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评价下自己的写作。
晓霞曾设想像成功人士有接受访谈的机会：影响你最大的一本书是什么？她准备的回答是《小说月报》，她将谈起少女时代一个冬日的下午……这是我们这些基层写作者的自娱自乐，多么认真，又多么微不足道。我们没有写创作谈的机会，作品也不会被专业地评论——专业评论家瞩目顶流小说家，跟默默无闻的基层写作基本绝缘，而每个人都渴望定义，渴望被定义，当然对被定义的也不尽认同——诠释完文友作品，再以客体身份来评价总结自己的写作，自己做自己的医生，自己做自己的病人，常理上虽有突兀，实践上何妨为之。张爱玲说谈自己作品如小孩看自己肚脐眼，还想让别人一起看，这是她作为一个著名作家的矜持，但她也写过《自己的文章》。其实我对评论的兴趣向来大于创作，评价外人固不方便（除非很大的作家，犯不上跟你一般见识），拿自己作品来解颐，不仅满足文学解剖之习好，又符合自娱自乐之后现代精神，何况还有谁比一个写作者更了解自己的每一个作品呢？卢梭在《忏悔录》开头说，“我要做一件别人没做过的事”，以客体身份评价自己的作品是否也是别人没做过的事，我说不准，但是且做来。
多年来，以业余身份做一点热爱的事情，且尽量往专业的水准上看齐，就是我的写作出发点。而努力的方向，就是在别人作品里渴望看到而又没看到的东西，让它出现在自己的作品里，至于那究竟是什么，也难以简单说清，比如张爱玲，门罗或麦卡勒斯，在最平常无奇的细节里展现出生命无处不在的惊心动魄。当然还有时间和死亡，人的下意识，精神世界隐秘的迂回，对某种不起眼又重要细节的捕捉和呈现……我血液里有继承自母系的神经质，遇特殊刺激会歇斯底里，是在成年后才意识到世界上还有另一种人，平静的，完整的，妥帖的，跟我们不一样的——这种差异更多来自遗传还是生长环境所致？我说不好，但如果写作，这是第一个我要关注的，即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人的心理会发生怎样的畸变，隐藏多少眼睛所不见的黑洞？每一个心理异常者是怎么产生的？进一步那些抑郁者、自闭者、精神分裂者、自杀乃至杀人者，内心都经历过什么？文学艺术的领域允许偏见的存在，极端一点说没有偏见就没有文艺，我的价值也许就在于我的偏颇之中。
第一个称得上小说的是《乡风》，写于1997年冬天，那晚外面下着大雪，三个舍友都放假回家了，我十分珍惜独处一室的机会——从小家里人多，上学上班后宿舍人多……在吹得树枝扣响窗玻璃的夜风中拿起笔来。那年我二十四岁，还没有结婚，正迷失在自己的生存境遇和祖母的暮年状态中，当时祖父新丧，90岁的祖母陷入婴孩般无助又孤单的生命状态，生活失去自主性、一切有赖于家人的照顾，不出意外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这样一个从生到死间的过渡，我把它还原到充满了绵延感的乡村生活背景里，让文章开头结尾都刮过穿梭于村庄草木间的风，这是我彼时沉迷的调子，也是从小生存其间的村庄留在心灵中不灭的记忆。网友大陆之雪曾评价这个小说，说有一种铜版画的效果，且写出了人在死亡前的“澄明”状态，我珍惜这个评价。这种书写没有技巧技术可言，小说主体是枯淡而乏味的，如果消遣式的阅读简直读不进去……我承认这些，也不是刻意为之，是彼时的确完全不晓得一丁点叙事的技术性。
对我来说写东西总是吃力的，我缺少想象力和统筹能力，即便虚构和想象，也都是往生活最逼真处去想象，用琐碎的生活细部来编织故事之网，这让我的叙事缺少变化和层次，我只能写那些切近的，熟悉的，琐碎的生活片段，写不了宏大结构和不熟悉的题材，无论古代的，未来的，他乡的，也架构不了繁复的故事情节和庞大的小说场面、众多人物，只能写简单的情节、人物和线索，在很小的布局内琐碎地铺陈。我觉得架构能力来自天赋，金庸当年在《明报》连载长篇，开了头即每天写下去，故事线索交叉而榫卯扣合，胸中丘壑分明，跌宕井然；民国张恨水同时在三四家报纸开连载，头绪繁多而从容铺展，细密的故事线索从不混淆而条分缕析地行进。十九世纪的大师们，除了恢弘深邃的思想和细微精敏的神经，更有卓越的架构鸿篇巨制的才能。当下同样有天赋大才的写作者，大江大河一样源源不竭地缔造出一个个丰富的小说世界，我仰望之，但自己才力不逮，勤奋、恒心也都不够，如果非要找一点长处来鼓励自己，就是各种体裁都能凑合写一点，但也只能是一点儿。我写中短篇都吃力，时常觉到表达的枯竭，无论写小说还是评论，文章看上去不乏条理，层次清晰有逻辑，实则它们不是产自一个条分缕析的头脑，而全靠笨功夫，就像梳头发似的一个句子一个句子地捋，下笔千言的情形也有，但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少，逻辑不顺的地方一遍又一遍捋，一个细节不对就废掉，重写一遍再废掉，早晚自己觉得满意了为止……就这样堆积拼凑勉强成篇。还有几个小说我先写好开头和结尾，再中间一块一块往里填，《那天还有更详细的细节》《郝绣花的天空》《一个微不足道者的死亡》都是。这是很笨的方法，但是适合我。
所以早有朋友提醒，你写点评论吧，不要去写什么小说了，你不是那块料。写评论也并不轻松，但对一个偏于思辨而不是感受型的人写小说就更吃力，因为需要一种生发能力，写作过程中魔法般的创生效果，有经验的作者都体会过那种巫术般的写作体验，作者附体于人物，神灵附体到作者，莫言说的在写作时如同一个上帝。可以说写作这件事就是作者训练、控制和调动自己达成这种“附体”状态的能力，无论小说，散文，诗歌还是评论，修改阶段也最好如此……当然这里所谓的附体、巫术，都不是迷信而只是一种修辞。一旦“灵巫”状态结束，作者回到自身，就只是家常的平庸的麻木而无所事事的自己。
人的写作状态有两种，一种是挤压，一种是涌流。挤压的状态也能出来精练的行文，但涌流的状态才能文气充沛细节丰实，后者对很多作家是常态，但对我则可遇不可求。年轻的时候常一挥而就，却没有写作的自觉和修改的耐心，《乡风》和《亚热带企鹅》成篇较早，却只是某一境遇下顺从心理境遇的被动产物。那时泡在网络上，寿光开心论坛关停后转天涯社区再至新浪博客，再至豆瓣和简书。直到程想来谈小说，才觉得沉舟侧畔千帆过，忍不住也打理下搁浅的舢板，就出来两三篇可以发表的。又或得了两句鼓励，如同一直没机会当好孩子的忽然也要当一个好孩子，类似心愿之下，得空扒拉电脑仓库，看哪一个还有修改的价值……某些时刻鼓励确是一种力量，竟在年近半百的时候曾想当一个好孩子。
就像作家魏微说的，这么多年，我们这一代身处了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虽在小城，身边同样日新月异，不断扩张的城市版图，新起的高楼，穿梭的车河，翻新的绿化工程……三四十年急骤变化，期间不知有多少人在与时俱进的发财致富，而我时常处于担忧明天吃不上饭的窘迫之中，这就是我的人生，我逐渐认可了这个。过着内心动荡而表面缺少变化的生活，也常感到命运之神垂顾的幸运，因为对比漠漠众生我毕竟可以写我的不安之书，困窘之书，内心小小得意之书……不羡慕灯红酒绿的大城市，马不停蹄的现代人，而只在慢慢悠悠的内心节奏里骄傲渡着安静缓慢的时光。却在说不清缘由的某一时分，心气平和忽被打破，蓦然间悲从中来……当然都很快过去，又回到无所事事的平静与安闲。我小说里的人物也多是这样生活平淡而内心颠簸，沿着神经或心理路线，渗入深层次的情绪肌理——其实文学中最难准确呈现的就是人的情绪，你说一个人愤怒，快乐，抑郁，癫狂……都不过一些抽象的词汇，只依赖惯性经验做浅薄的理解，而化抽象为具象的直观感染之义务，就是文学尤其小说的主要任务——以前曾说铁凝的《信使》，就因为它写出了富有挑战性的人的极端情绪，我向来视这种书写为自己写作的限制性命题，一种有意识自我突破的限制性。因为我们面对的不仅是一个客观世界，还有一个内心的宇宙，这曾是二十世纪文学的重要组成。
二十世纪文学的主流，相比之前最大的改变，一是现代性因素，即弗洛伊德建立的心理学作为一门显学为肇始对文学领域的深刻影响；二是改变了之前经典英雄主义的传统——后革命带来平民传统，现代主义影响下则由大写的人向小写的人转向——所谓小写不是贬义，而是工业科技带来人在城市中的自我缩微感，依靠工具、机械、头脑科技而不是自我、四肢、热血和信仰来把握世界实现自身的力量，楼房越来越高，电力越来越普及，钢铁工具四处包围，这造成人在都市丛林的自我淹没和心理矮化所产生的迷茫与忧惧。这是时代性和群体性的，大写的英雄人格早就不再是书写主题，这个时代的英雄是缔造科技帝国的英雄，金融帝国的英雄，而不是革命或政治或战争的拯救之英雄。同时无论从政治上，社会资源上，网络信息传播上，都出现了理论上（也只能是理论上）的平均主义原则，这就是现代主义的前提和结果，后现代则是在此基础上的各种延伸、继承、发展乃至变本加厉，体现在文学上就是对精神领域趋于极端的探索呈现，人在技术文明中渐渐自我颗粒化、微小化之后的群体性精神困顿，往一个内在宇宙中的坍缩及延伸性潜滋暗长。
人类的自我认知需要足够的理性，这个理性中却一定还包涵非理性，一个理解不了非理性的理性是僵直局限的。与其把这部分未知世界的探索完全寄望于哲学或心理学，不如实践于文学，因为相比于其他领域，文学专业显然更容易跟大众群体发生深度广阔的交集。写出某种非理性，而不仅仅是因果律，是作家们的使命之一。何以有人忽然自杀或者成了杀人犯？这里面有可以解释的，也有不可理论诠释的，但可以用小说来探索和呈现。生活中一个表面看来正常的人，内心可能已经抑郁，自闭，精神分裂，茨威格的《马来狂人》《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等就是写人的非理性冲动。一个人的身体生病是可以看到的，包括借助现代化医疗仪器看到，但一个人的精神，或者用我们传统的说法叫内心，发生了什么是看不到的。《乡风》中的垂暮老奶奶，《秘密花园》中的女童，都无法接受至亲去世这个断裂性的创伤而心灵变异——幼年和垂暮是人类生命的两极，最无助同时最近于自我幻化的状态。《睡在上铺的兄弟》中看上去精明而实则屡屡失算的主人公，遭受挫败引发梦游症；《微不足道者的死亡》中王立春一再被现实和宿命压榨，看不见的内在的蜷曲，直到一头扎倒在车间里后来死去。而《狂奔》中的方兴明得意时享受小中产的生活，返乡时保持当年全村第一个大学生的心理优越，实质上生活中时时处处承受时代和命运无形的挤压，个性的，经济的，生存的……狼狈不堪下的平静和日常，是一个人的也是某一广大群体的日常，而这些遭受挤压的生活之暗流从来不会自动消失，按照心理学的基本规律，所有你压抑自己的情绪和经历都不会消失，而只是潜伏下来，早晚有一天要以另外的面目出现，表现出来也许已是精神分裂或抑郁——但我笔下的方兴明仍是正常人，至多不过在妻子女儿面前狠踩两脚油门示威。在大雨中的小小过道里，双方先后疯癫之后的相对其实已经和解，很多积郁就在这种爆破中获得了释放，然后赤裸——每个人最后的升华必定是赤裸，地火在地下燃烧，喷出地面的时候会烧毁一些什么，但也喷出了蓝色的紫色的晶莹剔透的宝石。
我愿意把《森林城堡》《狂奔》《亚热带企鹅》归为自己小说中的情绪三部曲，因都围绕主人公某个极端的情绪展开。《企鹅》中王峰携带一间人们看不见的心理小屋，写的是人生旷寒，寂寞沙洲冷，《城堡》书写尘沙重埋的积郁，我想捞水草一样地打捞出“乙”严重的挫败感终究何来？看上去没有一个人刻意跟她过不去，又为什么那样的不安和痛苦？而《狂奔》中无论哪个人，我都给了他们极度的释放，释放当然是危险的，但从个性和心理健康来说，却都是一种完成。突破重围首先意味着死亡，然后意味着新生。
张爱玲说恋爱中的人更有文学性，所以她多写男女情感；我觉得死亡和时间才是永恒的主题，死亡对生命个体的时间是一种终结，构成某种基本的叙事氛围。《亚热带企鹅》王峰母亲的非正常死亡，《乡风》中老爷子去世，《秘密花园》里小女孩父亲的意外去世，《那天还有更详细的细节》中张宇宙的死是意外也是必然，我处理得非常之轻，就是一个灰色小人物很可能的现实，然而也是在还原死亡当天的生活，让人物的感受带来真实可感的肌理，在拉开闭环的两端之间打开一种鲜活的存在之闷痛。《一个微不足道者的死亡》中的王立春，《郝绣花的天空》中的潘海龙……时间不是时间本身，死亡也不是死亡本身，而是它们带来的东西，由此引发的东西——对于所有的生命来说死亡都是最大的极限，加缪在《西西弗斯》开端讲，人类只有一个最严肃的主题，就是自杀，加缪没有自杀，很可能是还没有来得及，他死于意外的车祸……茨威格后来真死于自杀，他也一直关注人类的冲动、激情等非理性因素。而我小说里的人物之共性，是天资平平而生命力委顿，天然缺失跟生活共舞或者相反，跟生活对抗的力量，由是多处身逼仄的生存和心理环境，这也是我自身生命的显影。
我的才能会须只是一些碎片，就如一个生命的拾荒者，偶尔窥得人性的一星光亮，半爿天色，或一道湍急的水瀑风景，再或捡拾起一块碎石，一枚色彩斑斓的树叶……我把这些偶尔收进生命的行囊，然后让它们出现在笔下行间。上文谈及鹏飞的自我重复，彩华的叙事平淡，程想的烟火气及缺少留白，晓霞的自我设限……他们的优点我都不具备，他们的缺点我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从缺点来说我就是每一个他们。但跟他们不同在于，孙的人物左冲右突，陈的人物总会受到特殊礼遇，王的人物负载而行，李的人物则一直平和安定，而我只写了失败者，困境，小人物，张宇宙如是，王立春如是，《忏悔书》中的妈妈如是，《森林城堡》中的乙如是，这些人物都是停在那里的，绝望着，他们无不是有所坚守而陷入生存或心理逼仄，无力而绝望而至于死亡，直到《忏悔录》才算有了缓和，到《狂奔》有了爆发。这源于年轻时总试图用一种无可命名来自于何处的坚硬的唯物主义机械论，来框约自己明明是左冲右突的激烈情绪，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个表面平静，尽量正常，而实则内心时时刻刻发生深渊体验的情绪之内心。后期沿着遵循自己真实感受的内察路线而慢慢疏解，螺旋式平缓，盘根错节的自我渐渐舒张和平复，而后成内在体系的和谐。印证于作品，就是《秘密花园》《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亚热带企鹅》《乡风》都事关人的内心世界，某种变故引发人的精神领域所发生的动荡和畸变……直到去年《外科村》中的余墨，最后愿意给病友送一份杏脯，《狂奔》的两人趋于情绪的极限，但爆发也是一种生命力，一种精神的热能。这是我的一个转折。今后或不写，或写出跟以前不一样的东西，我希望能写出阔大、明亮或温暖的东西。这也是写作者的俗套，一个人跟世界斤斤计较了半辈子，后来发生和解。
跟自己生活完全无关的，不熟悉的人和不熟悉的事，就是中篇《郝绣花的天空》。2008年从地方报上看到一个二百字左右的新闻，很短，但透露的信息却无限远大。新闻说一年前梁建红在外地当包工头的唯一儿子于结婚前几天被杀害，梁建红以德报怨，呼吁轻判杀害亲人的凶手，展现了一位伟大母亲的人性光芒，获选2008年度感动河北十大人物，当时距离她儿子被害刚好一年时间。在最基本的正义和道德中，杀人偿命和自卫式报复是合理合法的，但死者的母亲最后能原谅凶手，为他申请活下去的机会，根源何在？这人的内心里到底有什么？我查阅很多资料，发现梁建红并无宗教信仰，年轻时是村里的妇女主任，应该是个党员，也就是说现实中的梁建红，除了以仁者大爱，实在很难解释她的行为。写她不等于我主张那种无限的宽容，而是她的行为非同寻常，以她为原型拍摄的电影等文艺作品，基本将其设计为好人好事的类型，但这显然远远不足以真正诠释这个人的精神气象。我将三个人物的命运经由小说往前回溯，潘海龙的死亡是现实新闻里一条终结的线，我在小说里倒回去进行还原……让梁建红和被告沿着完全没有交集的各自生活轨道一无所知地走着，天遥地远毫无关联，郝绣花去梁家做保姆，被告参加黑社会火拼，沿着各自的生命轨迹，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旧小说样式，走到事件发生的交集点，直到有一天走到同一个法庭上——这是小说之初的结构设计，两条线索并进交织，相比以前出现了更多的人物和情节，场景相对复杂，这作品对世界可有可无，但对自己算是有所突破，所以刚写完时有自我超越的快乐。但对人物情绪的变化和过度缺少更自然和具有可信性的内心演变之呈现，还有继续打磨修改的空间。另一个中篇《一个微不足道者的死亡》采用倒叙，以主人公的死亡拉出悬念，以细致的生活流去追溯其平淡而可悯的生平，到悬念揭晓，主人公死因带来最后一次冲击，追求一种平淡中的震惊。
我最早接受的是传统文学观念，也即有意识的在作品中摹写和反映所处的时代，从特定的人群和视角，《睡在上铺的兄弟》以主人公的尴尬命运反映时代变革对小人物幸与不幸的直接影响，《微不足道者的死亡》同样，都是工业时代农村出身的年轻人，他们延续了路遥八十年代初在《人生》中提出的城乡差别对个体命运的限定及困境，然而王立春和陈余跟高加林不同在于，他们都是农家子弟但资质平庸，依靠接班或者买户口实现农转非，谁知很快市场经济大洗牌，于是再一次接受命运的嘲谑。前者精于算计而一生潦倒，但谈不上彻底的悲剧，仍然是茫茫人世里无数个“正常人生”，一切都是平常而平淡的，只有多年后的同学聚会忽然勾起一种伤心，而这种伤心也注定只属于一个K歌的夜晚，这就是平常人的生活。王立春是悲剧，但这种悲剧是个体而非共性的，他身上属于共性的部分就是那个“不如意”， 工作、婚姻、环境，一切于愿有违，然而一切都接受下来，是人群中最普通的无奈命运的接受者，这人身上最冲撞的表现也不过年轻时某一个夜晚，在护送姜姜回厂的路上，擦边而含混地试图表达一种自发而无从表达的情意，之后还是充满了现实感而不明所以地生活下去，直到死亡。灰色的小人物，都有真实的故事原型，我工作的人社系统的真实案卷，某企业职工在车间晕眩，在重症监护室里48小时的最后一刻配偶同意拔管。第一次听闻就觉得这案例内含一个小说的核，我得给它组织起来各种的血与肉，让其成长为一个完整的故事，所以把王立春之死设为悬念，通过设立另一个人物姜姜的回望来展现这样一个灰暗小人物的一生。死因揭示在最后，未免过于凄凉，于是最后之后我又加了一个尾声，让姜姜做了一个梦，在梦里姜姜觉得自己也喜欢过王立春。一个梦转头消散，一旦成了小说的结尾却固定在书面上了。《忏悔录》写一对母子，个体的也是群体的，想反映当下教育之社会化问题的反思，鸡娃时代的某种样本，上一代多子女家庭经历的贫穷和被父母忽略下的成长，急剧变革时代丧失安全感的基础上对下一代全方位的忧虑重重；下一代独生子女事事被干涉后的躺平，这貌似条件改善的一代实则陷入新的窒息和危机，是对时时处处被设定被限制被鸡娃的抗拒，所有人都在焦虑，乃至两代人之间隐形的内心撕掳。时代和社会性问题，同时又不仅于此，家庭，代际之间的爱与困圉，灵魂的呼吸，生命的去路……鲁迅说肩起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新的世界，而这个小说想表达的也是我作为母亲又是作者的反思，走投无路后也试图肩起自己灵魂中成长期遗留下的那扇黑暗的闸门，一扇自我幽囚封闭之门，经过内在灵魂的自我跋涉，放下一代往开阔处去，而避免张爱玲笔下曹七巧式的阴影和悲剧发生。
——事实上我的小说微不足道，我明确这一点。前面说结构对短篇小说的重要性无论怎么都不算夸大，说非因果非理性是小说的写作任务之一，其实已经落入对小说艺术无穷无尽的旨趣追求，这显然是不对的。写小说有通用解决方案吗？所有的艺术形式，基本原理是有的，但必须成形于新鲜的不断生成，而我竟试图给自己划重点，所以估计都是一些偏见而没有什么真正的价值。从哪里看到一句话，艺术的目的不是模仿而是重建。我思想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它是封闭而不是打开的，是基于现有而不是创新的，是已有经验性的总结而不是召唤尚未出现的未来，一种教条主义的狭仄，一个战战兢兢者的缺少安全的画地为牢。我的作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自己的特点，但无不停留在人类过往的已知经验上，这种艺术上继承性的精益求精即便有价值也是微量的，是墨守陈规里的极限化，而任何这种路径的走向最后都只是死路一条，我至今拿在手里的这些尺度和标准或都只是一些“方巾经济策”。回顾历史上每一种文学体裁的萌发和繁盛，都是在从形式到内容的不断精益求精中熟透而衰亡。我对现有小说艺术的审美，着眼于结构、细节、人物塑造的精益求精的趣味，就像宋元之后的人写七律，元明之后的人填词，一径陷入退化闭合之中。文变染乎世情，未来一定有更新的形式和内容出现，究竟是什么此刻无法预知，但放大一下话题的范围，如果沿着二十世纪欧美（包括南美）所主导的文学路线，在新世纪的中国已没有结出更大果实的可能，回到传统中去也一定不是通途——文学史上的每一次所谓复古，无论韩柳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运动，还是西方的文艺复兴，名义上的复古其实都是在创新，无论形式、思想还是内容，所有成功的复古都是本质上衔接优秀传统的全面创新，继承传统文化中最优秀部分基因而发生的新生。
三
前面说过，寿光的作者早期较为分散，彼此不认识，不晓得，也不知道有人在和自己一样读着和写着，甚至不考虑投稿和发表这些琐碎与荣耀的事——是散兵游勇的状态。最早是2005年从开心论坛看到晓霞的小说，我大吃一惊，以为“跟《小说月报》上的都差不多了”，这就是十六年前我能想到的对朋友作品最高的赞美，我还写了一个《惊艳尔冬》来表达内心的激赏。直到七年后，程想忽然想搞“专业点儿”的写作，主动来跟我探讨，我才也跟着去听刘照如老师来寿光的讲课。后来他们都报了王往的小说写作培训课——我没报不是我不需要提高，而是经济不够宽裕，我的钱需要先顾生活。但从那开始，寿光作者的小说写作突飞猛进，也才有了我在这里复述并论述的必要。
基层的写作者，对纸刊发表平台都取仰视视角，不要说著名作家，只要在国家级大刊发过一篇作品就够我们仰慕和歆羡的了。那些从来不晓得我们是谁的作家和作品经常被我们认真研读和讨论。那一年，时任寿光作协主席的周习从北京邀请了刘庆邦和徐坤来寿光，周习预先叮嘱我们温习其作品，届时方便请教和交流。但我早已熟知，刘庆邦的煤矿题材小说是一个时代的经典书写，徐坤的《厨房》也正热，进入各种选本，所以当他们出现在渤海路中段路西的一壶春茶社，跟我们面对面甚至可称是促膝而谈时，我们内心多么郑重可想而知。众声谈论中我见缝插针跟刘庆邦说他的《家道》，跟徐坤谈她的《厨房》和《狗日的足球》。徐坤时在北京作协专职写作，说每月薪水才两千多，还有量化的创作任务……我们津津有味地听着，觉得这天外的信息多么真实、新鲜又难以置信。文友掏出口袋里的小本子请作家签名，王丽得到徐坤的签名和一句话，“人生有梦不觉寒”，时在2008年5月7日。后来王丽自费出版作品集《一地月光》，专门影印了放在扉页上，下注“著名女作家徐坤题字勉励王丽”的字样。
我的小说集，现在基本悔其少作了，但当初得以出版却不容易，经网友章红的热心牵线促成，所以感激，但在事关莫言还是村上春树更该获诺奖的争论中，我跟她大伤和气，因我觉得村上的风格类似畅销书，各种彼时流行的文青元素……现在想他俩谁获奖跟我与章并无利害，哪犯得上伤感情，但QQ聊天僵持了，还要到天涯社区（也是我们最早熟络起来的地方）继续互写反驳的文章。时在2012年秋天。章红就是因《秋园》走红的作家杨本芬之次女，那时《秋园》还发在天涯网上，没有出版，那时我们称杨为“章妈妈”。
某年我读鲁敏小说有击中感，一篇看后睡不着觉，半夜里起来啰里啰嗦写读后感，后放入读书随笔集《另外的眼睛》，又巴巴地给她快递去一本——茫茫人海斯人何在？是百度到属江苏作协，然后寄江苏作协鲁敏收。彼时以为七零后女作家中她的书写最有力量，那个读后感仓促平淡不成文章，却是迄今我唯一给陌生作者寄自己的评论和书，时在2017年。现在想多么热血上头的文青症状，但是还没有完。2019年4月7日早5:00，程想开私家商务车穿行在寿光的大街小巷，挨个儿接上我们，穿过晨曦薄明的雾霭和冷风一路赶往青州火车站（寿光没火车站），再乘动车到济南，然后打两辆出租先后抵山东书城，只为去参加当天上午10:00毕飞宇和李掖平的“大家文学现场”，听毕老师讲《朗读者》，讲男主人公多年后对审查者说的一句话写得多么好。同去的文友私下感叹毕老师看上去多帅多年轻，讲得也感性而生动，她一直是他的陌生死忠粉……然后我们现场购书和排队等签字，时隔不久又去听张炜老师的同一处讲座——这就是我们这些基层写作者不可理喻的认真，很可笑但就是都特别当回事儿，这本身成就的也许不是文学，而只是我们自己。
但我又时常怀疑文学和写作的意义。地球上有伟大的作家，一辈子都在写一个邮票大小的地方，而我也曾有过一点野心，写一个新时期中短篇小说史，或说改开以来三十年中短篇小说史，一部私人的民间的文学史。跟一个成都的朋友提过一嘴，也跟一个当地朋友说，朋友们转头忘掉，我自己也没太当真。工程太大，占精力太多，民间读书人犯不上。又想写七十年代以来出生的山东小说作者作品综述，这个事一直没人做，前年着手收集选粹作品，后来很快放弃，我的视角和资料来源都容易以偏概全，无论艺术品质还是所反映内容以及形式的革新性演变，都不大容易系统地总结，那么这个综述写起来就缺少一条支撑的主线，如果硬写则不负责任。同质性大于差异化，也缺少真正的共性比如地域性、或者年代感可供提取……还想对山东百年小说做一梳理，十七年的郭澄清，后来的张炜，王润滋，李贯通，尤凤伟及当下……但我意识到自己做这种梳理更是盲目和不负责任的，那些真正杰出和已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品，论述已满坑满谷，过滤掉其中的泡沫，也已提炼分析到没有再行分析的余地了。综述性文论就只写了《九零后创作生态及部分作品扫描》和《二十世纪文学的遗产》。之后回过头来，瞩目于自己所身历、所了解、所见证的身边文学生态，寿光的县域小说写作，在剔抉之间，呈现于目光刚好经过本文的读者，为这些认真虔诚而极少为人看到的民间写作者及作品留证，也许才是我在“我们”之中的真正使命和价值。
我们这些基层的写作者，都是经由阅读经典而激发感知，获得重新打量世界和生活的眼光，并围绕身边人，身边事，书中人，书中事，或各自生命中具体而生的困惑、思考或触动，来虚构或摹写一个个很可能最高理想也不过发表即止，而很难被真正看到和瞩目的文章。对比付出，所获其实甚微。那么我们这小范围内抱团成长的无名作者们，焚膏继晷兀兀穷年究竟值不值得？那些在聚光灯下的固然未必个个是精英，那些被忽略的也未必俱是氓氓。也许眼下不是好作品太少，而是太多，但除了作家自己、编辑和职业批评家，谁能拿出如此巨大的时间精力来概览如此规模的产量？能代表自己时代的文学艺术大部分奠基于传播学，但是当下时代，无论严肃文学还是网络小说，都呈现出一种空前庞大的生产规模，而经常为人所熟知的，全国层面上不超过十几个或扩大至几十个名字，这些一线的名人新作拥有蛮好的平台和宣售链条，且动辄满坑满谷的专业评价，时过境迁也大都被忽略和遗忘而成时间的尘埃，所有孤注一掷的心血都将成时间的尘埃。更何况人类文化库存中深邃高远之巨著佳构巍巍乎高山，浩浩乎江海，看不过来也不可超越。古人的存之深山、传之后世也只能是一个传说，那么大面积的无名写作者如我们，终究所谓何来？
二十一世纪的科学技术缔造了新的社会和世界伦理，网络，智能人，信息化也带来新的困扰，速度改变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宇宙空间的想象。比如你怎么让现在的小学生去理解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道理上明白情感上也无法代入体验和想象。那时候最快的交通工具就是马，而现在地球另一边的亲友即时视频相对，让一切经典作品中的典型情感模式（无论亲情、爱情还是友情）都发生改变；古人的送别与相见，“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都失去了应有的叙事场域。这一切都是发生在科技条件下新的环境伦理。现在的月亮被层层霓虹淹没，哪里还是李白杜甫张若虚笔下的那个月亮？但这就是我们身处和书写的当下。科技让我们的时代更加纷繁也更加扁平化，已很难有人再统筹性地描写当下，我们无法统筹自己所处的时代，像十九世纪的那些大师们（倒是新一代的科幻作家常在笔下建构相应的宏大通识宇宙观，而这一类宏大观念的作品对微观的人，对于人性的幽微却又兴致乏陈），所以众生交响各自纷繁成为时代的群体面貌，如此喧嚣如此孤寂，以至于所有人都在说话而所有人都说不出话。新世纪以来的写作，只有在面向过往的时候才有统筹的能力，然而谁又能说，那一个个微小局部里没有隐藏着一个个同样繁杂独特的精神宇宙呢？何况上个世纪的杰作无法涵盖当下的众生，下个世纪的杰作也无法覆及我们的日常，惟有这个时代的人才能真正感悟、见证和记录这个时代，不管是以写史的方式，新闻的方式，文学或者影像的方式……韦勒克在论述到《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时说，文学是一个与时代同时出现的秩序（simultaneous）。
后工业时代的生产方式是一种人人写作，人人创作，人人发声，而人人又都被淹没的时代。这种扁平化导致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比如微博上所有的底层网民动辄愤怒，而作家们却很少再愤怒，大多聪明而超然地忙活着作品和作品的效应。不一定每个人都迷茫和愤怒，比如汪曾祺，他就是那样的性格，即便遭遇文革都会心平气和，忍受，承受，然后在小天地中获得自我找补的安心。这种性格来自小时候被保护得很好，内心有一种自性圆满而不假外求的完整。周作人在日军入侵的时候仍安心于苦雨斋，他小时候的艰难都被周大顶住了，可以安心过自己的小日子。但是假如一个时代的所有作家都不愤怒，都没有不适感，都逆来顺受，那么这个时代在文学上也没有光荣可言。印象中那些一线的大作家早期都书写过愤怒的，近年看过的也有宋小词的《直立行走》，了一容的《褴褛王》等，这种愤怒多表达身处弱者的突围，是一个歌舞升平时代里冷食者事事潜悲辛的愤怒。但还有一种愤怒是“仅仅因为我不能选择置身事外”的愤怒，一种更广大的责任感，一种我不在其中但我看见了，我要抗议，这样一种态度。复古的韩愈当初说的也是“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石一枫也写弱者，也有自己的心中不平事，《地球之眼》《乌龟咬老鼠》《世间已无陈金芳》等，但更多还是一个中产阶层笔下包含着优越感的同情。愤怒其实是一种生命力，是跟汪曾祺那种完整性不同的另一种完整性，也即一种健全灵魂和人格对于错讹氛围的抵制和突围。歌舞升平也可能创造辉煌，比如清明上河图和千里江山图，还有西方早期宗教主题的绘画和雕塑之类，都有伟大的作品出来，但一个时代不能全是这些。古人写诗文讲究温柔敦厚，但这个时代如果作家们全都温柔敦厚，那未必是光荣。萨拉玛戈和鲁迅们忍不住痛斥自己所处的世界，而我们时代的人要么陷于个体的困境，要么躺平式融进这个时代，大家心平气和。但是时代中的个体哪里超越得了所处的时代呢，人都只是所处时代里的一粒尘埃罢了。正因如此，即便那么多辉煌的大作在前，写作者仍要拿着自己的笔（笔也是一个修辞，现在都用键盘，但你不能说拿起键盘——拿起笔本身就有一种表达感）写下独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哪怕是夹缝中的生活。
——文学有一天会消失吗？当下的文学包括小说的形式或许式微，眼下红火的小视频也会，就像古代的说书，近代的京剧，电影，但只要人类不灭亡，文学必将永在。因为文学就像音乐、绘画、舞蹈这类生命本质生发的艺术，形式上更新换代，每一种艺术都有内部的自我革命，比如西方绘画的写实派发展到某个极限，就出来了印象派，后印象派，魔幻派，抽象派……但绘画这项古老的艺术永在。文学，或具体一点单说小说的产生，鲁迅在《唐宋传奇集》序里说，“餍于诗赋，旁求新途，藻思横流，小说斯灿。”也就是说，唐朝是诗歌辉煌的时代，也是中国小说的雏形形成期。文变染乎世情，唐传奇的产生是必然也是偶然，当时兴起的科举制还处在草创期，而唐朝诗文繁荣，为考进士创造条件而有行卷之风，行卷投寄的很大一部分就是传奇，按照宋代赵彦卫的解释，唐传奇“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也就是说利用小说中人物赋诗作论，随意发挥而嵌入各种文体来显才华，为考进士加分，于是唐小说兴。宋明说书人带动话本的兴起而产生了有明一代的章回小说。将来的文学形式怎样，现在一无所知，但只要还有人类，那么文学，音乐，绘画，舞蹈，这些发自生命本质的表达只会有形式的演变而永远不会消失。
具体到个人写作，处身于信息无限增殖而价值慢慢消解的当下时代里，文学越来越趋于一种难以免除商业运作，诸多名家都乏人问津的现实中，我们这些小人物写还是不写都会茫然——但是反过来，即便没有这样的爱好，不还是这样一些人，还是每分每秒的虚掷吗？又或这就是上帝的旨意，人群中注定得有这样一小部分人，天然地要毫无希望地去追求一些近似虚妄的事物，而恰恰是在这虚妄之中，人的生命和时间趋向了一种类似意义或者说价值之物？否则烟熏尘蒙的碌碌浮生，又能为欢几何呢？
2023.4..23傍晚初稿
5.4下午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