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满清入关以后，清朝统治者便开始施行“重满抑汉”的政策。

因为，在汲取了辽金过度汉化（汉化以至于到了文弱的地步）以及蒙元过度排斥汉化（民族阶级压迫）的两极化趋势之后，满清采取了这样的一种路线：

积极延揽汉族知识分子，但与此同时，并不放弃满洲旗籍集团的政治多数地位，只给汉族以表面平等（部院台主事官员满汉各一员，中基层地方官吏用汉人），而不愿也不能给汉族以实际平等（科举录取满洲与汉人分开，满洲人还可以通过荫袭、满文翻译考试等其他途径进入政权，地方大员和军机大员多为满人充任）。以至于，当时满洲人在全国占比不到5%，却占据了中央政权与封疆大吏的75%以上。

根据文献的记载，清朝前中期，汉官担任要职的现象十分罕见。按照满清祖制，汉人连成为“包衣”（奴才）的资格都没有。因为，在清朝皇帝看来，“奴才”才是自家人。

那么，打破这种格局的清朝统治者是谁呢？

慈禧。

为了让自己的统治权更加稳固，这个女人开始借助汉臣的力量。对此，慈禧尽可能地在朝中打造了满汉平等的氛围。不过，虽然这种格局被打破，但细心的朋友一定能发现，一些关乎清统的关键之职往往还是由满人来担任的。例如，鲜有汉人能成为军机大臣或各地巡抚总督。

那么，为什么慈禧要一改惯例，开始亲近汉臣呢？

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有能力有抱负的满族贵族相继离世，而他们的子孙又大多是纨绔之辈。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政坛，连满清军界亦存在这种情况。八旗兵，原本是满清立国的精锐力量。然而，随着满清建国时间日久，八旗兵逐渐变成了老爷兵，失去了作战能力。

对于老祖宗抑汉的政策，慈禧自然一清二楚。不过，在她当政的时候，国家正面临着内忧外患，太平天国的势力在南方与清廷分庭抗礼，捻军与回族之乱就像火上浇油一般加重了清军的压力。作为一名封建统治者，相比于汉人的崛起，慈禧更不愿意看到祖宗的基业被推翻。

然而，在她看向身边的那些满族贵族时，这些贵族之后不是狂妄自大便是庸腐无能，根本不值得重用。我们知道，洪秀全主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曾一度夺取了满清的半壁江山，雄踞江南一隅的太平军打得清军节节败退，朝廷用了近十年时间才夺回失地瓦解太平军。

可以说，在此期间朝廷之所以没有垮台，汉人所组织的团练武装功不可没。在这场战争中活跃的汉人将领，绝大多数都是汉人而非满人。例如：左宗棠、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等在剿匪中脱颖而出的将领，在参战前都只是读书人罢了。然而，在国难当头，他们被磨练成了将军，成为满清最后的倚仗。

1854年，曾国藩所率的湘军取得大胜，浩浩荡荡地开入武汉。当湘军得胜的奏章送入朝廷时，咸丰帝大感震惊，他赞叹地说道：“没有想到，曾国藩只是个读书人，竟能建立这样的不世奇功。”咸丰一时兴起，竟想一改祖制将曾国藩任命为湖北巡抚，让他坐镇两湖。

然而，这时朝中的满清老臣“及时”地建议道：“曾国藩原本只是个在家中丁忧的侍郎，只能算个平民百姓。一个小老百姓竟然能做到一呼百应，这绝不是我大清之福。”言下之意，竟是在质疑曾国藩的忠心。咸丰听闻此言后，想到了老祖宗传下来的祖制。在“重满抑汉”的狭隘思想的左右下，咸丰终究没能迈出那一步，不再提提拔曾国藩这件事，正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虽然，这句谚语在民族共荣的当下并无说服力，但是，历史却向我们证明，在封建帝制时期，不同的民族相互之间很难包容。咸丰帝的担心不无道理，倘若汉官在朝中扶摇直上，担任了军机大臣等要职，对满清的长远统治是不利的。试想，若一人之下的汉官扶持党羽，自然会提拔那些同为汉人的后起之秀，排挤在朝为官的满族贵族，久而久之，八旗贵族在朝廷的地位势必会受到影响。

这种现象不止会发生于朝廷，倘若，咸丰任命汉官为地方巡抚、总督，赋予他们地方的兵权，难免会重现唐朝安史之乱的情况。汉官对满清统治未必心服口服，当汉人获得兵权后若是拥兵自重，势必会威胁到满清王朝的长治久安。所以，不到国家危亡之际，满清统治者是绝对不会任命汉官的。对于他们来说，汉官就像是双刃剑一般。

那么，慈禧为什么会破例任用汉臣呢？

笔者认为原因有二。

一是、慈禧当政时国家的情况已经十万火急，若再不启用那些真正有能力的汉臣，满清统治势必会被叛军、起义军颠覆。

二是、满清统治中原已久，满汉之间的隔阂已消弭大半，汉臣与满臣之间的界限也被拉近。

故此，慈禧不得不走一步险棋，将希望寄托于汉臣之上。

可以说，慈禧的这场豪赌成功了，所以，满清的寿命又延续了数十年。倘若，左、曾、李等汉臣没有得到扶持，那么，满清势必会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元气大伤甚至被颠覆。

参考资料：

【《清史稿》、《满清的“重满抑汉”政策》、《清朝时期的“满汉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