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些年，女性主义话题总是能够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比如去年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出走的决心》，今年上映的《酱园弄·悬案》和意大利电影《还有明天》等，它们都在讨论作为“男权社会”和婚姻中被剥削的女性及其反抗等议题。
今年五月份，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历史学者马钊先生的《弃夫潜逃》一书，该书集中探讨了抗日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段大量女性弃夫和杀夫的种种社会现象及前因后果。
而脱口秀领域从几年前因掀起男女对立话题风靡一时的杨笠，到今年风头无两的苦熬三十年而逃离婚姻的房主任。这些信息都在诉说着女性主义命题，当然这也表明“女性作为一种困境”仍然根深蒂固的生长在这个国家，所以它才能如此容易的引起共鸣，引起争端。
我本人虽然是一个男性，但很小的时候可以说就已经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了。因为在我的周围环绕着的是无数的女性，成年男性一方面因为生计奔波很少被看见，而即便被看见也无不是凶神恶煞或养尊处优的，令人讨厌又令人敬而远之的形象。
所以当看见弗洛伊德的“弑父”心理学说时我就震悚其真实性。当然现实生活中，有无数人的父亲是和蔼可亲的，却无法掩盖多数父亲不过是一个冰冷的符号。他们固然辛苦，固然有自己的难言之隐或历史的命运，可不可亲近的现实毋庸置疑。
曹雪芹可能是中国历史上较早具有女性主义的男性。他在红楼梦中通过对女性群体的描述来表达自己对女性命运的叹息。同时，也通过对大量的男性刻画，来揭露男性的种种“卑劣”。尽管，他受限于自己所处的时代，但他还是意识到后来人所谓的“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意义。
当然，如果我们不是从红楼梦，而是从清代的社会和律法进入去看女性的命运。会发觉，如果有一天女性因仇恨而要将男性杀光，你也会觉得情有可原。
因为在清朝的社会体系中，女性的空间是被束缚在院墙之内的，法律地位更是约等于无。即便被强奸了，也很难被法律保护。因为清代法律首先要求在被性侵害中的女性必须殊死抵抗以至于有受伤痕迹，并且有证人证言，才有可能维权成功。而即便维权成功，法律也不是因为女性的权力去处罚那个男性，而是从礼法社会的角度去处罚这个男性。而且，通常这个女性也难逃责罚。比如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中，即使最后因为慈禧的加入而逆转了原来的判决，并保住了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性命，可二人还是受到杖责的处罚。这就是因为即便不能证明你们有罪，可你们的接触也是破坏风俗的行为。
而红楼梦中秦可卿的死也是一桩令人唏嘘的例证。在现存印刷本中秦可卿是病死的，可在脂批本中交代了秦可卿的死，实际上是因为他的公公贾珍与其发生了不当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秦可卿抑郁自杀。因为清代律法中，几乎没有任何可以帮到秦可卿地方。试想，如果她状告公公强奸，那么很难提供证据，没有证据，就是诬告，当时可以判处死刑。或者因为证据不足，便有可能被指为通奸，还是死刑。即便法律没有杀她，礼法还是可以将其杀死。比如王夫人的丫鬟金钏因为贾宝玉挑弄了一下她的耳环，被王夫人视为奸淫荡妇，并下令驱逐出府。在这种情况下，金钏选择了自尽。这表明，即便没有什么人要杀一个女性，女性还是会被令人窒息的礼法社会绞杀。
我们知道，宋明以来中国有很多洁妇烈女，这一数据在清代就更加庞大了。清代的很多女性会因为贞洁问题自杀，以至于被逼自尽，以使家族享受好的名声。没有人觉得这样做实在是残忍的，甚至会因为一个女性的自尽而欢天喜地。这样的例证翻开史书是取之不尽的，但无论如何，它们共同彰显的都是在旧的时代里，女性悲惨命运的不言而喻。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如果女性主义变成女权主义，或者变成仇男主义，灭男主义，也不足为奇。
但是今天的女权主义还是有很多缺陷，她们要么盲目女权以至失去理智，要么各自为政，内部分化，不成气候。
原因在于她们仿佛失去了一个严谨的判断，那就是，如果男性真的想和女性对抗，或者希望女性始终应该处于一个被支配的地位的话，女性其实很难反抗成功。这不仅是因为女性首先在体力上难以和男性抗衡，而关键在于，大部分女性从生下来那一刻就被当做“弱者”在培养。这个“弱者”指的是先天的要求和被过度的保护，以及各种规训。女性被要求的内容当然并不一定比男性多，但不一样之处在于，男性被要求成为强者，而社会和家庭对女性的要求是你可以不是一个强者。
尽管这一点和古代社会相比要好多了，却并不十分明显。比如，传统时代的女性如果想逃离一个婚姻的方式，往往是通过进入另一段婚姻来进行的。学者马钊在他的《弃夫潜逃》中就引用了大量这样的档案，记录了民国时期很多女性因为不堪忍受一种婚姻，而逃离家庭，最终又进入一种新的婚姻当中，或者不得不回归原有婚姻的案例。
鲁迅在那时也注意到这一问题，因此他在1923年就写了《娜拉走后怎样》一文来表明他的看法。在鲁迅看来女性出走或许很容易，但出走以后的出路却很有限，因为社会环境这张无形的网和没有经济来源，最终要么回家，要么堕落，要么自杀。
而更早些时候，托尔斯泰就在《安娜卡列尼娜》中给出逃的安娜安排了自杀的命运。这并不是说托尔斯泰和鲁迅多么的睿智，而是因为社会整体没有跟上女性这样欲求命运自决的环境。也就是说当社会发展落后于人的观念时，拥有这种先进观念的人，无论男女，都是注定要痛苦的。比如娜拉，脱离家庭可能面临生存危机，留在家庭则丧失个人意志。这在那个时代是显见的课题，而并不需要深邃的思想就能察觉。
眼下我们很清楚地知道，女性自立自强的核心是拥有经济来源和经济实力，或者至少拥有实现经济价值的能力才能挺起腰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女性叙事就是要把女性推到社会实践中去，因为只有将女性纳入社会生产，女性才有可能摆脱传统时代那种完全被支配的命运。
但女性有其天然的“缺陷”，这里姑且用缺陷来表达吧，那就是生育。近几十年以来，我国推广义务教育和计划生育政策，因此女性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接受了教育，一方面更少的生育孩子，使得她们可以更多的参与社会劳动。所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女性社会地位是飞速上扬的。但只要女性还需要生育，她就有可能被家庭“囚禁，而这种囚禁也许是被动的，也许是主动的。
这是因为生育后还需要哺乳，尤其是生完孩子后女性的母性意识崛起，她们往往甘愿为了孩子丢掉自己的梦想和事业。而这样的案例实在是太多了，甚至即便是21世纪的今天，还是有很多女性以找一个好老公，做一个家庭主妇为志愿。这在经济实力不同的家庭中表现的尤为明显。一个富裕家庭的女性，可以将哺育孩子委托给他人，但普通家庭的女性往往只能自己代劳，或者请上一代人代劳。无论是自己还是上一代，自己都仍旧是照看孩子的主力。如果不希望自己拥有这样的的命运，可能就只有不婚不育了。
云南华坪女子高中校长张桂梅在2020年公然拒绝该校一毕业生的捐款，并斥责其虚伪自私。这原因就是她不希望自己辛苦培养的学生沦为家庭的附庸，而不是通过自我努力去换取人生的价值。张桂梅的观点固然偏激，因为女性主义应该是让女性有自决其命运的机会、条件、能力和社会环境，并不是女性主义就不能成为家庭主妇。如果一个家庭主妇在这个过程中享受了她自主认可的价值，那么这也应是她的自由。总不能说女性主义等于不婚主义，等于仇男主义。但张桂梅展现出来的姿态是，女性的命运唯有靠女性自己去争取，这样旺盛的生命力和坚决的信念是足以振奋无数萎靡的女性的。
但是女性若已成为主义，男性便难逃其咎。因为在部分女性看来她们的痛苦是男性带来的或男性造成的。也因为这一点，男女对立逐渐尖锐。一方面很多男性觉得女性就是无能，另一方面是很多男性觉得我很无辜，为什么要骂我？所以当女性主义发展为女权主义，以至于当下语境中所谓的“田园女权主义”时，动辄对男性喊打喊杀，自然容易引起男性的反感和反击。
其实在我看来，女性主义如果没有男性的支持就始终只能偏安一隅。因此，比女性成为女性主义更重要的是，如何让男性成为女性主义者？如何在男性的立场上看见女性？眼下中国男性普遍的社会价值观念是仍旧视女性为依附着，是被动的，是弱者。而在女性看来，男性也是不堪的，是外强中干，是道德败坏的……
以武汉大学被举报性骚扰的肖同学为例，他因为一些不雅动作而被一名女生咬定是对其性骚扰，最终对簿公堂。而法院的判决是，根据已有证据肖同学的行为不构成性骚扰，并驳回了这名女生的上诉。由此，舆论翻转以至于割裂。大量的人站在肖同学这一面辱骂告他的那个女生。而大量的女性仍然站在该女生的立场，她们声言：看吧，世界就是这么偏爱男性，那么明显的性骚扰都不判罪，由此更加仇恨男性。
这一事件是非黑白并不是我关注的焦点，我更关注这种割裂，这种割裂难以理解，难以表述，甚至男女的结合都逐渐让人怀疑其正确性。因为男性通常的社交圈子都是男人，女性的社交圈也都是女性。他们彼此的喜好，关心的议题差异很大，在家庭内部也常常争执不断。但这个世界还是认定男女结合是理所当然的。其实在婚姻中，女性的牺牲往往较男性大的多。
以电影《还有明天》为例，女主角有一个好闺蜜，无论她和闺蜜分享什么闺蜜都无条件支持，闺蜜给她鼓励，给她安慰，和她分享自己的食物和快乐？但回到家中她只能充当仆人和挨打挨骂。因此，女主角的女儿也因为她的逆来顺受看不起自己的母亲，哪怕母亲在力所能及的做着自己所能做的一切，来拯救女儿不滑入自己的命运陷阱。女儿最终原谅和接受她，还是因为她终于站出来为女性的命运抗争的时候，而不是她在家任劳任怨的时候。而电影之外，我在观看的过程中看到弹幕中总有有人说“我敢打赌正在看的没有一个男性”，也有人附和“男性怎么可能看这种电影”？我并没有说话，我只是用自己的存在来见证着性别的割裂，欲哭无泪。
再比如我的母亲，在与父亲三十多年的婚姻关系中，可以说备受煎熬和辛苦。但是在逼迫我结婚的动力上却依然不遗余力。即便我用她和父亲的婚姻来论证婚姻所带给人的耗损是如此巨大，她却云淡风轻的说：人生就是这样。
所以在母亲的面前，我是一个女性主义者，而母亲虽然为我和父亲奉献了一生，却依然是一个男性主义者。她不可能像房主任那样最终醒悟，意识到婚姻不会是人必然安全的避风港。母亲仍然坚信那是唯一的避风港，是她的、是女性的避风港；也是我的，是男性的避风港。即便这避风港内偶尔也会有风暴，但比起汪洋大海的恐怖，这点危险实在不足挂齿。
我并不是反对婚姻，我只是讨厌把婚姻作为一种人存在的方式，甚至是唯一的方式，以此扼杀人的其他可能。
而2024年的婚姻数据是这样的，结婚对数610.6万，离婚对数351.3万，这表明全国离婚率已超过50%。很多人看到这一数据时表现的吃惊，愤懑，却不愿意相信，不离婚的社会并不必然是好的社会，不离婚或不能离婚的社会里，必然是广大女性在接受着奴役的社会。
清朝就没有离婚一说，那么清朝是令人向往的时代吗？因此，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对婚姻应该祛魅，对自我应该赋能。历史已经一再证明，任何关系都不是安全的，只有绝对实力才能拥有话语权。
搞笑的是罗兰·米勒在他的著名的《亲密关系》一书中试图用案例和理论来教会人们如何打造亲密关系，可看完后的人们纷纷表示：我还是不要结婚了吧，那实在太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