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秦国统一天下乃大势所趋，荆轲以一己之躯对抗泱泱大秦，无疑螳臂当车、以卵击石，终究无法阻挡历史滚滚向前的车轮。但是，正因如此，荆轲刺秦的意义恰好也体现在这份明知不可为而偏要为之的视死如归、为大义舍小我的勇迈苍凉之中。
假如荆轲不去刺杀秦王，燕国就能逃脱被吞并的命运吗？“没错，倘若不去刺杀秦国，荆轲的生命不至如此短暂，燕国也许不会几年后就被秦国所灭，然而“秦王扫六合，虎视何眈眈”，破韩灭赵攻燕，秦国的铁骑可谓锐不可当，当时的燕国可谓“黑云压城城欲催”。强秦灭掉六国已是必然之势，被秦所灭只不过是早晚之事罢了，怎能将这样必然的命运归咎于荆轲，苏洵“始速祸焉”的论道实在是荒谬之至！
所以，与其蝇营狗苟，苟延残喘，活得毫无意义和尊严，不如奋起一击，即使粉身碎骨，也曾反抗过，也曾辉煌过，正如抗日烈士高君宇所言：“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死如彗星之迅乎”，岂能以成败来论说英雄？又岂能以长短来衡量生命的意义？荆轲虽然逝去，但他不畏强暴、为大义舍小我，“捐躯赴国难”的侠义精神却与日月同辉，正所谓“其事虽不就，简牍光无穷”！
又有人说，荆轲仅凭一己之躯、暴虎冯河、孤注一掷式的入虎狼之境，不仅不能革除暴秦，换来燕国的安宁，还赔上了自己的性命，实在不足以称为有勇有谋，不能算是死得其所，只不过是逞能的个人英雄行径罢了。秦国统一中国，乃大势所趋，历史之必然，何必做徒劳的挣扎、何苦做无谓的斗争，来阻碍历史的进步呢？
然而，每一种行为的背后总有两种结果，成功与失败，真的猛士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也敢于直面失败的后果。荆轲的伟大正在于做好了必死的决心，千古壮士，一去不还，还有什么比生命更为可贵？还有什么比死亡更为动容？如果有，那一定就是信义和诺言。为知己也好，为家国也罢，危难之际，挺身而出，”“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破釜沉舟，为的只是恪守那一声出自我口的承诺， “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不矜其能，不伐其德”，这才是真正的侠义。那样一个纵横捭阖、侠士盛行的时代，荆轲不过是其中普通的一个而已，所以诸多历史学家才一再强调不要过分拔高荆轲，然而荆轲的悲剧却成全了这样一个英雄，让他得以被历史铭记。那样一个侠气飘香的时代却多少让人向往，试问如今江湖侠骨还剩几多？
至于，秦国统一天下乃大势所趋、历史必然，阻碍历史进步之说，更是不可理解。由今视昔，自可跨越古今，试问当时的历史人物何以去想历史进步与否这样宏大的命题。如果以此论断荆轲，就好比看电视的人嘲笑电视里的人一样，所以，何必以此来苛责荆轲、苛责古人呢？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就是这份偏要如此的执拗才令人动容。有多少人，明知可为却偏不为；又有多少人，明知不可为便安之若命，怡然自得地接受着命运的安排，尤其是在顺昌逆亡的历史法则面前，仿佛只有唯唯诺诺的被动认同，然而所谓的“安之若命”不过是一种疗伤式的自我安慰罢了，他们用“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天命作为幌子来掩饰自己的不作为，却忘却了“成事在天”，谋事却在人，正如屡败却依然屡战的固执和坚持，因为，真正的成功的曙光往往酝酿在无数次的失败与失败的尝试之后。
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抽刃向更弱者”，以弱小对抗强大，对待命运和强权，迎面而上，奋起反击，这才是真正的勇者。所以，尽管失败，荆轲不畏强暴敢于向命运反抗的精神却激励和鼓舞着无数仁人志士，甚至那些身处命运卑位之人。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尽管孤胆英雄最终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易水送别的悲歌不仅凄怆苍凉，但更悲壮有力，这歌声却犹如一道闪烁着光芒的利剑穿越古今。无数荆轲式的人物，他们也许是刺客，更多的也许只是平凡之人，无数渺小的力量汇聚成强大的正义的力量，推动着历史浪潮的滚滚向前。
而于我们自己，我们需要反抗的也许是生活中的诸多坎坷与困境，又或者是一些不合理的制度与现象，或许只是我们内心深处的怯懦与不安、懒惰与顺从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