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明确一个概念，“靖康之耻”的称呼，长期以来是不见于学界与正史之中的。一般比较正式的称呼是“靖康之变”或者是“靖康之难”，也有称之为“祸”与“乱”的。《宋史》、《宋会要辑稿》、《三朝北盟会编》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均是如此，只有《续资治通鉴》与《宋史全文》中有一处关于靖康之耻的说法记载，《宋史》中出现过一处“ 丙午之耻 ”的记载。而学术界显然继承了这个观点，一般也都将这一事件称为靖康之变或者是靖康之难。从这个角度上看，靖康之变与庚戌之变一类的事件是没有太大区别的。
德裕初相，上言：‘……原陛下察德裕之言而法武宗之任，监崇、观之失以刷靖康之耻。’——续资治通鉴·卷九十八
吾与北人本不与共戴天，稽之天地之常经，参之古今之通谊，仰对祖宗九庙之神灵，俯揆臣民万姓之公心，靖康之耻，不可不雪也昭昭矣。——宋史全文·卷二十九下
那“靖康之耻”的说法又是怎么来的呢？答案很简单，大宋君臣都觉得这事太窝囊了，窝囊到只能用“耻”来冠名的地步。这其中自然有自我激励的意思在里面，比如大家熟悉的“靖康耻、犹未雪”，就连高宗自己也跟臣子这么说：“丙午之耻，当与丞相共雪之。”
而民间对这件事的称呼很难说是从什么开始由“靖康之变”变成“靖康之耻”的，起码翻阅宋人的笔记，大家还都很有默契的将此事称为“靖康之变”或者是“靖康之难”，目前还没见到有“靖康之耻”的记载，当然也可能是我手头的宋代笔记还不够全。
靖康之难六宫皆北去惟先朝嫔御得免乃建承庆院以处之 ——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女靖康之难，朱昭等数人死于震武城之类，予得朱弁所作《忠义录》于其子栐，乃为作传于四朝史中，盖惜其无传也。 —— 容斋续笔
靖康之变，金人尽欲得京城宗室。有献计者，谓宗正寺玉牒取有籍，可据以取，则无遗矣。虏酋立命取籍。 —— 闲燕常谈
不仅宋时笔记如此，直到明朝，“靖康之耻”的说法依然不多见。那么这个说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广泛被传播的呢？答案很简单，这个说法是随着岳飞的那首《满江红》的广为传唱而为人所周知的。
岳飞本人命途多舛自不必言，《满江红》作为他的代表词作自然也遭到了跟他本人差不多的命运。在宋金时期，由于复杂的政治影响与当时南宋词风偏向婉转阴柔的原因，这首词选家不录，也无评点和唱和，词人和词评家对它不置一词，自然也就鲜为人知。
明代景泰六年，汤阴典教袁纯编了一部《精忠录》，终于算是将《满江红》收录了进去。继而天顺二年，秀才王熙在汤阴县岳庙肃瞻亭院东南角将这首《满江红》刻在了墙壁上。这段时间正是土木堡之变以后，大明由盛转衰、民族意识高亢的时候。而岳飞的这首满江红无疑具有强大的象征意义。弘治十四年前后，浙江提学副使赵宽书写刻石，立于杭州岳庙，至此，《满江红》这首词才开始成为广为传诵的经典。虽然清代对这首词进行了一些“冷处理”，但由于清代统治者对岳飞的总体态度仍是以肯定为主，所以《满江红》这首词依然流传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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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民国时期，《满江红》不仅被谱曲作为军歌使用，更在历次反帝运动中被印刷成册，广为流传。而“靖康耻、犹未雪”的说法也随之普及开来，在当时具有相当的象征意义。之后的抗日战争中，《满江红》经刘雪庵与杨荫浏改编谱曲后广为传唱，此曲后来被大陆和台湾的中学音乐课本同时收录，是二十世纪初民族意识觉醒的典型产物。而“靖康之耻”的说法也随着《满江红》的流传而为人所熟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