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没有社会新闻，她安静的让人羡慕。”
谈话时，这个在大家眼中已经在南国广州实现其学生时代全部理想的男孩多出的是一份对天津的思恋和羡慕。
我们的谈话是从一个记者的困惑开始，这种困惑至今一直缠绕着他让他踟蹰，这种困惑在2007年的冬天（新京报实习）也曾如此清晰地在我的生活中显现，以至于我几乎否定掉了一个职业和一个城市的信念。
我承认我离娱乐越来越近，离新闻越来越远，而他则是离暴力和失序很近，离深度和社会责任很远；当我厌倦和明星经纪人打交道时，他正在去一个个看似重复的火灾、爆炸、杀人、车祸的现场；当我怀着极度反感的情绪把一篇明星写的一塌糊涂不知所物哗众取宠的文章作重点推荐的时候，他正在试图在那些车祸治安事件里找到社会责任。所以我们毫不费力地在工作后就发现了自己的本质：一介书生而已。这大概是目前所有痛苦的根源。
书生当然有书生的痛苦。在天津那座城市的角落里，我们曾经幸福地攀比着彼此书架上书的质量和数量，当我们在彼此书架上搜索自己感兴趣的书，在西南村破旧的饭馆里如数家珍的对国家大事、哲学理论天马行空时，那才是书生们的幸福时光。
为什么我们都会思念那座我们近四年一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城市，因为那里的生活是在一座情谊散布和理想弥漫的象牙塔中，她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她没有更多的生活的压力和孔方兄的逼迫。我们可以不顾一切地去读你想要读的书，可以不计后果的去追你喜欢的女孩，甚至你可以毫无作为的在那呆坐一天，睡一天的觉，上一天的网，翘一天的课。这一切现在显得可望不可即。
在天津，我们关心房价上升并用“无商不奸”的理论对黑心地产商破口大骂，但在这里我们首先关注的是我们的房租是不是涨了并对房东的微小帮助心存感激，当然我们也会偶尔想想什么时候才能当上地产商的“房奴”那样美好的梦想；在天津，我们对通货膨胀仅仅是对那个数字的理解，并试图了解它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在这里，你只需要关心通货膨胀使你那点薪水可以少去几次麦当劳肯德基和欢乐谷。
但这一切并不足以让书生们如此痛苦。“生活上的艰辛我已经预料到，但精神上却没有……”他说出了自己的重点。
但我们的谈话仍然以这样的话结尾：既然是一个书生，就要做一个纯粹的书生。这可能又是书生们才有的执拗。
以上就是天津这座城市——现在的邻家小镇——给我带来记忆的部分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