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日参加今日头条上微头条与马建标教授就《权力与媒介》的互动，提了几个问题：
问：
#对话马建标# 在晚清以前，中国并没有成熟的传播业。进入近代以来，中国媒体业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就成长为影响社会的一股巨大力量，请问在那个文盲居多数的社会里，这是如何做到的呢？其背后有什么社会机制起作用？
答：
#对话马建标# 在晚清以前，中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传播业”。清政府在北京发行了一种小报，名叫《邸报》，它只是刊登朝廷的一些政策，不刊登社会新闻，不是现在意义上的日报。特别是自明清以来，在中国江南地区，那里经济繁荣，科举考试比较发达，一些儒生为了提高科举考试的命中率，会自发地刊印一些“科举考试题录”，在市场上销售，这或许可称为由科举制度而产生的“科举文化传播产业”。不过，这些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传播活动。现代意义上的传播，主要是依靠日报、通讯社，大众广播电台等现代技术媒介来传播新闻。
特别是自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势力大举进入中国，许多传教士、商人来到中国。他们为了传教和经商，就开办了各种教会学校、医院，同时创办报纸，对于近代中国传播业的兴起发挥了奠基性作用。到了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和开明士绅也意识到国家的强大，必须开放“言路”，于是提倡办报，当时政府官员要办报，康有为与梁启超代表的维新派也办报，鼓吹变法，把“大众媒体”作为其实现救亡图强的政治工具。简单的说，19世纪末兴起的民族主义是造成晚清中国传播业开始兴盛的重要精神力量。考虑到，大多数中国人是“文盲”，我们所说的晚清民初的传播业，也主要局限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至于广大的内陆城市，其受媒介的影响是相当有限的。@金台望道110
问：
#对话马建标# 《权力与媒介》一书中，赵烈文并不是传播业从业人员，既没有从事传播事业，也没有做传播实业，他主要是通过周易来预测大清命运，通俗点说，算命技术好，为什么让他出现在讲传播的书里呢？@马建标2019
答：
#对话马建标# 头条好友 @金台望道110 金台望道的问题，提的好？可以这样回答：近代社会地方和基层的媒介仍在延续，民众口中的传说、绰号、掌故甚至谣言，作为“次生媒介”，也是同权力互动的关键部分。比如提到“传说”和“掌故”，它或许是有关地方历史的一种民间书写版本，或许是对某些特定人物和事件的民间记忆，久而久之，它通过口头流传的方式成为一个地方或一个群体的集体记忆，而很有可能发展成为一种仪式化的符号，为权力所用。书中以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为例，叙述其如何利用“占卜”的话术来传递自己对时局和国运的认识，以期对曾国藩的决策有所影响。而赵作为一个名不见经传却与手握大权的曾国藩关系密切的谋士，确实有可能对时势产生影响。这是作者考察“次生媒介”的一个尝试，而此案却并未形成一条自下而上散播开来的媒介网络。因为两人相对私密的沟通，很难在传播上产生更持久的意义。但事实上，发生在权力中枢、底层人物和民间信仰掌故传说之间的信息传递路径，要更加多元和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