蛮子是我妈对那些来自远方的，说着她听不懂的方言的人的昵称。小镇上的人也都这么叫。
我的小镇在城市的最东边，就在黄海边上。小镇上的房子一座挨着一座，毫无规则挤挤挨挨的聚集在一起，四周都是无边无际的草田和盐碱地。小镇就夹在两道海堤的中间。一道临海的新筑的海堤把小镇与大海隔开。另一边的已废弃的海堤则是把小镇和外面的世界隔开。
堤上绿树浓荫，像两条绿飘带弯弯曲曲的沿着海岸线蜿蜒曲折。堤上掩映在树荫里的坑坑洼洼的石子路就是通向外面的通道。
在小镇还很贫穷的时候，很少有远方的，说着我们听不懂的方言的人来。如果有，小镇上的人都像看西洋景似的去瞧一瞧，看一看，听一听他们叽里呱啦的话语。我妈听过之后说：“说话太快了，像倒蛤子壳儿。”只听到声音，却听不懂说什么。
九十年代初，小镇上的渔民基本上每家每户都开始捕鳗苗了。由于鳗苗的出口和自由买卖，使得鳗苗由一斤几百元的价格一路飙升到一条七八块钱，最高的时候达到一条十几块，随着鳗苗产量的逐渐减少，价格逐年增涨，甚至到后来达到几十块一条。使得鳗鱼苗有“软黄金”之称。
一条舢板一个捕捞季就可以有几万到几十万的收入不等，小镇迅速的呈现出一种空前的经济繁荣景象，一夜暴富在小镇上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我的小镇从贫穷走向富裕，好像也就是一眨眼的功夫了。
小镇最大的变化就是几乎每家每户都建起了小楼，还有小镇上似乎是一夜之间就涌入了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这个常年闭塞的小渔镇空前的热闹起来。
一条舢舨正常捕捞鳗苗需要三到四人，有的船老板家里有三四条舢舨，捕鳗期会同时出海生产，那就要雇用十来个人，本地人已经无法满足这样的需求，就必须雇用外地人了，虽然雇用外来人员需要提供住宿和一切上船必需品。那也是没办法的事。
雇用人员的工资都是安生产的毛收入分成，产量越高，收入越多。有时候一季捕鳗期下来，打工者可以有几万块的收入，这大大吸引了那些远方的人。
作为小镇主干道的那条有些破落的小街上，经常看到三五成群的聚集着的外地人，大都是二三十岁左右的，也有少数十几岁的刚刚初中毕业的男孩，他们叽里呱啦说着听不懂的方言。隆冬里，他们只穿着皮夹克或者夹外套，在寒风肆虐的街头冻得瑟瑟发抖。
他们大都是从遥远的江西，安徽，湖南等地过来的，以江西人居多。不管他们来自哪里，都说着我们听不懂的方言，我们就都习惯喊他们江西蛮子。我的印象里他们大都身材矮小，衣着单薄。
我家第一年雇用了一个蛮子，他姓陈，我们都喊他小陈。他个子不高二十几岁，却都已经有了十年的打工生涯，他不爱讲话，也许是听不懂我们的方言，也许他本身就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吧。
没有出海的时候，他就住在我们家，和我们一起生活。我妈在外面和人谈论起他时，不喊他小陈，而总是“我家蛮子，我家蛮子”的，亲切得好像他是我家新加进来的亲人一般。
看着衣衫单薄的小陈，我妈总是像心疼自己的孩子似的，还找了两件爸爸的棉衣给他穿。怕他在船上受不了那样的寒风肆虐。她曾经问过我家的蛮子，为什么不多带点衣服。他说经常在广东一带打工，那里不冷。可是我们这儿的冬天很冷啊，尤其在海上，那风潮湿阴冷，海水冰冷刺骨。我爸都是毛衣，毛裤，毛背心，加军大衣的。后来事实证明，有好些外地人实在吃不消那样的冷而打了退堂鼓，也就没有赚到钱就离开了。
我当时还是十来岁的孩子，对走进我们生活里来的他们感到新鲜又好奇。
那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我还躲在暖暖的被窝里的时候，就听到屋后噼里啪啦有节奏的声响。等我从被窝里起来，我惊呆了，我家屋后的水泥场上全变了样，那些乱七八糟堆在那里的从船上运回来的破竹子没有了。只见靠着屋后墙，整整齐齐的码着一排长短胖瘦都差不多的竹片，我家的蛮子还在挥舞着斧头。这真的让我佩服，我家可从来没有人有耐心把它们劈成这个样子。
被海浪冲破的竹子，都被运了回来，晒干后就是最好的烧锅草了，既易燃又熬火。晒干后，我妈都是任由它们长短不一的堆在灶间里。灶旁放把柴刀，烧火时，短的直接放进灶膛，长的就用柴刀劈开，有时候偷懒不愿意劈，就直接塞到灶膛里，外面漏出好长一截，烧一会儿就要往里边推一推。没劈开的竹子烧到竹节的时候就会发出“嘭”一声很响的爆裂声。
看着那一堆整整齐齐的柴火，看着变得陌生的水泥场，我既新奇又觉得温馨，那是我从未见到过的画面，从未体验过的生活情景。
我家的蛮子也许在这里没有什么朋友，他很少出去，每天早上，劈柴就好像成了他的早课，没几天他就把我家的柴火都劈了，破竹子劈好了，他还把我妈捡回来的树枝条也劈好，然后用绳子捆好，一捆一捆的放在灶间，放不下的，他就一捆捆堆在厕所棚里。
我妈夸他劈柴劈得好的时候，他总是很腼腆的说，这没什么，他家在山里，从小他们就劈柴。没见过大山的我总是一脸向往的听他说家乡的山，说他们去山里摘木耳，说他有个五岁的女儿，说他家屋旁长了一大片竹子……
我在心里描画出一个有山有竹的画面，想象着那是怎样的一种生活。想着长大后我要走出小镇去看一看大山。
我们经常边吃饭边用带着各自家乡口音的普通话进行交流。只是不管我妈忙什么菜，不管我们觉得多么美味，好像都不合他的口味。每到吃饭的时候，他就拿出他装辣椒酱的玻璃瓶，红彤彤的辣椒酱堆在白米饭上，看着他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真的没办法体会他辣的心满意足的幸福。有一回我也挑了一点涂在饭上，辣得我眼泪鼻涕一大把，他却只是憨憨的笑。他说他们的行李里永远少不了几瓶辣椒酱的，不管去到哪里都带着。
捕鳗季从前一年的初冬到来年的初春，历经整个冬季。捕鳗季结束后他们大都结了帐就离开这里回家乡去了，然后到冬天再来。
不过这种状况没持续几年，便慢慢的不再有外来打工者过来了。我想他们大概是不适应这里的气候和劳作。捕鳗鱼苗都是在隆冬时节，即使零下七八度，夜里也要到海水里去收网，放网。虽然穿了厚厚的防水的下水裤，还是会冻得吃不消。
遇到鳗苗产量高峰期的时候，白天黑夜都没得歇，最多和衣倒在棉被上打个盹儿。忙起来的时候，吃饭也很将就，得空的时候，赶紧往嘴里塞几个面包，或者喝一罐八宝粥了事。然后接着干活儿。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吃不了这样的苦，第二年就不来了。有些能吃苦耐劳的会留下来，我小姨家就曾经有两个蛮子在这里呆了三四年，把老婆也带过来，租了房子安了个临时的家。他们每年的收入倒是蛮可观，用他们的话说，两年就能回家建楼房娶媳妇了。
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渐渐的不再有江西蛮子过来打工了。但在那些年里，是他们让小镇跟外面的世界热络起来。他们在小镇人的生活里划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