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两岁那年，有人把我放进一个竹篮里，搁在王家门口。
这件事不是我记住的。是后来村里人告诉我的。他们说起来的时候，总要先叹一口气，然后把声音压低，好像这件事本身带着什么不吉利的东西。他们说那天早上有雾，王桂兰开门泼洗脸水，一脚差点踢翻篮子。篮子里我一声没哭，就睁着眼看她。
她把我拎起来，翻来翻去看了一遍，像是看别人寄存在她门口的一件包袱。
旁边有人劝她：你反正也没个孩子，留下吧。
她留下我，不是因为心软。是因为那天是大年初三，门口被人放了个孩子，要是不留，不吉利。
我后来想过很多次——如果那天没有雾，如果她泼水的时候偏了一寸，如果旁边没人劝——我今天会在哪里。想了很多年，想不出答案。就不再想了。
打我记事起，我就知道我跟大舅家的孩子不一样。
过年的时候，大舅一家人来，她从腊月二十四就开始忙。炸丸子，蒸馍，杀鸡。灶房的烟从早熏到晚。大舅家的孩子叫她姑，她应得响亮，往人家手里塞糖。吃饭的时候，他们坐大方桌，我坐旁边的小板凳，端一个搪瓷碗，自己扒自己的。
有一年我站在厨房门口，看她往大舅家孩子的碗里夹肉。一块、两块、三块。我就在她手边站着，她没看我。
那天夜里我躺在炕上，把自己缩成一团，心里想，她是不是忘了我也会饿。
后来我大了几岁，开始懂一点事。我发现她不是忘了我。她是觉得，我不该饿。或者说，她不觉得我应该跟她弟弟的孩子吃一样的东西。那是不一样的。他们是客，是血脉，是她死去的爹在这世上剩下的人。而我是什么？我是别人放在她门口的一个篮子。
我十岁那年，村里有人家办白事。我跟大舅家的孩子都去了。席上有人问王桂兰，这是你儿子？她指着我说：抱的。
就两个字。没有别的话。
我当时端着碗，不知道该怎么站。那个问话的人点点头，哦了一声，就不再看我了。
大舅家的孩子在旁边啃鸡腿。没有人问他是不是抱的。
那天我回家，把自己蒙在被子里。她进来拿东西，看见我在抖。她说，你抖什么，又没人打你。
我没说话。她摔上门出去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说。我不是在哭。我是在想，她为什么就不能说一句“这是我儿子”。哪怕就一句。哪怕说完了立刻补上“是抱的”，我也认了。
可是她没有。一次都没有。
后来我去了北京。
走的那天是清晨，天还没亮透。她起来给我煮了碗面，端到桌上，筷子搁在碗沿上，没说话。
我吃面的时候她坐在门槛上择菜。菜是昨天剩的，有点蔫。她一根一根地择，择得很慢。
我吃完面，拿起行李。她没抬头，说了句，走吧。
我走到村口，回头看了一眼。她还坐在门槛上，还在择那把蔫菜。
那是她为数不多的、没有骂我的时刻。
在北京这些年，我每个月给她寄钱。她托人打电话来说，收到了。隔一会儿又加一句：你大舅家翻修房子，差点钱。
我说，差多少。
她说，你能出多少。
我就出。出了好几年。后来我不出了。不是没钱。是有一年过年回去，我看见她给大舅家孩子纳鞋底，一针一线，纳了厚厚一摞。她从来没给我纳过。她甚至不知道我穿多大的鞋。
那天晚上我坐在院里抽烟，她出来泼水，差点泼到我脚上。她骂了一句，你坐这儿挺尸呢。
我站起来，把烟掐了。我说，妈，我穿多大的鞋。
她愣了一下，说，什么。
我又说了一遍。她不说话了。
那天晚上月亮很亮，院子里到处是霜。我跟她隔着一丈远站着。我看着她，她看着我，中间是那年我两岁时她泼出去的那盆洗脸水——隔了二十多年，还没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