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时节，我沿着曲折的小路，踩着一地落叶向大山深处走去。喧嚣了一春一夏的山野安静了下来。脱去绿叶的大树袒露着粗壮的干，枝条笔挺挺的立着。掩映在丛林中的苍松绿得更浓了。大山凭添了几分肃穆和苍劲。路边的小河，透过枯叶，发出“哗啦啦”的水声。就这样静静地往山里走去。我不知道想些什么，好像什么也没想。这是太熟悉不过的路了，我就是走着这条路长大的。
当我还很小的时候，也是这条路，也是这个季节，我跟着爸爸上的山，去拾柴。那时候拾柴要走很远的路，走到小路的尽头，很陡的山坡上。回来的时候，爸爸挑着两大捆柴，长长的尖尖的扁担，两头插在柴捆的中间，在他的肩上一颤一颤的。那时候的爸爸那么年轻、那么挺拔，他走起路来，脚下生风。他肩上的扁担，和扁担两头的柴捆都带着风声。初冬时节，他只穿一件秋衣，汗水顺着鬓角淌下来，在布满灰尘的脸上冲开条条小路。我抱着爸爸的棉袄，背上背着装满松球的小花篓，一路小跑地跟着。那小花篓是爸爸专门为我编的，用荆条。小花篓在我的背上一颠一颠的，左右滚动。“爸爸，歇歇吧！”“走吧！”沿着这条路我们回到了家。没过多少日子，就在家门口种过白菜的菜畦里，堆满了柴捆子。快过年的时候，有人来看爸爸挑来的柴。爸爸小心地和他们谈着。那来人走后，爸爸用压扁浸湿的高梁杆把那些柴捆子结结实实地捆扎起来，堆得高高的。过了几天，来了一辆大马车，把爸爸的柴全拉走了。过年了，我和弟弟都穿上了新衣服。妈妈给我俩做了条绒布的新外罩，我的是枚红色的，漂亮极了。弟弟穿的是咖色的，像极了电影里的小演员。我知道那衣服是爸爸卖柴换来的。那时候大队部的露天电影正在放映影片《英雄儿女》。老师根据电影故事，编个小剧，让我们排练好，春节慰问去演给军烈属们看。他们看我们的演出，夸奖我们漂亮，演得好。我们蹦蹦跳跳地回家，还沉浸在演出成功的喜悦中。院子里迷漫着妈妈炖肉的香味。爸爸正埋头摆弄他的锄头。过了年，他的新的一年的劳作又开始了。
沿着熟悉的山路，我慢慢地爬上山顶。冷风“嗖嗖”地刮着。转过身，向着远方望去。蓝天白云下，一座座村庄，点缀着秋收后的黄土地。远处笔直的公路，林立的高楼。山脚下白墙红顶的房子一幢幢矗立着。一个个农家小院，像棋子一样散落在山间平地上。山间的条条小河，弯弯曲曲的顺势奔流，被高高耸立的大坝拦腰截住，汪汪一碧的大水库，静静地躺在村子外边，在阳光下闪动着粼粼的光。记得那也是一个寒冷的季节，那时还没有发生唐山大地震，爸爸他们修建的这座水库。那段日子，我好像很少见到爸爸。早晨醒来见到的是对面山上一面面迎风招展的红旗和红旗卷动下的某某突击队。“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巨幅大字，一块块镶嵌在迎面的山坡上。爸爸在参加修建水库的会战，他们要在汛期到来之前修一座大水库，他们在和老天爷抢时间。突击队员们用小推车从山上往下运土筑坝。他们一个个在飞奔，没人穿棉袄，一条汗巾挂在脖子上。我去给爸爸送饭，是玉米白薯面窝头和一小盆高粱米粥。在一小方平地上，我给爸爸摆好饭，看着他拖着两腿走来。他就那么一屁股坐在地上，看都没看我一眼。掀开粥，拿起窝头就大口咬起来，他一定是饿极了。一只手小心地托着那窝头，像捧着极珍贵的糕点，生怕掉了那渣。他肩上的秋衣已经被小车的纤绳磨烂，露出来紫色的血痕。我的眼泪差点流出来。“等我长大了，我不会让爸爸这么拉车了。”一连咬了三个窝头，爸爸端起盆喝粥，他好像突然想起来什么，“你们，吃了吗？”我使劲地点头，答不出话来。当漫山遍野的果花盛开的时候，在我家的村外，一座水库大坝高高地矗立，那是爸爸们用车推肩担筑起来的。微风吹过，水面上荡起涟漪，在阳光照耀下闪出一条条银色的光。一辆红色的小轿车从大坝上飞快地驶过，驶过坝头，一转弯不见了。我也是从父辈们修筑的大坝上走过的，在一个雾蒙蒙的秋日的黎明，伴着阵阵松涛声，去追逐远方的梦。
山风冷冷地吹着。我沿着山脊从山岭往回走，脚步那么沉重。我们承载了父辈太多的希望，而这些年我又做了些什么呢？用什么来回报我的父亲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