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充满了有与无之间不平等的斗争。”
--贾雷德 · 戴蒙德
关于本书
《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是贾雷德 · 戴蒙德的第二本书，本书以 “大历史”视角回溯1.3万年来的人类史，揭示出各大洲发展速度迥异构成人类历史最普遍的模式，并探寻背后的历史因果链和终极原因。
本书所揭示的道理，颠覆了西方社会长期以来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人类史理论。因其颠覆性与重要价值，作者获得了1998年美国普利策奖和英国科普图书奖。
本书共20章，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1~3章），速览人类从700万年前非洲猿的分化到1.3万年前人类社会发展的起点，再到1532年发生在秘鲁高原上的一次戏剧性冲突，并总结出造成族群差异的若干近因；第二部分（4~10章），逐步揭示人类发展史中最重要的一组终极原因；第三部分（11~14章），旨在分析终因与近因之间的因果关联；第四部分（15~20章），介绍上述结论应用在不同地点的情况。
发轫之始：亚力（Yali）的问题
本书首次出版于1997年，而发轫之始则要追溯到25年前作者的一次海边漫步。
1972年7月，戴蒙德在热带岛屿新几内亚研究鸟类的演化。当时，新几内亚还被联合国托管给澳大利亚治理。某天，他碰巧遇到一位当地朋友亚力，两人边走边聊，十分投机。话题从政治自治到鸟类演化，再到人类社会发展，亚力向作者提出了一个敏感问题：“为什么是白人制造出这么多货物，再运来这里？为什么我们黑人没搞出过什么名堂？”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世界各地族群发展的巨大差异？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戴蒙德在接下来的25年里，将研究范围从生理学扩展到演化生物学、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等领域，并最终通过这本书回答了亚力的问题：各大洲上的族群，有截然不同的大历史，原因不在人，而是环境。
枪炮、病菌与钢铁：族群发展差异的近因代表
1492年，哥伦布受西班牙女王派遣，率船队拉开“大航海”的序幕，并在西印度群岛建立了美洲的第一批欧洲定居点。1508年，第一个欧洲殖民地出现在巴拿马地峡。
1532年11月16日，在秘鲁高原上的卡哈马卡，印加帝国皇帝阿塔瓦尔帕与西班牙殖民者首领皮萨罗进行了一次会面。阿塔瓦尔帕统御的是新大陆版图最大的印加帝国，拥有数百万臣民，有一支8万人的军队。反观皮萨罗带领的是一支仅有168人的乌合之众，包含68名骑兵和106名步兵，两方人数差距巨大。
然而冲突的结局却是皮萨罗一方在几分钟之内便俘虏了印加皇帝，不仅索要了满屋黄金作为赎金，而且还将其囚禁了几个月。在阿塔瓦尔帕被囚禁的几个月，皮萨罗一行在印加帝国随处勘探，如入无人之境。等西班牙援军到达后，阿塔瓦尔帕于1533年7月26日被处以绞刑。
公元1500年前后，类似的不对等冲突在新大陆反复上演。冲突一方人数少但持有枪炮、刀剑、马匹，另一方虽然人数众多，但只有石头、铜器、木棒、斧头等武器，且没有动物可以骑乘。军事技术上的降维打击是显而易见的原因之一。然而，还有一个更为致命的因素，是造成了美洲土著人口锐减的元凶，那就是欧洲人带到新大陆的传染性疾病。
西班牙殖民者在1520年首次入侵阿兹特克失利，却引发了天花大流行。卡哈马卡冲突之前，1526年左右天花在印加帝国肆虐，当时的皇帝及其指定的继承人和诸多大臣因此丧命，造成了帝国的动荡与分裂。如果没有天花，卡哈马卡的冲突可能会是不同的结果。有人估计，前哥伦布时代约95%的美洲土著因此丧生，远多于战争致死人数。最终，美洲仅有的两个帝国-阿兹特克帝国、印加帝国相继被征服。
作者在书中提出人类历史普遍模式的四组近因：技术、病菌、文字、政府与宗教。本书取名枪炮、病菌与钢铁，正是这些代表性近因的集合。
然而，又是什么造成公元1500年时族群之间的巨大差异？这些近因背后受哪些因素影响？想找到答案，要追溯到1.3万年之前。
食物生产与传播：欧亚大陆占得先机的终级因
大约700万年前，一群非洲猿分化为几个群体：一支演化为现代大猩猩，一支演化成黑猩猩和倭黑猩猩，还有一支演化成人类。在非洲生活500~600万年之后，人类走出非洲，逐渐散布到全球。在这段漫长的时光里，地球上的人类族群差异很小，大家采用一样的生存方式：狩猎-采集。
公元前11000年左右，地球进入“全新世”。由于上一个冰期结束，地球气候普遍转暖，中、高纬度的冰川大量消融，海平面迅速上升，喜暖动植物逐渐向较高纬度和较高山迁移，生物界已近现代面貌，地理环境完全演进到现代面貌。在这个时期，人类文明实现了突破：农业出现。
相比狩猎-采集，农牧的生产效率更高，提供更多的卡路里，可以养活10~100倍的人口。与之相伴的是四处流动转变为定居生活，女性生育间隔可以缩短约一半，人口数量进一步增加。
食物产量提高和定居生活，让人们可以储存多余的食物。食物盈余能供养从事其他事务的全职人员，比如祭司、官僚、首领……为复杂社会的形成提供了前提条件，进而产生上一节提到的若干近因：技术、文字、宗教、政府。
病菌的产生也和农牧与定居息息相关。诸如天花、流感、肺结核、疟疾、鼠疫、麻疹、霍乱等人类流行性疾病的源头都是动物。病菌由动物宿主到人类宿主的演化需要两个条件：数量庞大且密集，正是畜牧和定居为病菌演化创造了条件。
全球各地生存方式发展并不同步，而且进度差距很大。世界上有明确证据的只有5个地区独立发展出食物生产手段。欧亚大陆抢得了先机，其中肥沃新月地带是最早驯化植物(约公元前8500年)与动物(约公元前8000年)的地区，东亚的中国也几乎同时驯化了本地物种。
地球上植物物种数量即为庞大，仅开花的野生植物就有20万种，但能够成为主要食物来源的却并不多。现代世界作物年产量的80%是由十几种植物贡献的，包括谷物、豆类、块根/块茎、糖分作物。
相比植物，动物物种要少得多，而只有约148种大型陆栖食草性或杂食性哺乳动物有被驯化的可能。即便到现代，人类畜养的大型家畜也不过是羊、猪、牛、马等极少数物种。
欧亚大陆具备面积大、气候类型丰富、地形多样等禀赋优势。通过对比作物和家畜野生始祖，肥沃新月地带先民拥有丰富且均衡的“生物包”：三样谷物（二粒小麦、野生单粒小麦、大麦）可以提供碳水化合物；四种豆类（兵豆、豌豆、鹰嘴豆、苦野豌豆）提供蛋白质；四种家畜（山羊、绵羊、猪、牛）不仅提供蛋白质，还能运输、耕犁；一种纤维（亚麻），提供纤维和油。
其他地区要么始祖作物种类少的可怜，要么本土大型哺乳动物过早灭绝，要么资源相对丰富使农牧处于竞争劣势，从而失去发展食物生产的先机。
影响食物生产发展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传播速度。欧亚大陆再次因为一个天然优势，获得了更快的发展。
大陆轴向：人类命运的伏笔
上一节提到能够独立发展食物生产手段的地区不多，其他大部分区域需要采借已被驯化的物种，因此物种的传播就至关重要。
欧亚大陆东西轴向，北方还有一条横贯东西两端的草原带。同一纬度上季节变化与气候类似，生境和生物群落区大同小异。肥沃新月地带的始祖作物用不了多久就传到了欧洲和埃及，到公元元年，谷物已经传播到8000英里以外的地区，从爱尔兰的大西洋沿岸到日本的太平洋沿岸都有。
而作为对照组的非洲大陆和美洲大陆上，物种从南到北传播则要困难许多。以非洲为例，非洲横跨南北温带，中间有宽约2000英里的热带地区，气候跨度的挑战让绝大部分物种难以适应。对于美洲，虽然有美国东部、中美洲、南美洲安第斯山脉三个农业发源地，但它们之间的物种传播也受气候跨度的限制。
纬度并非决定一切，地形和生态屏障也会造成局部传播的困难，比如沙漠、高山等难以跨越的阻隔。
大陆轴线的走向不仅直接影响了食物生产发展，还间接影响了技术、文字系统等发明的传播。由这个终极因引发的一连串因果的连锁，“为人类历史的命运埋下伏笔。”
环境不同，命运不同：地理决定论？
通过大量的生物、地质、生态、语言、考古等学科的研究数据，结合不同区域的自然实验与对照，作者在书中揭示了环境形塑历史的力量，世界各族群发展差异的原因不在人，而是环境。
其一，环境差异形成的可供驯化动植物资源不同；其二，生态与地理障碍差异形成的传播速度差异；其三，各大洲之间传播难易程度不同；其四，大陆面积或人口总数上的差异。以上四个主要的环境特征，欧亚大陆都占据了优势，因此抢得了发展先机。
看到这个结论，有的读者包括我可能会有一个疑问，本书的结论是不是与地理决定论无异？在开场白中作者也提到了这一点，他指出地理的确会影响历史，问题在于影响的程度。复杂系统含有众多变量，远非一个简单、单向的因果链能解释的，而是各种变量相互影响的结果。
作者用了一个生物学术语解释这种双向互动的影响：自体催化。比如由于自体催化作用，集约化的食物生产和复杂社群是互相促成的。再比如技术发展也是自体催化的过程，每一时刻的变化都带来下一时刻的变化，速度不断飞跃。
施展老师在得到最新课程《中国史纲-空间篇》中这样解释：地理是历史的一个必要条件。必要条件就是有它事情不一定成，但没有它，事情肯定成不了。比如撒哈拉沙漠无法发展出和东亚大陆一样的帝国，因为沙漠环境不能养活足够多的人口，也就无法形成复杂社会，更不能发展出大的帝国。
在收场白中，戴蒙德指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过去的成功并不能保证未来的胜利。”正是由于现实世界是一个复杂的自适应系统，众多变量相互关联，因此不能简单、僵化地去看待问题。
结语
除了对各大洲动植物的影响，作者还分析了地理环境对病菌、文字、技术、社会发展的影响。读者可以深入了解各大洲发展的异同，以及新几内亚、中国、日本等几个特定环境中，人类族群发展过程的细节，比如通过语言学揭示的族群迁徙路线与种族关系。
“各族群的历史循着不同的轨迹开展，那是环境而非生物差异造成的。” 《枪炮、病菌与钢铁》融汇了贾雷德 · 戴蒙德丰富的跨学科知识，揭示了造成人类族群发展差异的近因、终级因及之间的关系，有力地摧毁了“种族优越论”的人类史观，是人类史必读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