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她七十九，我才十九岁，正闷头在地里刨着土坷垃，日头像火烤着脊背。远远地望见大妹疯了似的从山梁上连滚带爬地下来，嘴里嘶喊着什么，风把声音扯得零碎。我心里咯噔一下，锄头哐当掉在地上。
跌跌撞撞跑回村口，自家院墙外黑压压围满了人，像看戏似的伸长了脖子。死寂里嗡嗡的议论声针一样扎人。大妹带着哭腔喊：“哥！奶奶她……在屋里吊着！”她是早我一步回家，从上了闩的房门外窗棂格子望进去，看见了毕生难忘的景象——向来要强的奶奶，竟然直挺挺悬在那根粗砺的房梁下，像片被风干的枯叶。
一股邪火顶上脑门，我抄起院里劈柴的榔头，“哐！哐！哐！”几下猛砸门栓。木屑飞溅，破门冲进去的瞬间，一股阴冷扑面。仰头望去，房梁下那佝偻的阴影刺得眼睛生疼。跳上土炕，攀着那曾挂满全家希望的横梁，双手抖得解不开那个简陋的绳结。几个胆大的街坊挤进来帮忙，七手八脚放下奶奶。我跪在硬土地上一摸，奶奶脖子冰冷，手腕也探不到半分脉息的跳动。她走了，走得如此惨烈而决绝。
奶奶自挂房梁的事，如同一瓢滚油，顷刻泼洒进这个巴掌大的小村。
“唉哟，准是儿孙不孝，把老太太逼上绝路喽！”
“可不嘛，听说常年病着，都伺候烦了……”
“怕是给气狠了，心凉透顶才寻死……”
种种猜测、窃窃私语和无端指摘，比盛夏的日头还要毒辣，烙在全家人脸上心上。我们似乎一夜之间被钉在了乡村道德的耻辱柱上——“不孝”二字如同烧红的烙铁，几乎将我们烫穿。村路上头都抬不起，迎面碰上谁，人家眼皮一耷拉便撇过脸去，那份明晃晃的避讳像耳光般清脆。家，成了人们侧目掩鼻绕行的污秽之地。
其实谁能懂得奶奶的心？她是何等刚强的女人！十里八村谁不叹服奶奶的硬气？在母亲面前更是雷厉风行，说一不二的当家婆婆。可时间这把钝刀子毫不留情。她的腰渐渐佝偻下去，走路如踩棉花，端碗的手也抑制不住地抖。即便岁月榨干了她的力气，那份固执的尊严依然不倒。她想自己穿衣、自己走路、自己吃饭，拒绝搀扶，咬牙推开伸过来的手，仿佛接受一点帮助就是宣告她的失败。她不肯在儿孙面前露出一丝软弱，不愿成为那个“老不中用”的累赘。
爷爷临终前，曾悄悄把家人一个个拉到床前，浑浊的老眼里溢满忧虑：“你们……都得留心……留心她……”他用枯瘦的手费力指向隔壁屋，“她性子烈，一辈子怕低头……我怕……怕她哪天会……走这条道儿……” 我们都惊住了，点头应着，只当爷爷病糊涂了说胡话。谁会想到，那竟是敲骨吸髓的预兆！
偏巧那几天奶奶害了场急性心肌炎，虚弱得下不了炕，每日吊针扎在手背青紫的血管上。大妹心细，晚上就拖张席子在奶奶床边守着。出事那天中午，母亲像往常一样细细做好了易消化的饭食，送到奶奶手边。吊瓶的针尖刚刚拔掉，奶奶却催母亲：“地里活计多，你赶紧去吧，我吃了饭就困觉。” 母亲看她神色似乎平静，便温言安顿好饭菜匆匆赶往果园。谁曾想这竟是永别——老人支开所有人的照看之后，颤巍巍踩上那张伴随她大半辈子的旧方凳，从容决绝地将自己交付给了冰冷的绳索。
奶奶咽下最后一口气时，或许怀着一种近乎悲壮的安宁，以为自己终结了衰老与拖累，是送给儿孙最后的解脱。她哪里知晓，这份冰冷的自决如同一记无形的重锤，瞬间将我们全家砸进深渊般的冤屈里。她用最惨烈的方式试图减轻我们的负担，却阴差阳错地在村人唇齿间，将她的儿孙铸成不孝和虐待的代名词。那颗不愿拖累我们的好心，竟化作压弯全家人脊梁的万钧污名。多少年过去，那根房梁的阴影和村人异样的目光仍在我们肩头盘踞，沉重得让人无法呼吸。
村里的风向从来刻薄如刀。奶奶决然了断自己干枯的生命体面，原以为是吹灭一盏熬干的灯盏——未曾想，那截寒凉的绳，却紧紧勒住了活着的人的喉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