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八十年代鲁西南的农村，看电影属于高端的精神娱乐。
那时候一个乡镇有一个电影队，一个电影队两个放映员，用板车拉着放映机、发电机等器材轮流在全公社（乡镇）放电影，一般一个大队（行政村）一个月能有一次看电影的机会。
每次电影队来，第一个看见的人会把这个消息迅速在全村传开，那时候没有比听到这个消息再令人高兴的事了。特别是到了下午，我们人在教室上学，心早已飞到放电影的地方了。
电影队的人一般是快天黑的时候开始刨坑栽杆子挂银幕，有时候在麦场里，有时候在街筒子里，只要栽杆定下放映的地方，孩子们就会涌过来占位置，有的是画地占场子，有的是拾一些小砖头瓦块摆出个小场子。放映机前面的位置是最好的，一般只有村干部家的孩子才能占那个地方。
天一黑透，发电机拉响，搭好的放映台就会亮起一个白炽灯泡，发电机声和电灯的光芒把要放电影的信息传到村里的旮旮旯旯。
本村的，外村的人们，三三两两地赶过来，占好地方的孩子们叫爹喊娘地叫招呼着自家的人过来。来的晚的找不到好的观影角度的，有时就在银幕的背面找个地方坐下看。
放电影前，一般大队干部是要先讲两句的，讲政策、讲生产，催公粮等等，大队干部讲着话，放映员开始开机对焦调光，放映机前面的小孩们就会做出各种动作来，银幕上立刻群魔乱舞，欢快的笑声在人群里荡漾。
那时候放的最多的是《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地雷战》、《地道战》等等老电影，还有样板戏，有的电影放了不知多少次了，但人们仍然乐此不疲，津津有味。一般每次放两部电影，和电影队关系搞好了，还能多放一部，每次看完，我们总是意犹未尽，又开始了对下一次放映的期待。
本村的电影要看，外村的也是不能落下。那时候，传达周边村庄放电影的信息总是能给人惊喜，而别人的惊喜会给自己带来莫大的满足，所以谁得到消息都会向个小喇叭一样到处宣传。
去别的村看电影是需要搭帮结伙的，一是走夜路壮胆；二是害怕和别村的人发生冲突受欺负；三是我们这些小孩子夜里基本上是路盲，不跟着大人，连家也回不了。
去外村看电影最烦两个事，一个是电影信息是假的。人传人的讯息终归不是太牢靠，那时候又没有别的方式去印证，结果是一帮人跑到人家村上，到处问在哪里放电影，这村的人就会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我们，说没听说有电影啊。那失望可想而知。二是看电影下大雨。一大帮子人躲也没地方躲，嗷嗷叫地往家跑，夏天还好说，脱了鞋光脚丫子跑；秋天或初冬季节下雨就受罪了，我们小孩子怕跟不上大人，鞋子跑丢了也不敢停下，用手死拽着大人的衣襟，再累也不敢放下，回到家就是丢盔卸甲落汤鸡。
我记忆里看的一次最轰轰烈烈的电影是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这部电影好像是1960年拍摄完成的，但文革期间被封杀，一直到七十年代末才又拿出来重映。那时候对于看腻了老几部电影的人们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先放这部电影的是距我家有六七里的一个村，放学后赶到那里时，放电影的麦场里已经是人山人海了，但从周边村庄赶来的人还络绎不绝。因电影拷贝较少的原因，这个电影需要“跑片子”，就是一晚上同时在二到三个村子放这个电影，一个村放完了第一盘胶片就由人骑着车子送到下一个村放，第二、第三盘放完再派专人送，如果两个村子离得较远，放一盘胶片的时间不够路上的时间，观众中间就得等。
那天放《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时，是三个村跑片子，我们所在的这个场是第三场，因为三个村跑片子时间不行，我们这场就需要等那两个村子放完以后再把片子送过来。
几千人拥在银幕的周围在等待，哭笑声，叫骂声，人声鼎沸，因为情绪焦燥，又肢体密切接触，就发生了好几起打架的事件，有骑自行车的把车轱辘都挤扁了。
一直快到半夜，谁叫了一声：片子来啦！麦场上立即安静下来，大家纷纷像鹅一般伸长脖子往外看，影影绰绰地：一名骑行车的放映员急驰而来，而他的后面，还有一片黑压压的人群，有骑车的、有跑着的，在茫茫的夜色里，呼啸而来。
这是那边看完第一场的人们跟着来看二场的，那景象，那气氛，至今让人无法忘怀。
那时候，处在贫瘠文化洼地的我时常在想，什么时候天天有电影看该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