不能实打实的做好亲民长官。

新中国的省区应当缩小。几个省的事务协调必然会划归中央。地方选举一两名议员到中央，以监督中央。如此“地方自治”与“中央统一”可以同时办到。

抗战时期，省长应一方面受中央指导，一方面受军区长节制，军民打成一片。对地后区，废除旧省制，使各新区在敌后活动也更加灵活。

选举与考试

中国重视“选举”与“考试”相辅。中国考试制度由选举制度演变而来。

中西区别

西方选举议员，代表民众，监督政府；中国选取官吏，组织政府，行使政权。

西方选举由民众，中国选举由官吏；

西方注意选举人，中国注意“被选举人”；

中国对选举人加以限制，则对主选者有所宽驰，这是流弊。

如何使贤者能登进；贤者在高位不谋私，达此二境极为好的制度。

选举应重视的内容：

区域选举，若以实力计量，则落后地区出处落后，国会名额也必然落后。应加以平衡；

职业选举，凡服务国家经济事业的人才，应当较私人自由职业团体，优予比例；

学术选举和名誉选举，中国文化与民族哲学不许人字表，若自竞争，此等人将被遗漏。

选取的区别

英美先有资产阶级，向政府争权；中国为民众希望有一好政府。故中国应当先求社会资本之充盈，推一公忠不党、超越党派、无派无党的民主精神。学一党专政之民主。

道统与治统

中国传统政治，在政治与学术紧密融洽。虽然政学紧密，政府于文化事业保护宣传，然教育大权，则让之与社会私家之手。

从中国历史历代政府重视藏书，于政府中专设机关，养育贤才，奖励学术，不失为一种优良的制度。

中国传统制度，既重视政学密切融洽，又重视政学各尽其职。君主政，师主教。

西方政教分行，教不专属于政府。西方法院之外尚有教堂。中国若盲目学西方，年轻人大学毕业后，已成为一不受所教之人。

虽说言论、出版、集会自由，三者都归根于教育，若教育不自由，人获得自由是不可能的。

西方有宗教，中国有儒教，推崇儒教不失为一好办法。

中国之新宪法，一当明白立法、司法、监察、考试的独立性，使其超越政党；一当保教育的独立性，不随政府政策左右。

中国传统教育精神与教育制度

西方教育一曰国家教育，一曰教会教育。国家教育弊端在于抹杀个人，教会教育弊端在于蔑视现实。

中国教育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儒家重现世，又不陷于个人现实享乐之狭隘观念。

西方约，人受教育因，上帝意旨、国家目的、个人乐利与现世幸福。中国的传统教育，超乎上帝、国家、个人。

自汉武建太学，国家官办教育，传统教育之精神全变，是政治化开始。

国家政治统治教育，则教育无命脉，终必猥琐干枯至于四塞。

中国近代教育由中央或地方拨资兴办，足以开通民智，但不足以做育人才之业。

故中古传统文化言，国家主办教育，常使学者陷于功名，涂以学馆招来一帮趋炎附势之徒。

今日西方国体，教训在于上帝，意志在于民众。中国教训在于学校不在教堂，若学校操之于政府，舆情虽在下，义理常在上。中国政学应当分立，学校超然独立于政治，使之自由发展。

国人言教育经费应独立，不知教育职权独立更可贵，最可贵的是教育精神之独立。

农业与国防刍议

国富民强有国防，国频兵弱无国防。

富国必富农，富农之道，不外乎耕作、矿治或归国家、或归村公有，去除私家之擅有。

农之所产，工之所成。工商业以富农而利国，不再是祸国殃民之毒害。

村必有社，社之为道，礼乐有所寄。

中国是农业国，农村是中国心脏。言经济必养农为先。

振奋国防，必定先兴农村。

民贫则愚，民富则智。

农之病在于散。

应当推广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恢复井田制度，齐家即乡治；化为大农，用新式机械；农业富足，工业随之兴旺；工农兴旺，可以建军对外通商；乡举里选，公耕合作为建国建政之钢筋水泥；工农配合，公耕合作之新农村。做到以上不用期盼富强，富强自至。

论首度

中央政府如同人的头脑，发号施令，其所在地区必须安稳又灵通，平衡又警觉。

政治首都和经济中心不必重合。

中国的内安，必须面对西北十区的异族现实。

能治西北者可以治理中央，而能治中央者未必能治理西北。

北平指挥东北有余，调度西北不足。

战后新首都问题

国家划分一种是自然国家，靠疆域，山川。一种是人文国家，靠人文。

秦汉隋唐时代，中国的立国重心在黄河流域。然西方秦人武力胜。

洛阳中原等地为清一色的人才，然只有定都长安的西汉才有度外之人。故东汉只能守成，西汉才能应变。

中国农业国，关内农业为本色，然安定则懒惰。

倘若中国像一个器皿，他是倾向东南侧的，除非在西北扣住一个重心点，他将不得稳定，永远向东南滑下。

中国只有建都长安，才能全身策动，吸取东南人力物力不断输送到西北去。

历史上的五个区域建都言论，中央为洛阳，西北为长安，东北为燕京，东南为金陵，西南为成都。

长安及燕京为第一线，略等于黄河流域，代表汉唐的精神地带，成为新中国的首脑指挥地带。产生政治家、教育家、思想家、宗教师、军人；

长江平原代表宋明精神文明地带，为新中国之文艺、美术、科学、工业兴盛地；

珠江平原代表是中国的花园和书房区；

最南一线代表中国新兴精神，与大海相邻，工商制造，往来贸易。

中国之前途

文化分沙漠草原区、平原江河区、滨海岛屿区。

海洋区为富强之文化，空间文化，即权力文化，扩张文化；高山区为安足之文化、时间文化、生命的文化、绵延的文化。

征服文化之终极，必陷于自己征服而止。

人类标准文化，必自农业文化发轫，亦必向农业文化归趋。

埃及巴比伦农业文化之所以没落，是因为其为小农文化。中国为大型农国，大型工业与大型农业结合，中国将独立于人类文化史，常见新生而不衰。

建国信望

发扬民族主义之第一阶段，为“国内文化之独立”。发扬民族主义第二阶段，为“国外文化之宣导”。发扬中山先生民族主义之第三阶段，为“王道大同”。

革命的中国，首都适宜在武汉。建设的中国，首都适宜在西安。领导亚洲的中国，首都适宜在伊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