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5月前后，我们连调入一批原场职工子弟。印象中有韩福林、础鲁、白学文、肖淑芳、宋玉莲、于华凤、王淑珍。
他们来自55团。55团是在宝格达山林场基础上组建的，他们这些人都是原宝格达山林场职工的子弟。不知他们是按职工子弟安排的，还是按知青招收的，反正和我们的待遇是一样的。
据说，他们都是蒙古族人，可从名字看，只有础鲁用的是蒙古语，意思是“石头”。础鲁在这些人中年龄最小，长得圆圆乎乎，倒真有点鹅卵石的意思。不过他看起来更像个汉族的小孩儿。由于他年龄小，长得又好玩，老知青们都爱逗他。
还有，白学文年纪不大，竟然娶了媳妇，而且他媳妇时间不长就来找他。连干部还挺人性化，让别的战士挤了挤，给他俩腾了间小屋住。
白学文的老婆是个热心人，看到男战士们不会缝补衣服，就主动帮忙，所以颇受战士们的爱戴。
我的好友德元就让她缝补过衣服。听德元说，她缝补衣服的方法挺怪的，顶针不戴在中指，而是戴在食指。缝衣针不是向前扎，而是向回勾。开始我以为她有什么独门绝技，后来才知道，蒙古族妇女都这样做针线活。
还有一位原场职工子弟调入我们连，他叫王祥，只有16岁，是全连最小的战士。他的父亲是农牧连民工排的排长。
1971年5月，我仍在《兵团战友》六师记者站接受培训。
柏永华、单美英的典型报道完成之后，记者站的编辑们终于松了口气，他们的工作也转入日常报道。
侯编辑决定下团采访时带上我，让我亲眼看一看他从发现线索到完成稿件的全过程。
回想起来，侯编辑搞新闻报道的流程大体是：先找团领导了解情况，从中发现各个连队的有价值的线索，然后分析、排列相关线索确定要去采访的连队。到了连队，先找相关领导了解情况，再找有关当事人、知情人采访。之后整理搜集到的素材，提炼出观点，撰写稿件。
在这个过程中，侯编辑还会根据兵团当时的中心工作、报社的报道计划，重点了解某一方面的情况。
他说，搞新闻报道一定要上下结合。在基层发现情况后，要依据上级精神和中心工作提炼文章的观点，这样文章才能有指导性，容易被报社采用。当然，也可以紧贴上级精神和中心工作提前确定一些观点，然后再注意发现基层有无相关事例。一旦发现就立即写稿，因为这类稿子正是报社急需的。
到基层采访，我们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交通问题，因为六师的连队太分散了。步行只适于近途，远点的地方就得乘车或骑马。兵团车少马多，所以到连队采访时，团里往往给我们安排马匹。
这之前我一直没有骑过马。虽然连里不少人通过各种渠道找马骑，但我是好学生，连干部不支持的事，坚决不做，所以连马毛都没碰过。
第一次骑马是在51团。我们要去51团的某连队，团里安排了一位干事陪同，还给我们准备了马。
在学习新闻报道的同时还能学骑马，真是意外的收获，我屁颠儿屁颠儿地跟着那位干事去马圈牵马。
听说我从来都没有骑过马，那位干事有些意外，特意给我挑了一匹团部最老实的马。这匹马体型较小，是匹白马。他说，它就是跑得慢点儿，但没有一点儿坏毛病，是人就能骑。
他还鼓励我说，骑马最好学了，坐在马鞍上马就自己走。你的任务就是控制缰绳，缰绳相当于方向盘和刹车，拉左边的缰绳向左转，拉右边的缰绳向右转，同时拉两根缰绳马就不走了。
我兴冲冲地牵出白马，并按他教的要领上了马。那匹马还真是老实，顺从地跟在他们俩的马后边，慢慢悠悠地出了团部。
上了去连队的土路，马走得越来越快，我生怕掉下来，身子绷得紧紧的，屁股死死地坐在马鞍上。
那匹马不知为什么不高兴了，走着走着就不走了，任我怎么叫喊“驾！驾！”都无济于事。
我拉动缰绳，它就使劲晃头，跟我较劲，四个蹄子还来回乱蹬，一副不耐烦的样子。我怕它把我掀下来，赶忙抱紧着马鞍。
走在前边的侯编辑和那位干事，看我没有跟上，就调转马头回来迎我。看到我在马上使尽浑身解数都不能让马前进，都笑得趴在了马背上。
那位干事提示我说，马通人性，一般都欺负生手。你不管会不会，都得拿出会的架式，要坚决、果断，不能犹犹豫豫的。
我按他们的提示，挺直身板，控好缰绳，用脚磕马的肚子，它还真的又朝前走了。
骑马的过程中，我慢慢体会到，身体要放松，不能死死压在马身上，要尽量和马的起伏保持同步，这样才不累。可能这种姿势和状态马也感到舒服，它再没有跟我捣蛋。
我以为我也会骑马了。
虽然我在兵团战友报六师记者站学习，但连队有重要活动时，我还得参加。
记得我参加过一次全连大会，连干部在会上强调，没事不要到看守所乱串（看守班归我们连管理）。并提到，有人串通看守人员给犯人（应该叫犯罪嫌疑人，但当时都称“犯人”）传递纸条，师里正在派人调查。
看守所来了什么新“老犯儿”？为什么要联系他们？散会后人们开始互相打听。
后来听说，传纸条的人想要联系的犯人，是关入六师看守所不久的东乌旗插包北京知青。这些北京知青是因为打死了造反派，才被抓起来的。
北京的学生是全国最早起来造反的，他们怎么会打死造反派呢？我这人有点儿好奇心，后来碰到看守班的战友，就向他们打听相关情况。
据他们说，这些学生来到东乌旗之后，坚决走与贫下中牧相结合的道路，都下到了牧业队，和牧民生活在一起。当造反派要揪斗牧场领导时，他们站在了拥护牧场领导的牧民一边，将牧场领导保护起来。这下惹恼了造反派，几次借故殴打知青。知青们忍无可忍，终于奋起反抗，不幸失手将一个造反派的小头头打死。
此事发生在兵团成立之前。兵团成立后，接管了他们所在的牧场，也接手了这个案子，因此抓捕了与此事相关的北京知青。
听看守班的人说，被抓的人中有一个既是知青的头头，又是生产队的领导，由于也参加了打斗，所以被抓了进来。还有一个是打人的，据说是他最先动的手，所以也被抓进来。还有一个是吕某某。
这几位北京知青后来怎么样了？我听我们连调到54团6连的战友大禄说，刘某某出狱后去了他所在连队，还分到了他所在的木工班呢。这样看来刘某某是被判了刑。而吕某某被无罪释放了。闵某怎么样了，大禄没有说，但听别人说他也被判了刑。
据传，吕某某后来用笔名，写了本反映东乌旗知青插包生活的小说，还被拍成了电影，放映到全世界，让东乌旗的拍摄地都成了旅游景点儿。
看守班的人还偷偷告诉我，串通看守人员给插包知青传递纸条的人是大邦。原来看守班关押的北京知青就是大邦交往的北京插包知青。
（除战友、兵团画册照片，其余照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