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小说里的故事，是我父亲讲给我听的。
我父亲说的不是光绪、慈禧、袁世凯、珍妃、载漪。他没读过那些史书，不知道戊戌变法在哪一年，也分不清军机处和内阁有什么不同。他讲的是另外一回事——讲的是我们村从前有个地主，那个地主在村子最东头有一所老宅，青砖黛瓦，院墙比别家高出一截，院子里种着一棵桂花树，每年秋天开满碎金一样的花，风一吹，整条巷子都是甜的。
父亲说，那个地主其实是个郎中。大半辈子背着一只旧药箱，走乡串户给人看病，有时候病人家里穷，拿不出诊金，他就摆摆手说"下回再说"。下回再去的时候照样看，照样开方子，从不提钱的事。就这么看了几十年，积攒下了一些田地、几间房舍，成了村里人嘴里的"地主"。但他和其他地主不一样，他从不催租，也不逼债，逢年过节还在祠堂门口摆一张桌子，给那些看不起病的人免费搭脉。
父亲说，那个郎中以前有个师父，是上海奉贤人，曾经给光绪皇帝看过病。那时候大清还在，光绪皇帝还没有被关在瀛台。师父告诉徒弟，紫禁城里的水是冷的，宫墙太高，人在里面走久了，影子都会被拉长。徒弟听得认真，后来把这些话转述给村子里的人。村里人听了半懂不懂，只觉得紫禁城那么远，像另一个世界的事。
然后日子就到了六十年代。那个郎中成了批斗的对象。破四旧的时候，有人揭发他私藏银元。他被带到大队的院子里，从早到晚站着。站了三天，他开口了——说猪圈底下埋着一坛，红薯地里埋着一坛。我父亲那时候是大队的民兵连长，负责审问他，也负责带人去挖那两坛银元。父亲说，银元从土里挖出来的时候，锈得发绿，用布擦干净了还能看清上面的花纹。两坛加起来一共两千多枚，码在祠堂的供桌上，白花花的，像下了好大一场雪。
银元交上去之后不久，那个郎中就跳了村后那条河。父亲说，他听到消息赶过去的时候，人已经捞起来了，放在岸边的草席上，身上的水还在往地上淌。父亲站在旁边看了许久，想说什么，最终什么都没说出口。
很多年以后，到了八十年代，国家落实政策，那些充公的银元按规矩给了赔偿。父亲在这件事上帮了不少忙，替那个郎中的后人跑了好几趟镇上的办公室。父亲没有告诉我他为什么要帮忙，但我知道他心里一直记着那三天的审问、那两坛从土里挖出来的银元、那条河的河岸上那张湿透的草席。
父亲说这件事的时候，语气很平。但我注意到他说到"跳河"两个字的时候，停顿了一下。那个停顿很短，短到如果不仔细听几乎不会发现。可我听到了。那个停顿像一枚沉在水底许久的石子，被水流翻动了一下，露出了底下的那一面。
后来我查了光绪帝下诏求医的记载，一共三次，江南应诏的医者中，确实有一位叫陈莲舫，是苏州府青浦朱家角镇人（今上海市青浦区朱家角镇），医术精湛，曾入宫为光绪诊脉。
但父亲说的那个"上海奉贤籍"的师父，在史书上找不到对应的人。也许是他记混了地名，也许是他把师父和徒儿的故事混在一起讲了一遍又一遍，讲到最后自己也分不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听来的。但我不觉得父亲在说谎。他在那个郎中的药箱里看到过几本泛黄的医书，那些医书后来被烧了，和很多其他的旧书一起，堆在村口的空地上，火苗蹿起来的时候，纸灰飘得满天空都是，落在桂花树的叶子上，像一层薄薄的霜。
于是我把那个郎中的故事搬到了纸上，把父亲口中的"师父"变成了陈莲舫——一个有真实姓名、有史可查的人。师父和徒儿从此合成了同一个人。银簪、密约、地下皇城、血蝠、冷宫字谶，这些都是编的，是那些泛黄的医书被烧成灰之后，从灰烬里重新长出来的东西。但那个背着药箱走乡串户的郎中是真的，那个从猪圈和红薯地里挖出来的两千多枚银元是真的，那个跳河的背影是真的，我父亲说起这件事时那短暂的停顿也是真的。
我把这些真的和假的混在一起，码了这一堆文字。
文字里的陈莲舫最后回到了镇江，在后院种了一棵腊梅，继续给穷苦百姓看病。现实中的那个郎中，没有等到腊梅开花的那一天。但父亲说，郎中的后人后来在院子里新种了一棵桂花树，每年秋天照样开满碎金一样的花。风一吹，满巷子都是甜的。
这大概就是故事的来处。
你看到的那些刀光和火油、那些藏在暗河里的毒和字缝里的暗语，都是从一棵桂花树底下长出来的。树是真的，花也是真的，枝干伸展的方向，是我替它选的。
仅此而已。
感谢这段时间里不厌其烦一直追更的简友们，你们的文章写得比我精彩有加，却一直给予我太多的宽容和鼓励。看到你们的点赞，我就有了写下去的勇气。
《御医札记：瀛台残灯》已经合上，我又想起了母亲给我讲的一些陈年往事，我看能不能再码一堆文字出来，劳烦简友们给我加加油，我好下定决心提笔。
旧朝书客
于山东乳山
2026年7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