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曾国藩传
【作者】张宏杰
【主题】： 曾国藩的志向
读完了《曾国藩传》，发现主导其人生的思想，主要有三个节点：求功名——做圣贤——知天命
001 求功名
这一阶段主要体现在曾国藩28岁之前的科考之路上。
这一段旅程，曾国藩虽然熟读四书五经等各种科考教程，但是由于他自己“天资愚钝”，因此比普通人多费了十倍不止的力气才能达到。这还不算，由于他的学习方法过于呆板，所做文章过于拘泥，因此长期得不到进展。直到第六次科考失败后他才幡然醒悟，豁然开窍，之后的仕途一路通畅，这段在上文已叙，不再复述。
这个过程，是典型“阶层进阶”的过程（可以参考下图）。所谓阶层进阶，就是从阶层较低一层突破到较高一级。如果从阶层跃迁这一个角度来看，曾国藩极其成功。
曾国藩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出身于下层社会（他家富农）。通过读书，跃迁至高层，这几乎是读书人唯一的途径以及通天的捷径。在这个过程中，曾国藩唯一法宝就是倔强的坚持下来，并且时刻汲取教训，及时反省和改进。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最精髓之处。中国人讲究苦干巧干，讲究不偷奸耍，用的是一种农夫的笨拙和实干的精神。这种精神在求学之路上尤为可贵。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即便过了两百年，曾国藩依旧是我们读书人，尤其是像我等这样天资笨拙之人的榜样，通过读书，通过精进，实现阶层跃迁，这种价值观无疑依旧是当今被列为正途的价值观质疑，是全社会读书人和家长公认的道理。我也如此。
002 当圣贤
曾国藩通过读书致仕到了北京之后，发现豁然开朗。
北京，不但认识了许多来自全国各地优秀人物，他所就职的翰林院，更堪称国家图书馆。曾国藩不但没有像很多人一样，因为达到了阶层跃迁的目标而开始享乐，反而是更加发愤图强，广博群书，广交益友。这从他在京城当官十年，升级十级这种进取的姿态可以看出。更从他成为两湖籍官员的实际文人领袖也能体现。
就是在这一时期，他开始形成并前坚定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他要达到儒学的最高境界——学做圣人，“不为圣贤，即为禽兽”，成了他的座右铭。
当曾国藩把“作圣贤”当做人生目标后，格局大不同。在这个格局之下，他所考虑的不再是自己的未来，而是家族、是乡籍、是地方、是全中国以及放眼全世界。这个思想格局不但支撑着他在职场上锐意进取，更重要的是支撑了他后期竖起湘军大旗，挽救整个国家的事业。
现在分析来看，曾国藩这一段，实现的是马斯洛需求第五层的飞跃（如下图）。曾国藩祖父所要求的，是通过读书已达到“光宗耀祖”，即第四层——尊重需求。而曾国藩的价值观提升到了第五层“他要做一个圣贤之人”。
在这种志向的指导下，曾国藩最终达到了一个普通人能够达到最高峰，也达到了古代读书人最理想的境界。立功——他平定了太平天国；立德——他成为当时的儒家的领袖人物；立言——他为后世留下了近百万的文字，至今仍旧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观。他也是现实中国读书人所倡导的终极目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现在来看，如果一开始要求一个人思想境界，一下就达到第五层，也就是成为圣贤之人，这几乎是不可能。我们大部分人需求在2~3之间徘徊。
但是儒家的精神中，讲究要有一股子向上的劲头，就是“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这股子劲头，无论你身处哪个阶层，无论你当前的需求是怎样，你都要不断地突破自我局限，不断地超越自我。也许“圣贤”这个高度也许，但是向往“圣贤“，往圣贤这个方向努力精进，还是能够要求自己的。弟子规中云：“勿自暴，勿自弃，圣与贤，可驯致。”正是这个意思。
曾国藩做到了。
003 知天命
孔子云：“五十而知天命”。曾国藩的知天命，发生在他47~49这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由于湘军和太平军处于战事焦炙的对峙，由于他和江西地方官员矛盾，朝廷部分官员掣肘，加上皇帝的极度不信任，事业陷入低谷期。这一时期他选择了请假回家，本想以退为进，向朝廷施压，逼朝廷让步。不成想皇帝本来就想压制一下他，尽然准了假。
曾国回家，开始了反思的两年。他由刚开始的怨恨，转变为冷静，再由冷静转变成对自己的深度剖析。最后意识到：这世界，有些东西不是自己能够左右和改变的，必须接受和认可它。比如封建制度的颓败，比如官场潜规则的人情交往，这都不是曾国藩能够左右的。于是他开始适应。
一方面，曾国藩的内心依旧坚持自己的儒家理想。另一方面，对外而言，曾国藩开始主动和这个社会融合，虽不至于同流合污，但也不至于弄得孑然一身。为了做事，曾国藩愿意适度妥协。
这就暗合了我一直以来崇尚的价值观。
做自己能做的事，比如读书，比如打仗。要努力去做，倔强地，坚持地，霸得蛮去做，不能退，不能怂，更不能怨天尤人。
接受自己做不到或者改变不了的事，比如清政府的整体颓废，官场的迎来送往潜规则，曾国藩属下的湘军，在攻破南京之后的滥杀无辜以及抢夺财产。
最重要的，就是能够认知这两点的不同。
不过，在认知这两者不同的问题上，即便睿智如曾国藩者，到了晚年，依旧栽在了“天津教案”这件事上。公正的讲，这件事曾国藩的处理已经是当时的最佳方案。但是由于他的这个举动，违背了整个民间意识的潮流，最终成为导致曾国藩晚年郁郁而终最直接的线索。
即便是圣贤如曾国藩者，也不能完全分清可为和不可为的事。或者说，因为他所坚守的价值观的缘故，他必须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有时候，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也是一种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