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回 井沿少女初相见 娃娃亲定两心知
诗曰：
井台一遇便留心，纸条频传字字真。
谁料当年酒后语，竟成白首百年身。
父亲十岁那年，村里来了个姑娘。
姑娘是跟着她娘改嫁过来的，胳膊上挎一个蓝底白花的土布包袱，站在村口，怯生生地往里望。包袱裹得松，露出一角洗得发白的衣裳，却干干净净。她穿一件碎花布衫，碎花小得几乎要融进布里，像雪地上踩过的细碎脚印。头发扎成一根辫子，垂在胸前，辫梢系一截红头绳，红得像雪地里最后一颗山里红。眼睛很大，黑亮亮的，像井水里映着的两粒石子——沉在井底，却亮在人心上。
她叫翠儿。后来，她成了我的母亲。
她比父亲大一岁。按说该高一级，可她是半路跟着娘改嫁过来，插班晚，识字也晚，留了一级，反倒和父亲分在同一个班。
母亲家和爷爷家隔得不远。爷爷家姓刘，村里人叫老刘家。爷爷家在村西，母亲家在村东，中间隔着几道田埂，一口老井。那时爷爷家已搬进两间土坯房，母亲家也是两间土坯房，一家比一家穷，穷得叮当响。穷人家的日子像一张绷紧的弓，可穷人家的孩子，还是得在弓弦上长大。
那口老井，是村庄的中心。井台用青石砌成，被岁月和脚板磨得光滑如玉，井沿上勒出一道道深深的绳痕，像老人脸上的皱纹，也像大地睁着的一只眼。夏天，井水清凉甘甜，打上来一桶，喝一口，暑气全消；冬天，井口冒着白气，像一口煮开了的锅，打上来的水竟是温的。女人们围在井台边洗衣、淘米、说闲话，棒槌声、说笑声、水桶碰撞声混成一片。孩子们在旁边追逐打闹，偶尔被大人呵斥一声，便一哄而散。那井台，是村庄的舌头，什么话都从那里过，什么事都从那里传。谁家的姑娘该嫁了，谁家的小子出息了，谁家又揭不开锅了——井台边上，没有秘密。
母亲第一次见到父亲，就是在井沿上。
那天她去打水，水桶沉到井里，怎么也提不上来。她用力拽着井绳，小脸憋得通红，两只手交替着往上倒，可绳子还是往下滑。井绳湿了水，又沉又滑，像一条不听话的蛇。她急得鼻尖冒汗，嘴里发出“嗯嗯”的使劲声。
父亲从旁边路过，看见了，站住脚，想帮忙，又有些不敢。那时候村里男女界限分明，男娃女娃平日不怎么说话，更不敢随便凑近。可爷爷家和母亲家早就认识，爷爷和继姥爷是一口井里喝出来的交情，两家走动，不算生分。父亲犹豫了一下，还是走过去。
“我来。”
他接过井绳，一圈一圈往上绞。他个子也不高，力气也不大，可水桶还是慢慢悠悠地升上来了。他把水桶提出来，放在地上。井水晃荡着，映着两个人的脸——一个高些，一个矮些，一个低着眼，一个红着脸。然后他看了母亲一眼。
母亲低着头，说了一声“谢谢”，声音细细的，像蚊子嗡嗡。说完，嘴角轻轻一弯，像笑，又像没笑。可那句话，掉进井水里，泛起一圈极小的涟漪。
这是他们第一次说话。
后来，父亲也知道了她叫翠儿，也在村里小学念书，还和他同班。她读书用功，字写得端端正正，算术却不太好。那时男女同学之间划着一条看不见的线，课桌中间像隔着一条河，谁也不敢多说话。可学习上的事，老师又鼓励互相帮助。父亲算术好，母亲便只把不会的题抄在纸条上，趁交作业的时候，夹在本子里递过去。
纸条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边角不齐，叠成小小的一个方块，像一只蜷着翅膀的白蝴蝶。上面没有别的话，父亲写了解法，再夹回她的本子里。一来二去，两人就熟了。可那熟，也只是功课上的熟。纸条上字字认真，句句干净，像井水一样，一眼能望到底。
那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就在那年冬天，两家的老人已经给他们定下了娃娃亲。
那桩亲事，说起来也简单。母亲跟着姥姥改嫁过来，继姥爷是村里的大队干部，根正苗红，说话有分量。爷爷家虽是地主成分，可爷爷和继姥爷早就熟悉，一个村里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交情是一口井里喝出来的。那天爷爷喝多了酒，跟继姥爷随口一说：“咱两家结个亲家吧。”继姥爷也说“行”，就这样定了。一壶烧酒，两句话，两个孩子的命，就这么系在了一起。
在他们看来，这比一纸婚约还牢靠。村里人的嘴，就是契约。井台上说一句，比官印还沉。
可继姥爷到底是贫农，根正苗红，把继女翠儿嫁给一个地主崽子，心里多少有些委屈。他后来反悔过，蹲在井台上抽烟，闷着头，半晌说了一句：“咱家翠儿，不该往火坑里跳。”可姥姥说了一句话：
“说了的事，不能反悔。人家有难处，咱不能踩一脚。”
说这话时，姥姥正蹲在灶前烧火，火光映着她的脸，皱纹里都是煤灰，可那双眼，亮得像井水。她用烧火棍拨了拨灶膛，又说了一句：
“人穷，心不能穷。心穷了，就真没活路了。”
就这样，这门亲事留了下来。
母亲念到三年级就不念了。原因说起来好笑，是同学们知道了她和父亲递纸条、又定了娃娃亲的事，追在她屁股后面喊“你是老刘家的媳妇”。同班同学起哄更凶，她脸皮薄，哭了一场，死活不肯再去学校。那天她从学校跑回家，把书包往炕上一扔，眼泪把碎花布衫的前襟洇湿了一大片。姥姥问她咋了，她不说，只是哭。后来姥姥知道了原委，叹了口气，说：“不念就不念吧，女娃家，认几个字就行了。”
父亲亲眼看着她空下来的座位，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他想笑，又笑不出来。他想去找她说点什么，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在井沿上等了好几天，终于等到了她。
她来打水，看见他，低着头就要走。他叫住她：
“你不念书了？”
她没说话，点了点头。井台上湿漉漉的，她的布鞋踩在水渍上，留下一个个浅浅的印子，很快又被风吹干了。
他沉默了一阵，说：“那我以后，把我的笔记借给你看。”
她还是没说话，可嘴角微微动了动，像是笑了一下。那一笑，像石子投进井里，涟漪散开，又慢慢平静，可井水知道，石子还在。
那是他们少年时代最亲密的交集。
后来父亲考上了县里的中学，离家远了。每个周末回家，他都要路过村中心那口老井。井还是那口井，青石还是那块青石，可和他一起在井台边停留的人，少了一个。他站在井沿上，朝村东头望，望见炊烟，望见田埂，望见母亲家那两间土坯房的屋顶。有时候能望见她，在院子里晾衣裳，辫子还是那根辫子，人却高了些，瘦了些。她不抬头，可他站一会儿，转身走了。
后来，父亲又考上了东北工学院采矿专业，去了沈阳，离得更远了。
可那根线没断，只是拉得更长了。他写信回来，信封上的字还是端端正正的，像当年夹在本子里的纸条。信里没有一句出格的话，只说沈阳的雪、学校的大楼、采矿的课，末了问一句家里都好。她把信揣在怀里，不敢当着继姥爷的面拆，等天黑了，一个人躲在灶房里，借着灶膛的余火，一个字一个字地认。认不出的，就着火光猜；猜不出的，第二天悄悄把信折好，只露出那个字，去问村里识字的大姐。大姐起初不肯认，她就红着脸央求：
“大姐，你就帮我认认这个字吧！”
大姐看了看她，叹了口气，还是低声念了。她后来跟父亲说，那些信，她一封都没扔，全压在炕席底下，压得平平整整。想他的时候，就摸出来，看一遍。看完了，又压回去。炕席上磨出了一道印子，跟她手心的纹路，一样深。
父亲后来跟我说，他年轻时不懂什么叫爱情。他只晓得，每次从学校回来，走到村中心那口井边，心里就会跳得快一些。他总盼着能遇见她，又怕遇见她。遇见了，不知道说什么；遇不见，又觉得整个村子都空了。那口井，是他一整个青春的中心。他在别处走得多远，井台上的那一眼，就把他拉回来。
母亲呢？母亲后来也跟我说过，她那时候只晓得，这个人老实，不多话，可心眼好。她不知道这算不算喜欢，只知道他写的字好看，他夹纸条的时候本子放得很正，他走路的背影，让她觉得踏实。有一年冬天，他在井台上帮她绞水，手指冻得通红，她把暖在袖子里的手伸出来，想帮他捂一捂，可到底没敢。那双手，在她袖子里攥了一路，攥出了汗。
他们那一代人的爱，不是火，是井水。
火会烧，会灭，会把人灼伤。可井水不会。井水不喧哗，不滚烫，不凉薄。你渴的时候，它总在那里。你伸手，它就给你一瓢；你低头，它就把你的影子收在里面。冬天它是温的，夏天它是凉的，一年一年，不枯，不浊，不冷。你打上来一桶，井里还是那么多；你不打，它也在那里。井水不说话，可它记得每一个打水人的手。那手心的暖，那指尖的凉，那井绳勒出的印，那水桶碰在井壁上的响——井都记得，一记就是一辈子。
他们的爱，也是这样。
没有花前月下，没有海誓山盟，没有一首情诗，没有一句“我爱你”。有的只是井台上那一句“我来”，有的只是纸条上那一句“先算括号里的”，有的只是压在炕席底下一封封发黄的信，有的只是灶膛余火里一个字一个字猜出来的念想。
可他们走了六十年。
六十年，日子把井沿磨得更光了，绳痕勒得更深了，井水还是温的。六十年，他们的头发白了，背驼了，手上的纹路深得像井沿上的绳痕。可每天早上，父亲还是会给她倒一杯水，杯子是搪瓷的，磕了好几块瓷，可水是温的。母亲接过来，喝一口，看他一眼，嘴角微微一弯——那笑，和母亲十四岁那年在井沿上低头一笑时，一模一样。
少年时的一眼，换了一辈子的水。
井还在。人还在。水，还是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