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水一般的课堂上，突然来了一个热衷举手回答问题的插班生，他像堂吉诃德一样，试图挑战这坚硬的沉默。

这是全民故事计划的第18个故事

一

很早以前，我就失去了上课回答问题的习惯。准确说，是不主动回答问题，从不举手，从不抬头，被叫到名字了算我倒霉，站起来吭哧几句。

由于调座位，我坐过班级最前排，也坐过最后排，无论是最前还是最后，每当我抬头扫过班级，会发现一片黑压压的头，台上高高的成年人永远是唯一露出脸的一个。当然，如果我和他对视，我就成了临时第二个抬起头的人。那是被提问的前兆，我会立刻低下头，躲过顶上掠过的凝视。

提问！鸦雀无声。提问！闷不做声。提问！无人应答。学生也不傻，讲台上的成年人常把提问当作惩罚人的手段，被侮辱过的，看过别人被侮辱的，都不会主动撞枪眼。快到高三的时候更是如此，我偶尔幻想着自己回到那样的环境里，变成活生生的哑巴，惊出一身冷汗。

我的高中是全省前五的超级中学。每年中考结束，学校就会到各地劝说高分考生报考。高一时，我们班里有两个县的中考状元，六七个外县学生，他们的学费和宿舍费都免掉，每月还有四百块钱的餐费补助。六月份，高考失利的复读生又会来插班。

高三那年，班里来了五个人，四个本市的，唯一的外县考生叫樊文强。他高考失利，只考到了哈尔滨师范，大概拗不过父母，才决定到大城市复读一年。当然，每个复读生都会说自己失利了，一年后，我们班所有人见面都觉得自己没发挥出水平。樊文强太普通了，没有清华北大的潜力，但他竟然差一点就改变了班级的氛围，我至今都觉得不可思议。

文强进来的第一天，先站在台前自我介绍。他个头中等，穿着衬衣和西裤，手笔直地贴着裤线，眉毛皱着，眼睛盯着后排的黑板。台下，是一群休闲打扮的城市学生，没有人，从来没有人在这个班里穿过西裤，整个学校只有一种人会这样。

“大家好，我叫樊文强。来自青冈县，我……”

我已经听到很多人在窃笑，但不明白在笑什么。因为那时家里电视没装闭路，没有宽带，我和班里流行的话题总是脱节的。直到上了大学，知道了许文强，我才恍然大悟。

樊文强站在前面，脸上有点红，他被安排在最后一排，和我隔了三个桌子。班主任继续上课，屋里又恢复了黑压压的景象。文强解开衬衣最上面的扣子，呼哧哧地喘气，他的脸真红啊，他才做过农活吧。

我饶有兴致地看了他十分钟，那一节课，只有我们俩是抬着头的。

二

上了高中，我喜欢和外县生打交道，还把其中最沉默、最努力，但成绩最好的一个当作我的偶像。高三时候，年级考试会贴成绩单，没事儿了，我总去看看，哪个县的谁又进了前十，我都替他高兴。

原因很简单，我觉得我和他们一样，都不属于这个地方。我从来就没把自己当过本地人，户口？我的户口在十年内换过四个地址，进出农村和城市两次，花了父母至少一万块钱，就是为了能在这里读高中，能在课堂收费的时候，不必一听到“借读生”就举起手。好吧，我坐在这里读书了，所以我就是这个群体骄傲的一份子？

不，一个连共同的电视剧都没看过的人，不足以谈集体。

这座城市以油田出名，也以油田骄傲。全省前五的高中，这里就有三所，人们会在贴吧里和人争执，比一比谁先开了麦当劳，星巴克，比一比谁的杰克琼斯店多。人们的钱赚的如此安稳，消费也是如此铺张，其他市县羽绒服还没替代棉袄，这里的貂皮已经和工服一样普遍。如果你是一个附近市县的移民，你会听到很多油田的财富故事，说都说不完。

上大学后，我经常坐过夜的硬座车回家，春节期间，车厢过道铺满了行李，行李上睡着带娃的妈妈，抽烟的中年男人，他们最喜欢强调油田的富有，打探彼此的工资，眼睛随时转着，琢磨来年的生意。渐渐地，我知道周围的二人转剧团、马戏团没钱了，就会往这里走一圈，盆满盈钵。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转业军人，他上车后就开始喝酒，白酒，一杯三两，我看完一章小说，抬头，他已经倒了第二盅。他没有下酒菜，只和旁边的人闲聊，后来问我是哪里人。我说完他就笑了，抄起杯子，就这么看我。

“我二十年前去过油田，”他晃晃头，“第一次去的经六街。那时候你应该还没出生。那时候的油田不得了，隔了老远，我就见着花花绿绿的光，近了看，嗬，霓虹灯，落地玻璃，闪的我眼睛睁不开。店门口啊，还站着短裙短衣裳的娘们儿，二十年前啊，咱们上哪见过这个？我就琢磨，石油工人过得好啊。”

我看着他，心想，啊哦，抱歉咯，我又不是石油子弟。

樊文强也肯定不是。

第一节课过去，樊文强才收拾好东西，我过去和他打招呼，他腾出一只手，和我握了握。握手？倒真是外县朋友。我扯了几句有的没的，假装知道他的家乡在哪里，为高考的失利遗憾，祝他在这里获得成功。我想，我很愿意帮助他。上课了，我又回到角落里的座位，借了同座的手机，要打游戏。

英语老师是位中年妇女，喜欢擦很重的粉，抹浓厚的口红，声音尖细，就像她的高跟鞋一样。每节课，她都要听写单词，之后提问上节课的内容。

“上次讲了，条件从句中，表示和过去事实相反的谓语形式是？”她问。通常这都是自言自语的项目，她前几天才对学生感叹，你们怎么不如高一时候活泼了。

“have done！”

角落里忽然响起来一个粗粗的男声。本来趴着的黑头发齐刷刷转过来看。

这位置就在我旁边，不用看就知道是谁，但我还是看了两眼，生怕弄错。

“不错！有人记住了！”老师说，“这是新来的同学吧？”

樊文强一动不动，下巴微抬，用眼睛对英语老师闪了闪，表示高兴。他就像敏锐的猎犬，等着下一次猎物的出现。班级里又有一阵私语，他也没有反应。

我的心里咯噔一声，心想这个家伙好像不太明白班里的氛围，他怎么能出这么大风头呢？

厚口红的老师又提了几个知识点，角落里的一声每次都第一时间响起。速度越来越快，声音也更高。我看过去，文强的脸再次红起来，但他没了台前的拘谨。他摆弄着课本，快速地找到页数，准确报出来，我甚至看到他回答的时候，右手还转着笔，旁若无人。

他并不需要我，我想。接下来的每节课，他都像这样大声接话，抢答，互动。是他们那里高中的风俗就这样吗？还是他父母叮嘱，要应和老师？不知道。我看着他在寂静的教室里响亮地应着，像豌豆射手一样，独自狙击着压抑的僵尸，一遍又一遍。

三

几年之后，我再回想樊文强的时候，还是会被这个画面震撼。没有什么比一屋子少男少女沉闷不语更恐怖的了。如果你仔细思考，这一切是怎样变得这般压抑的，会感到无力和可怕。万马齐喑并非真的要有一万匹马，大多数时候，四五十个就够了。

那天结束，樊文强已经成了同学们心照不宣的笑点。几个平时里活跃的同学正在给外班的人讲笑话。

“就是那个，”大家笑嘻嘻地交流，“总抢答呢，抢的还错了，第一个就把had done记成have done。”

樊文强好像都没听到。我也不明白他怎么想的，班级里几个男生和他打了招呼，他并不太热情。他不会打球，不会踢球，不打游戏，看样子除了和老师互动，就没有拿得出手的爱好。我想和他亲近，却不知道哪里入手。

还好我们住在一个宿舍楼。我在五楼，他被安排在三楼，区别就是四五楼是四人间，上床下桌，有单独的柜子，一二三楼是六人间，所有都混在一起。我帮他提了行李，送进寝室，铺床的间隙，我上楼取了一点零食下来给他。

“不用不用，”他反应很大，“你留着吧，不用的。”

我太熟悉这种推搡了，就把东西放在旁边，坐在他床上聊天。走的时候放着没拿，他也就默许地收下。一盒核桃、牛奶、奥利奥，完了。我只是真的想为他做些什么。

寝室并不是一个温情脉脉的地方，无论男女。我从幼儿园的时候就住宿过，上了小学五年级，一直住到大学，成年社会的罪恶从寝室里就种下了种子，霸凌，打架，偷盗，每年都有很多。

但最重要的恶还是成年人的压制。初中时管理寝室还温和，用监听器，巡逻，保证走廊里按时间悄无声息，上厕所，也要按照管理条例，我们从一开始就习惯了。高中就更强硬一些，搬到新的宿舍楼，宿管是个退伍的矮个，都叫他老马，寸头，巡逻时总提着一根警棍，平时没有好脸色，经常搜查东西。

据上一届高三的说，他们毕业时，老马被按到草丛里猛打一通，可消了大家的气儿。我严重怀疑这是大家的意淫，因为上上届的人就说过一样的话。

老马没什么文化，倒喜欢咬文嚼字。有一次他到了宿舍，发现里面的人养花，快要枯了。老马摸了摸土说：“这花gui裂了啊”。学生站着一动不动，绷着，等他离开了才爆笑起来。

老马很喜欢用监听器，可以说是最喜欢的东西，他把监听器当电台听，一中午换好几十个宿舍，时而训斥一下。监听器是双向的，接着老马的麦克风，某天半夜，我们屋在卧谈，讲了很多黄笑话，大家笑得床都在颤。不过笑了一会儿，忽然觉得不对劲，寝室的磊哥示意我们不要出声，还听到有人在嘿嘿地发声，以为撞了鬼，吓得魂飞魄散。末了，才明白是监听器那头的老马，他听了笑话忍不住，嘿嘿嘿了半晚上。

樊文强来的第二天中午，老马喝了点酒。十二点多打过铃，忽然听见他的吼声，隐隐地，应该是训话，只是这次时间格外地长。我们都躺在床上面面相觑，一会儿训斥声停了，换成蹬蹬蹬的皮鞋声。再然后没了声音，我们所有人都吓得僵直。

“操你们这帮傻逼学生，都给我出来！”老马吼道，duang，他敲了一声警棍，“都他妈站成一排！”

扑棱棱所有人都下了床，齐齐地站在宿舍门口。老马像领导检阅一样从中间穿过，没有人敢直视他。

“你们高三了啊，”他踱着步，拍着警棍，“学校让我多照顾照顾你们，那就照顾照顾，都别给我找事儿！”

那天中午他训了十分钟，走了，留着我们罚站到响铃。下午我去教室，发现樊文强没在教室，直到第二节课才来。那晚，朋友告诉我，老马在三楼训话的时候，樊文强应了两声，结果老马给了他两耳光，让他自己罚站到下午，直到班主任去才带了回来。

四

一周了，樊文强仍然每节课接着话儿，随时回答问题。每个老师都记住了二班的外县生，英语老师还当众夸了两次。

我偶尔会替樊文强尴尬，但我更感到愤怒，对自己的愤怒。因为我觉得他做的事情是对的，是鲜活的，有人提问，有人回答，就是这样，我却因为别人的沉默替这位发言者担心。我越来越将此归为自己的软弱，怂。知道什么事情是对的，却躲着，不是怂还是什么？

星期四早上，我吃了三个包子，喝了一碗豆浆，在校园里多走了一圈。进班级，早自习已经开始。我坚定又坚定，给自己打气。上课了，还是英语。老师照旧听写单词，我胡乱划着，当时还不知道这些胡乱写的分数，会成为英语老师质疑我期中考试抄袭的证据。我只觉得自己脸涨得通红，像初次做坏事的儿童，憋到要爆炸。

提问了，我的心跳得猛烈起来。

沉默。只有樊文强照旧应着。英语老师的口红在空气里划出一道红线，我恍惚地只能看到这一抹红色。我告诉自己，你要帮助他，你不能比这个人懦弱，你要较劲，要上强度，你要发声。

忽然我就喊了一声，声音含混的我自己都没听清。大概那根本不像是回答问题，很快就有同学回头看，我倏地低下头，脸烫极了。他们可能没明白，我是想要回答问题，不是拉肚子或者抽了风。

前排的胖子怼了怼我，意思是你傻了吗。我没理会，我觉得轻松一点了。

又提问，樊文强应着，我没吱声。

再提问，樊文强应着，0.5秒后，我嗫嚅地附和了一句。回头的人少了，我也敢抬起头看讲台。虽然刚才那句话我根本没过脑子，只是重复了他的声音。我就像复读机一样，这不是最理想的勇气，可我管不到那么多了。

再提问，嗫嚅。

再提问。重复。

一节课，我挣扎着附和了很多次，实际上没任何用，我像是个累赘，只会增加滑稽效果，反而会给他压力。

下课时候我去找文强，他没有任何特别的表示，我想问问前天老马打他的事，犹豫了，没想到怎么开口。又上课，我回到座位。这一节课我没再开口。我害怕看到别人的目光，害怕提问的声音，害怕寝室，害怕这个富裕的学校。那瞬间，我觉得我就是个傻逼。

五

星期五，樊文强忽然不说话了。一上午，整整一上午，他没有应任何一个提问。我非常不适应，班级里有些人也一样。偶尔有人回头看，大家似乎习惯了有声音从后面飘起。

最奇怪的是英语老师，她还专门踩着高跷到樊文强身边，看看他是不是病了。也许吧，但他什么也没说。我看到他心不在焉，不停地转着笔。

中午时候，樊文强找到我一起吃饭，这是他第一次主动找别人。我很惊吓，就一起去了食堂。打了饭，他告诉我，他想转走了。

“啥？”我差点把盘子洒在地上，“为啥？”

“不适应吧”，他说，“我还是走吧。”

我差点就说出来“你不能走”，这样不好，我告诉自己，于是只瞪了溜圆的眼睛看他。

“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自己好像不适合这儿”，他说。之后，他留了我的手机号，说他上大学后也会办手机，以后常联系。当天下午，我看到他去了一趟年级长办公室。晚上，他告诉我已经和学校说完了，父亲第二天早上来接。

“你转回老家吗？”我问。

“不了，去上学。”

我愣了一下。

“上什么学？”

“哈师范啊”，他说。“认识了都是缘分，以后有机会再见吧！”

当天晚上他就收拾了行李。

第二天早上，也就凌晨四点左右，忽然有人在楼下重复一个名字。声音像蚊虫一样，透过玻璃传进五层楼的寝室。我被吵醒，发现其他三个人也都醒了。

“哪个傻逼这么烦？”磊哥说。我们翻了身。过了十分钟，声音还在叫，每个人都很烦躁。

磊哥翻身下床，看了看，说是一个中年人站在楼下，好像在喊谁。他把窗户打开，狠狠地骂了一句：“草你妈傻逼吗？”我却从开窗的瞬间听到了名字：樊文强。

樊文强，樊文强，樊文强，樊文强……像是复读机一样。我赶紧下床看，是个男人，拎着小包，被门卫拦在了外面，正缓慢地喊着名字。我想起来樊文强没有手机，这可能是来接他的父亲。

“501喊什么？！”监听器传来老马的声音，我们赶紧翻上床。

后来，声音又持续了一个小时。大概是门卫终于搞懂了他说的名字，樊文强来的时间太短了，还没有在门岗登记，而他的父亲又不知道他的床号，只好在楼下叫着。

五点多，樊文强扑腾腾地出现在宿舍楼门前，拎着一捧行李。我趴在窗前看着两人肩扛手拎，一拧一拧地往校外走。他们走错了，我看到了，那条路绕了更远的一圈。

之后就没有消息了，我们复习，高考，每个人都抱怨自己失利。班级里倒数的两名同学靠着关系进了最好的大学，这个我们能理解，毕竟人家出了钱。

再后来，我听一位同样考去哈师范的朋友说，樊文强在那里当上了学生会主席，风生水起，是个名声在外的人物。所有人都夸他能力突出，尤其擅长演讲，声音又洪亮又连贯。

我很高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几个同学。我说樊文强在哈师大很有名呢，同学都看着我很疑惑，樊文强是谁。

我说，就是那个上课抢话的人啊。他们还是没想起来。

强哥，许文强，樊文强，你还笑话他来着！

仍然没有印象。

我忽然意识到，樊文强就像豌豆射手一样，永久地被僵尸碾过了。

他的作用微乎其微，而观众，只有我一个。

作者杜修琪，现为自由职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