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初，一篇首发在《时尚先生》上的文章《山东渔船远洋杀戮亲历者：我们11人杀了22名同伴》在微信朋友圈迅速转发，我被这个故事震惊了。
正如作者所说：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以为别人即使不像自己一样对世界安之若素，也不会离经叛道到哪里去，并在庸常的时日里养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见解：平平常常是人生的常态。善平平无奇，恶，也大半属于所谓“平庸的恶”。这种观点固然不算错，但需要一点小小的修正。
鑫发公司连蒙带骗招收劳工远赴秘鲁海域钓鱿鱼，到达太平洋后，船员们发现工作强度远超想象，而且工资不是当初签订合同上的金额而是低得可怜。当部分船员要求返回时，管理层威胁他们是没有船员证的黑工，根本无法回去，回去了也无法通过诉讼途径得到公道。他们被困在太平洋上。于是，远洋渔船鲁荣渔2682号上发生了残忍的杀戮，22人被杀，11人手上沾满鲜血回国。
我不禁想象如果是我陷入了如此的境地，我能够做什么。可能我也是那个怯懦的赵木成，为了自保做旁观者；或者像那个大学生一样，受不了血腥杀戮，投海自尽。
我不停思考我受到的高等教育到底教了我什么。和这些没有受过教育的真正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虽然我也很底层）比起来，我会有什么高明的方法来挽救整船人的命运吗？
我惶恐无措，我没有办法。我唯一想到的一个答案是：因为我接受了高等教育，我进入了更好一点的社会阶层，我的社交圈是高素质的人群，因此我无需面对被欺骗后在茫茫的太平洋上茫然无措的境地。但这个答案无法让我安心。
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neo anderson在知乎上的答案：如何看待「远洋渔船鲁荣渔 2682 号 11 人杀 22 名同伴」事件？他从社会学、阶级的角度分析了这个悲剧事件发生的原因在于缺乏阶级觉悟和技术人员，无法形成有效的阶级联合，而是形成地域、血缘同盟。于是陷入激烈血腥内斗。我觉得他提供了一种极好的思路。
也许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答案就是想办法建立一个稳定的小的社会体系，将所有人都安全带回国，再通过法律手段为所有人争取应得的利益和公正。这才是知识分子与农民起义式的血腥反抗不一样的道路。
我突然觉得社会学家、思想家才是真的伟大。他们促进了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建立，让大部分人可以通过正常途径获得公平正义。高中历史书里盛赞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那时候觉得这有什么啊，不就是什么都不做吗，这有什么伟大的。现在想来，一个人可以用自己的思想去影响他人，并通过非暴力的方法来推进民族的独立，简直也是太牛了。他其实是建立了某种稳定的反抗的方式和秩序，因而避免了无序的杀戮。同样道理，黑社会的存在也是极有社会意义的。如果没有建立起黑社会稳固的秩序和规矩，这些分散的流氓极有可能做出更加伤天害理的事情。
我又想到了学区房。上海2015年学区房暴涨，暴涨的背后反映的是学校资源的紧缺。从一开始觉得学区无所谓，看到菜小这样的字眼会觉得不舒服，到现在我也接受了学区房这样的概念，也加入了想到学区房就压力山大的人群。目前，中国的教育资源分布极为不均，农村和城市、一线城市和其他城市、一线城市的学区和非学区，都存在极大的差距。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得到最好的教育，都可以获得最好的人生。
我设想了一下，如果我买了学区房，孩子得到了优质的教育，读了最好的大学，然后在公司里找一份工作，拿一份工资。我会觉得这和我的人生又有什么不一样呢？即使因为良好的教育让他拿到更高的工资。
如果他读了一所普通的学校，但他善于思考，凭借他的思想和力量推动了社会的变革，比如，优化教育资源的分布，让农村的孩子接受了更好的教育，改变了一些人的人生。我觉得我会切切实实为他感到骄傲（水瓶座就是这么充满了大爱）。我深深地觉得，现在我们对成功的定义太过狭隘，我们希望可以得到最好得到最多，似乎这样才能证明自己，在人生的大比拼中获胜。但是，我们忘记了，还有一种成功叫做帮助别人成功。每个人能够创造的价值都是有限的，但是在我们有限的价值里，如果可以帮助更多的人获得公平的机会、实现更大的价值，是否是一种更大的成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