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又看到清华大学吴国盛教授这个公知的视频，他又在说什么中国人没有政治与自然和科学全是日语的概念名词。
他就是不知道中国古代的《尚书·毕命》有“道洽政治，泽润生民”，意思是君臣维护统治、治理国家的活动，本身就有政治的意思，老子的《道德经》也有说“道法自然＂，这些都与“道”有关，吴国盛对道家文化一空二白，之前说中国古代没有自由与科学思想，也是不懂道家思想的“道＂与“德”和“无为而无不为＂这三个语就是谈自由、遵循人性、物性、以不强制人力又能实现自然力为人所用，就是指发展科学生产力，把儒家思想等同于道家与易经逻辑，这不过是思想被西化了，忘了祖宗的文化而已。
还有“物理”其实就是“万物之道理＂， 在中国古代科学文化中，“道”就是“理”，我们也常常把“道”与“理”合并，称之为“道理”，宋代的“理学＂其实就是“道学”，只是在儒家思想中往往是以论述人的“道学”为主，偏于“人理＂或“人道”的人伦，而把物道（理）弱化了，像南宋的杨时、朱熹、柴中行、陆九渊、林希逸以及元朝吴澄、许衡、刘因、郝经、姚枢，廉希宪，张文谦，刘秉忠、赵汸、汪克宽、华幼武、吴海、戴良、李祁、张宪、梁寅、苏天爵、张昶等等......到明朝王守仁（阳明）等，他们哲学的中心观念是“理”，把“理”说成是产生世界万物的精神的东西。比如，陆九渊提出“心即理”的命题，并以此为核心，创立“心学”，将自然的普遍规律与封建纲常伦理合二为一，即“人皆有（求）是心，（道）心皆具有理，此（道）心即理也”。宇宙中万事万物的“理”就是每个人心中的“理”（道），这就是符合道（自然规律）的心（认知）才是理（真理），真理就是以“证真为理，证伪归谬”的古代科学观！陆九渊有一句名言：“宇宙就是吾心，吾心就是宇宙。”的“吾心”就是“道心”，与理（道）同一，“理”的普遍必然性就可以通过“心”来证明，把心（精神）合于道（理）即合理，俱现出来的行为就可以按《易经》的“小往大来”，即一爻的初阳的“一阳来复”的复卦到六爻皆阳的“乾卦＂阳极这个量变到质变临界点的边际，这个是不断的规模有序性扩展的过程，而扩展到极致达到了宇宙层次时，就是合理即宇宙（存在），而黑格尔显然是不懂这个中国人的逻辑，把心（精神）合于道（理）的绝对精神的理性作为所有宇宙（存在）的俱现，而不是指这个宇宙（存在）只有在有序可控确定下的状态才是合理（绝对精神）的，这样，就排除了无序偶然性不可控不确定的现象，使一些科学家以为掌握了科学标准就是拿到了上帝的尺子可以衡量一切现象，这个正是一种傲慢和偏见的根源。如果，我们把“绝对”的精神理性看作为一种追求，是对“上帝”这种存在的信仰，信上帝就是信科学的追求，那么，“科学的终点就是神（玄）学”，这种说法的确是没有问题的，但问题是我们人类可能是永远也达不到，而是只能迫近，说不定哪个时刻人类就会在迫近的过程中因为犯错与罪而自取灭亡了。
王守仁（阳明）的“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就是对陆九渊的这种发展，因此有陆王心学之说。这个是与对外求的程朱理学区别而以从内求的陆王心学产生的原因，故王守仁（阳明）说：“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就是从内心的逻辑自洽上合于道（理）产生人性与物性的心物和知行的合一，所以，王阳明:“只说不做，不如不说；知而未行,还是未（无）知” ，就是说，真知是逻辑证伪与实践检验统一的结合，比如，现代人像吴国盛与吴诈庥这些人整天拿着西方人的“科学标准”来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自由与科学，却否定了道家学说的事实与中医证实有效却无法用现代科学标准证伪的归之为“不科学＂去配合西方人定义它们是玄学一样。
所以，在中国古代很早即有“物理”一词，在更早的道家思想老子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又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就是泛指万物之理，指事物的基本属性、道理和规律。它是包括了现代科学的物理学概念：“是研究物质运动最一般规律和物质基本结构的学科”。因为，它是以物为对象，其实，从物的角度，人也是物，故人学也是物学的一种，只是到儒家思想的发展到陆九渊与王守仁时，把物理倾向于心理而已，但心与物本是统一的，只是因为有了人学（社会科学）从物学（自然科学）中异化出来之后才产生了分科产生了对立，这种分科就佛家的分别心产生了偏离“不二法门＂的逻辑思维的学科，于是有了更偏科的心理学，以心灵来解释各种社会现象和人的行为等，其实，心理学也要有生理和社会与自然为基础，被弗勒伊德加以完善的个体潜意识和人格，再到荣格从东方哲学中启发所命名的集体潜意识就是心理学的一个发展过程，而我更进一步提出的“自然潜意识”其实是把人回归到自然，使心与物的重新统一，也可以叫做“天人合一潜意识”。
《庄子·天道篇》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这个 “ 万物之理”的概念，就是中国古代“物理”一词的原形，只是庄子与老子一样是更加广义上的不分科的“齐物”之理。
不过，一点吴国胜教授说的是对的，就是儒家的格物学或格致学是比较接近“科学”的，“格”的原意是：用木做的空栏和框子划分成的空间以及推究的意思，就是便于分类摆放区别生活中的生活用品在使用时不会被混淆，以免错误使用，有现代哲学的区别“是什么”到→“为什么”的意思。
所以，“格物”就是对各种物质现象的分类认识，“致知”就是在“格物”的基础上产生了差异的认识并加以区别“怎么办”的辨证，简称“格致”，这就是“分科的方法与学说”意思，这就是《礼记· 大学》说的：“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但这里是有从外而内以通过证实来证伪的顺序，朱熹把这个发展到一个高峰，朱熹提出的格物致知是研究事物原理而获得知识。对于“格物”的含义，朱熹对此做出了两种解释，认为首先“格物”是落实到事物上；其次是“格物”是追求事物的深刻道理。只是，后来，王阳明按这个方式去研究其家院子中的竹子，却是得不到什么道理，这就是著名的“王守仁格竹子”的故事，后来，从反其道从内而外以心应理的方式来正心，这其实就是证人心的伪去应天道的真，弃伪去恶扬善存真，王阳明四句教中的最后两句“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就是此意，把“人心”转化为与心与道（理）合一的“吾心＂，进而提出了“吾性自足”，“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就是史称所谓“龙场悟道”，其实，不过是从外物求的方向转化为从内心求，朱程理学与陆王的心学之争不过是另一种各有侧重而已，现在科学的“证实＂与“证伪”学说不过是一千年前的再现，王阳明的心学被人误解是容易产生“唯心“，尽管中国古人是没有唯心与唯物之区别的，但心与物也并非绝对的，它们是在量子力学中被统一了，人的意识波就是一种生物电磁波与物的电磁波在形式上是统一的，。
只不过人类的生物电信号远远弱于非生物电信号，人的感觉器官是通过主观的五感六识来与客观的外部环境互动，五感通过：形、声、色、味、触，即人的五种感觉器官产生了：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六识者，眼、耳、鼻、舌、身、意各有识。这就是“物作用于心而感←→心识于物而应”，而人的“意”作为六识之更高层次会产生类比和区别，于是有了相似性的趋同，这个就是对外从物求理的理学，由外而内是逆向由万物→三→二→一的过程，程朱理学认为：“①理或天理是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的根本法则，②虽然认为万事万物各有一理，此为分殊，但是，物、人各自之理都源于天理，起始于理一；③故要：“存天理、灭人欲＂。这种逻辑思维模式本来是很道理的，①与②中都提到了人与物的统（同）一，但到了③时却把“人欲＂中的合理需求也要“灭”了，“存天理”其实在西方神学中是人“神性”的向善，“灭人欲”则是人“魔（物）性”的向恶，故有“人是神与魔共体”之说，但理学家却是把“人欲”中的合理性也否定了，只承认了天理中构成人的本质，并认为其在人间中体现为伦理道德“三纲五常”，把儒家大一统思想的人为学说作为“天理”的俱现来服务于统治者，使之作为操纵控制下层人民的道德价值观，这就反而偏离了“自然道德”自发的社会秩序。把所有“人欲”驱动的行为看作是超出维持人之生命与生存的欲求和违背礼仪规范的行为，与天理对立。而将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要求也视为“人欲”，把他们人为树立起来的封建纲常与宗教的禁欲主义结合了起来，这种操作充满了后天人为违背了民心人心的伪，其道德自然也失真，约束了人民的潜能与创造力，正应了老子在《道德经》中说的：“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后期儒家重礼教而失道德，这是“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的真实写照，这也是我称其是“伪道德”之意。
而王阳明则反之，从四句教中：“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是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顺序去用良知格物，以发挥先天的天赋人性提倡最大发挥人的潜力。
王阳明在《传习录》中说：“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贤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但正是王阳明主张良知是每个人先天具有的是非之心 ，它在贤愚之间无差异，致是成为圣贤的途径，却也激发了人们的天赋与潜力，但他却没有指出虽然是人人皆有良知，差异却可能是有高低之分的，致良知高比低者成为圣贤的成就概率更大，因为圣贤比愚者是意志力更强与知行更合一的人，不过，如果是后天不努力，先天更有天赋与潜力的人也会被比不上他的人可能以勤补拙追上甚至是追越。
人的器官感受外界的信息并不都是良性的有用信息，能把这些感受到的信息通过神经系统传递给人的大脑——中央处理器，进而发生一系列的反应处理与选择，是需要有先天的硬件与软件设备基础，以及后天习惯养成改进的意志执行力来辩识的，如果是随机的来者不拒沉沦于五欲六情。“耳欲声，便迷塞不能止；目见色，心欲之；鼻闻香，心逐臭；口得味，心便喜；身得细滑衣被，心便利之；得所爱，心便悦之。坐此六情以丧，故复名六情丧人。神但坐此六情所牵引，迷乱淫邪，垢浊暗蔽，使神明不暢达。便有肉人不能识别，听视不聪明，情志闭塞，皆坐此五欲六情之所惑乱受罪，展转入五道死生，无有休息时”，这就是说后天形成的意志力就是弥补先天不足的一大强项，行为的执行力才更俱现知行合一的契合度。
在明朝未年就是把西方传教士理论传过来，中国那时候开始为了与国本土的“格致学”区别叫“西学格致”，到1919年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一文中，第一次将Democracy和Science并称为“德先生”与“赛先生”，从此“赛先生”粉墨登场。过度分科导致了学科之间的差异太大，这很容易产生各门分类学科之间的矛盾，比如，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对立，心理学与物理学的矛盾，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的矛盾等等，这都是没有在更高维度上跳出来看待问题，而现代看似数理逻辑化高度化的西方经济学是科学的，但其原理的“效用”就是建立在以主观“自我＂为主体的价值实现追求的心理需求和满足为逻辑思维模式的，这个其实在根源上就偏离了心与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合一的从低到高层次，从主到客的价值过程。
于是，有了像美国大麻合法自由化，日本的核废水污染环境以及各种毀灭人性的科学技术发明，还有为了某一强势群体的利益而掠夺盗取其它弱势群体的资源等野蛮文明，却忽视了互补互利互惠共生的道德文明，只有符合以上的心身、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和谐的在道德上发展出来的科学生产力才是道德的自由与科学，现在人类的道德价值观正在沦丧到不择手段的地步，这不是古代冷兵器时代那种破坏力不大的时代了，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指的就是这种维护道德的责任，否则，有些人有些国是为了维护自己主观的自我价值实现，以成本最小化效用最大化作为座右铭，那么这无疑是一种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