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完全没有归属感的人而言，最重要对待事情莫过于生命。那是虚无的永恒中的唯一真实，而他会恬不知耻地死命抓住他不放。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罪与罚》里（第二部第四章）鲜明地刻画出这样的心灵状态。大学生拉斯柯尼科夫在圣彼得堡的街头徘徊，精神处于错乱状态。几天前，他用斧头谋杀了两个老妇人。他觉得他和人类的关系被切断了。走过干草市场附近的红灯区时，他心里想：假如一个人不得不生活在一块只容立足的危崖岩突上，周围是大海、无尽的黑暗、无尽的孤独、无尽的暴风雨；如果他不得不站在只有一俄尺大小的地方，站一辈子，站一千年，以至永远——这样活着，也比立刻死去要好！只要活着，活着，活着！任何好死都不如歹活！”

——摘自 霍弗《狂热分子》

死的勇气都有，还会怕活着？我并不标榜死亡本身，死亡没什么好赞美的。生命大都是残缺的，死亡多意味着接受残缺并结束残缺，而不是弥补残缺。正如木心讲的“我所见的生命，都只是行过，无所谓完成。”但我不以残缺为美。

因为生来懦弱，我更渴求悲壮的死亡。有些死亡是悲壮的，但悲壮并不明确指向“为何而死”这一行为本身，为金钱、荣誉，亦或是为爱情而死，并不能回答死亡的终极意义，所以本质上这些都是一回事。我关心的是更重要的一点“何以非如此（死）不可”？对生的反叛和对死的决绝给死亡以悲壮，但更让人看到必死的意义和死的无意义。任何个体的“必死”都是为了回答他自己生命意义的有无，与世界（文明价值）无关，这时对观察死亡的人来说才是有意义的。而个体对死亡探索的无意义性在于它永远也不知道或他永远也解决不了人类自始自终都在追问的——“生（活）”的意义或无意义这一问题值得追问吗？有答案吗？因为他选择的“必死”无论是从行动还是状态来看，都只有一次。也就是说每个个体只有一次回答的机会，没有再检验的可能。而用米兰·昆德拉的话来说：Einmal its keinmal。仅此一次，就等于什么度没有。

对选择“必死”的个体来说，他的死亡和这一行为对的影响永远包含在死亡的那一瞬间，然后尝试回答其自身对生命价值的判断值或不值。而观察者呢？体验到的是残酷和压抑。他们的唏嘘无非是对有形生命不可逆的回应，至于“可或不可”或“何以如此”这样的问题只有在对自身追问时才让他们看到可能。他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和已选择“死亡”之人的差别在于不管“生”是否有意义，至少我还继续存有可能性（还有一次行动的机会）。也就是说在“死”这件事上，“我”（旁观者）还是留有选择空间的……但是，他们（旁观者）在看待个体生命的终结时并不显然站在更高的道德平台，“死亡不是新鲜事，而活着也不是”（叶赛宁），当然，死亡并不是一定不道德，或着也不是更道德。因为在我看来，不管是生还是死，都只对个体负责和有意义。至于人们所说的“人（个体）”具有社会属性，既而对群体负责，我以为这本身是一种被赋予的价值，其并不显然高于生命（形而上）的价值……

我思考的仅仅是自我选择性的死亡，或者说是浪漫的诗性自杀，与世俗的生老病“死”和自杀无关。我并不致力于弄明白对或错的问题，只有世俗事务才自始至终追问这个问题。或者说基督教和康德给出的答案都不是那么让我满意【基督教：生命本身属于上帝，个体无权决定生与死或开始与终结的方式。康德：人的道德（最高道德）即在于生命的实现，理性的可能，生命是人的最终目的和最高理性。而自杀（任何形式）的不可逆显然排斥了生命的意义本身，否定了最高道德，走向的是堕落】基督教的观点是：我们能够选择良知、选择真我、选择道德的回归，但我们对死的选择和追问是无能为力的，或者说是不能直接实现的，而需要借助“道德”（良知、自我）实现。这样看来，岂不是意味着生命（生或死）至少对自己并不是那么高尚，放弃它也不是罪恶了（因为它本来就不是独立的价值）。如果生命（这个不是最重要的价值）是属于上帝而个人无从决定的话，那个体岂不是会陷入永久循环的虚无之境？康德把生命作为人的最高理性，实际上并不显然排除了“理性自杀”。毕竟生命包括（开始到终结的过程）自杀这一行动本身。

——于2014、12、27晚

后记：世俗的世界有千万种可能和一种对或错，哪怕是在对待“自杀”这一件事而已。而显然我理解的“不可避免的死亡（自杀）”是超出世俗的，我想问的是生命“能或不能”、“有还是无”的问题。我一直想：生命为什么值得珍惜？除了世俗给出的答案，每个个体会不会排除一切（做出形而上）的回答？个体有没有可能不是在接近死亡的时候认识死亡（或者有可能认识）？既然死亡本身不可避免，那岂不是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都无价值？关键在于无论是虚无主义还是超脱主义都没有那么让人信服，“存在即虚无”、“生命世界的成就在于超越生死”，在这里，理性（选择死亡）与价值（死亡的意义）并无关联。他们所给出的答案不仅仅避开了世俗，同时巧妙的避开了“价值”的层面。（2015、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