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讲述一个席卷几十万居民的大事件，奥兰城，本来生活正常，各自忙碌，互不相干，却突然闹气鼠疫，全城封闭，一切都变了，全城仅仅演绎着集体的历史，个人命运不复存在了。一场持续十个月的瘟疫，颠覆了一座城市的行政管理、社会秩序、人心情感、道德良心、责任担当等社会和人生的方方面面，谁都不能置身于这种荒诞现实之外，哪怕是偶然来的局外人和社会的边缘人物，鼠疫突袭，一下子把所有人至于紧张而惶惶不安的氛围中,……
~陌生而友爱的各种声音，穿越数千公里的距离，从天涯海角传来，相当笨拙地试图表示他们道义上的声援，这一点也确实做到了，但同时也表明他们完全无能为力，任何人都不可能分担自己看不到的痛苦。
~“这一切与英雄主义无关，而是诚挚的问题。这种理念也许会惹人发笑，但是同鼠疫做斗争，唯一的方式就是诚挚”。
诚挚是什么？
“我不知道诚挚通常指什么？但是就我的情况而言，我知道诚挚就是做好本职工作” ---里厄大夫与朗贝尔对话（第二部最后一段）
~由塔鲁倡导而组建起来的卫生防疫队，应给予充分客观的评价。这也就是为什么叙述者不会高歌称颂人的意愿和英雄主义，适当的重视英雄主义也就够了。~所谓“给予充分的客观的评价”，“适当地重视英雄主义”，粗看也许是虚笔谦抑，泛泛承让，恐非作者真实意图。历史学家的笔法，也并不意味着不能颂扬英雄主义，尤其像塔鲁这样一批志愿者，协助里厄这样一些尽职的大夫，一起抗疫，坚持十个月，冒着被感染的生命之虞，他们的行为怎么能不被歌颂呢？这场大灾大难中，期待着看到可歌可泣的故事。。。
~不错，如果人真的非要为自己树立起榜样和楷模，即所谓的英雄，如果在这个故事中非得有个英雄不可，那么叙述者恰恰要推荐这个微不足道、不显山露水的英雄：他只有那么一点善良之心，还有一种看似可笑的理想。这就将赋予真理其原本的面目，确认2加二就是等于四，并且归还英雄主义其应有的次要地位，紧随幸福的豪放欲求之后，从来就没有超越过。同样，这也将赋予这部纪事体小说应有的特点，即叙述过程怀着真情实感，也就是说，不以一场演出的那种恶劣手法，即不恶意地大张挞伐，也不极尽夸饰之能事。
~“原原本本做人”，塔鲁经历了坎坷的半生，才总结出这条做人的道理，看起来挺容易，做起来就会碰到层出不穷的阻碍和诱惑。做一个“正派人”，“不跟灾难同流合污”，生活的逻辑就是这么荒谬：做好人难，不做坏人更难。换言之：做点儿好事容易，难的是不做坏事。
小说的宗旨和原则有其自己的标准：第一，小说就不该是约定俗成的英雄赞歌。这部小说的所有人物，包括突出的里厄大夫和塔鲁，无不是群体中的普通一份子，哪个也没有被塑造成为高大的英雄形象，这就颠覆了乱世出英雄的传统，也颠覆了所谓“英雄”的概念。英雄主义何以该回到次要地位，作者一句话就道破了：英雄主义“从来就没有超越”寻求“幸福的豪放欲求”，换言之，这是其固有的功利性使然。那么谁来占主要地位呢？当然就是普通人物了。所到底，《鼠疫》通篇讲的就是这个问题。
第二：“这就将赋予真理其原本的面目”，一提起真理，自然联想到“放之四海而皆准”，何其高远，何其圣洁，在我们的心目中，真理已经神圣化了，偶像化了。面对肆虐的鼠疫，决不能跪下求饶，任其摆布，不管以什么方式，必须与之搏斗，这就《鼠疫》章显的真理，在作者看来：只是顺理成章的事，并不值得赞扬。以上两点，“归还英雄主义其应有的次要地位”和“赋予真理其原本的面目”，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去伪存真，去其神圣性，去其偶像色彩，存留本真，将这种高不可攀的大词宏旨，拉低到常人理解的水平，“顺理成章”，也就是合乎常情常理。这是本书的两大关目，关联着人与世界的方方面面：以鼠疫为象征的命运、苦难、上帝、信仰、生与死、爱情、亲情、社会、道德、善恶、怜悯、良心、责任、抗争等，这一切，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与书中人物息息相关。加缪创作鼠疫时，想必有意模糊了象征的确指和泛指的边界，结果预留的空间与日俱增，能和读者的想象互助。。。。。。
书中最不可思议的，又最顺理成章的事，就是社会上的各色人等，原本不是一路人，甚至是敌对者，却都陆续汇聚到里厄和塔鲁抗疫的旗帜下，这就是鼠疫起到的教育作用，但教育的结果，不是帕纳卢神父布道所期望的抽象的弃恶从善，而是奋起同死亡做斗争。鼠疫这个荒诞的象征，其示范效应产生了奇迹，如影随形，入镜示相，幻化出了魔之形、恶之相，肆虐于社会的各个领域，挤压掉人生的空间，使得所有人，无论所谓的“善”人还是“恶”人，都无路可逃，不想死就只有拼死一搏了。这场斗争越激烈，就越能激发人抗争，就连有案底的社会不安分子、鼠疫期间走私发财的科塔尔，就连社会秩序的卫护者、总以审视的目光看别人的初审法官奥通，乃至传统宗教的代表人物帕纳卢神父，都纷纷投入了这场战斗。正如里厄那样，“在同现实世界进行斗争，自认为走在通往真理的路上”。让人人都“走在通往真理的路上”，这就是加缪讲的“想成为哲学家就写小说”这句话的初衷吧。同样，“赋予真理其原本的面目”，“归还英雄主义其应有的次要地位”。作者没有为求艺术效果而改变什么，结果顺理成章，原本面目的真理更容易被人理解和掌握，而不贴英雄标签的人物事迹也更贴近现实生活。正是基于这些品质，小说拓展且生动形象地演示了荒诞——反抗的主题，在荒诞的现实世界，多层面，全方位地给人以启发。
小说中里厄和塔鲁的看法具有代表性，他们不赞同帕纳卢神父所谓“集体惩罚”的观点，但是认为“鼠疫有其裨益，能让人睁开眼睛，逼人思考”，尤其有利于一些人的“思想升华”。正是因为荒诞的现实，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能促使人脱离浑浑噩噩的状态，睁开眼睛看世界；认真思考所面临的残酷的现实。
思想升华？？ ~古今中外，有多少杰出人物都经历过苦难，在文学领域经常被提及的俄国作家陀思托洛夫斯基。。。。。。加缪又何尝不是如此，他出身贫寒：“我是穷人”，“我过去是，现在依然是无产者”。也正是这种困苦的环境，磨砺出他那伸张正义的性情和坚持真理的勇气。
不用大词阐述宏旨，这是加缪的创作特点。里厄和帕纳卢终生坚守的，一个是职业的信仰，一个是宗教的信仰，而真正信仰的前提，作者并没有用大爱的字眼来表述。唯有大爱，才能超越信仰的分歧，在大灾大难中，表现出理解和宽容。
塔鲁“通过为别人服务获取安宁”，他真正佩服的人只有两个，在他心目中，唯独里厄母子达到了圣人的高度。他对里厄老太太的描写： 她非常低调，表达什么都用简单的语句，她还尤其偏爱一扇窗户：那扇窗户朝向清静的街道，每天傍晚，她总坐在窗前，身子微微挺直，双手安闲地放在膝上，目光凝视，一直到冥色侵入房间，她成为黑色的形影，而周围灰蒙蒙的光亮逐渐暗淡下来，最终融入了那纹丝不动的身影。塔鲁还特别强调，她从一个房间走向另一个房间，脚步异常轻盈；她那么善良，却从未在塔鲁面前拿出具体的例证，但是塔鲁在她的一言一行中，总能认出善良的光芒。最后还谈到一个事实，塔鲁认为，老太太从不思索就洞察一切，她与沉默和阴影相伴，却始终能停留在任何光明的高度，哪怕是鼠疫的亮度。 塔鲁在这里透露了他的一点隐私：我母亲就是这样，我喜爱她身上这种同样的低调，她正是我一直想要回到身边的人。这也道出了加缪的心声，这些母亲，以其低调和光明的高度，都同样体现了“原本的真理”、“思想的升华”，都同样体现了能与鼠疫抗衡的正气、正能量。
2020-2-26日 读书笔 ~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