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姐小芸两年前加入了江阴寻亲志愿者协会，两年来，她经历了许多人和故事。
卖炒米的老人
老人出现在小区门口的马路旁，中等个头，褐色皮肤，圆腹大桶温顺地伏在身旁。炒米在此乡，“最是暖老温贫之具”，小芸鼻腔里涌上亲切的甜蜜，她走上前，被覆盖三轮车的塑料布吸引。塑料布用醒目的红色印着“寻找亲人”，下面白色的小字
“本人小名阿兴，1960年左右从江阴被送养，大概年龄3、4岁……”
旁人与老人攀谈，老人说，他来此卖炒米就是为了寻找家人，毕竟爱吃炒米的以老年人居多，或许可以从芸芸众口中得到一些消息。
小芸马上想起李叔，李叔是江阴寻亲志愿者协会的发起人。小芸脑海里他稀疏的头发总是凌乱，西装套在瘦长的躯干上，像擀面杖支个口袋，一口绵软的土话却有柔韧的力道，能打动油盐不进的人。其他志愿者谈到他，总是笑眯眯地加一句，“老大”。
小芸觉得这个“老大”除了玩笑的意味，多少也带点敬重——9年前，李叔在本地论坛上偶然帮助了一位发寻亲帖的女孩，从此便走上助人寻亲之路，他将自己的手机公布为寻亲热线，在论坛上建立寻亲板块，组织了志愿者团队。
民间非营利组织的生存举步维艰，人力和财力的来源都极不稳定，免费寻亲往往需要面对许多人的质疑，寻找鉴定中心的过程也经历了不少麻烦，然而如今他们的组织如今已经帮助了一百多个家庭找回了亲人。
志愿者们都戏称组织是“墙内开花墙外香”，他们被不少国内媒体人关注过，甚至接受过阿拉伯半岛电视台的采访，直到去年一位在地税局工作的志愿者称局里需要上报一个精神文明项目，替他们挂上“江阴地税暖心联盟寻亲分队”的牌，组织这才有了一个正式的地址。
“各取所需嘛，寻亲的事还是民间力量在做，但是怎么说，在中国，政府点过头，事情总是要好办一点。”李叔说，
“有些事是从前的政策导致的，他们现在也不愿意牵涉太深。”
李叔这么说是因为他发现寻亲不是个别现象，在过去的某个时期里，曾经有大量的孩子与家人别离。
1960年，适逢三年自然灾害，素称繁华的江南地区由于浮夸风等原因，灾情尤为严峻，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疾病、死亡、弃婴，甚至出现一家绝户的情况。彼时北方的饥荒也不甚乐观，有些夫妻甚至因为长期营养不良丧失了生育能力，出于传宗接代的考虑，他们不得不从尚能繁衍子嗣的江南地区抱养孩子。起初是一户偶然抱养了一个孩子，得知某处可以抱到孩子，村中有需求的夫妻成群结队前往某地收养，最后这种送养成为了政府默许的有规模行为，往往是一个村或一个乡为单位，由干部牵头，将两户配对，签一张简单的收养协议，就算走完了程序。当时甚至出现了职业中间人，每介绍成功一对收取五块钱费用。
“这不是变相贩卖人口吗？”起初听到这段历史，小芸非常震惊。
李叔说，“有个从前的村干部说，一家孩子都抱到路口了，他娘不舍得，又要了回来。几天后路过那家，几个小孩都饿死了，米袋子一样趴在窗台上，大人躺着掉泪，收尸的力气都没有。当时送出去至少还有活下来的可能。”
此前小芸对这段被教科书和主流媒体有意模糊的历史一无所知，在拐卖人口成为过街老鼠的今天，在如今富庶的江南，她难以想象合法的大规模送养曾经存在过，小芸好奇那个年代发生过的故事，哪怕仅能窥见那个时代的小小缩影，她成为了这个组织最年轻的志愿者。
小芸帮老人联系了寻亲组织。
老人说他随养父姓陈，养父的家在泰州兴化下属的村庄。
陈老伯从小就知道自己不是亲生儿子，记忆中养父脾气暴躁，一旦他调皮，养父就会举着扫地的小笤帚打。陈老伯很小就包揽了家中的各种活计，他一直觉得养父与其说把他当儿子，不如说当做一个劳动力。
陈老伯曾经怨恨过养父，也怨恨过将自己遗弃的亲生父母。直到那一年，养父倾尽一辈子的积蓄给他张罗婚事，虽然仪式简陋，但他分明记得从不掉泪的养父也偷偷红了眼睛。
陈老伯的养父终生未婚，有了孩子之后，陈老伯也慢慢感受到养父的不易。一年，儿子鼓捣坏了家里的收音机，陈老伯一怒之下打了儿子，事后他才懂了当年养父的心情。如果他不知道自己是领养的，或许对当年养父的种种责罚不会那么耿耿于怀。
陈老伯照料养父直至去世，养父去世后，陈老伯心里空了一块，随着年纪渐长，故人凋零，他的孤独感越来越强烈。
“人越老越想家，就是父母不在了，看看兄弟姊妹也好。”儿子知道他的心病，给他买了做炒米糖的机器，鼓励他回江阴寻找亲人。
无奈老人对家乡的记忆实在模糊，仅仅记得家不远边有一座石桥，儿时会在那抓“乌鹊奈泥”玩。他不识字，寻亲只能靠一张嘴，走到哪儿问到哪儿。
然而时光荏苒，城市面貌已然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陈老伯的寻亲如同大海捞针，李叔也告诉过陈老伯，他的情况找到亲人的机会很渺茫。
陈老伯曾经接到过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自称是央视《等着我》栏目组。陈老伯也看过那个节目，简单地说明情况后，电话那头一个甜美的女声向他收取3000元报名费和保证金，保证报名成功后全额退还。陈老汉心想央视毕竟是大平台，心一狠就汇了钱，多天没有回音，才知道上了当。
对结果陈老伯表示坦然，他说自己尚属幸运，养父家离老家不算远。不久前他听人说“乌鹊奈泥”是东乡的方言，已经转徙东乡的几个镇卖炒米。如今这里岸堤塌陷，河面日渐瘦小，如同耄耋老人步履缓慢。无生意时他总是望着江南家家门口的河水和石桥，想象故乡与家人的样子。
你们为什么不要我，就因为我是女儿吗
除了五六十年代，另一个送孩子的高峰出现在1979年以后，那时候计划生育政策刚起步。在许多坚持要男孩的家庭，送养女孩的行为又悄悄抬头。
如今来寻亲协会里登记的，找父母的多，找孩子的少。小芸她们在周边乡镇摆起免费寻亲的流动摊位，往往招致百十人围观，却鲜有人登记。寻亲大会上那些举着信息的焦灼面孔，也多是写着“寻找父母”。她们与苏州大学医学院合作，只要进入血样库，匹配不成问题，然而寻亲这种事，只要一方不积极寻找，另一方绝无找到的可能。
那些送走孩子的父母，往往是出于生活严苛的压迫，很多父母不愿意再次揭开伤疤，甚至会顾虑家庭关系复杂化带来财产纠纷。尽管志愿者们总是尽力促成，但认亲成功的概率小之又小。
小芸和几个志愿者坐上去河南巩义的火车，这次她们手头正是一对苦苦寻找女儿的老夫妻。
上个月传来消息，老夫妻的血样与河南一位杨女士对上了，兴奋的她们让老夫妻准备迎接女儿，而那一头的杨女士却退缩了。
小芸想起那个来寻亲协会的老太太，当时她哭得几乎站不住，不断说送走女儿实属无奈，家里一直想要个儿子，而一旦超生，夫妻俩就会丢掉工作。
当年她坚持亲自把女儿送到福利院门口，眼睁睁看着工作人员把女儿抱进去，回家的途中她腿脚无力，跪倒在楼梯上。“我天天梦见她朝我哭哇，早知道我当初就是讨饭也不会把她送走。”
老太太的丈夫去年查出胃癌，希望走前能够见女儿一面，志愿者们想为老人再做一次尝试。
来到杨女士的养父母家，路边齐整排布着白亮亮的蔬菜大棚，展示出一派殷实的气象。杨女士的家是独门独户的三层小楼，小芸她们一敲门，就听见院子里的狗暴吠起来，她们鼓足勇气喊了几声，一个老太太走出来，上下打量着她们。她们刚表明身份，老太太就不耐烦的扬手“走，走！”
志愿者们吃了闭门羹，只好和杨女士约在市里见面。
见到杨女士的时候，她穿着一件裁剪合体的黑外套，身材略有发福，看得出明显精心保养过的痕迹。
她蹙起尖尖的眉毛，抱歉地说当时只是看到有这个活动，心里一动就采了血，并没有想过会真找到。
“爸爸妈妈辛辛苦苦把我养这么大，不管有没有血缘，我只承认他们是家人，我不想因此影响和他们的关系。”杨女士说。
杨女士从小自尊心就特别强，知道自己不是亲生女儿后，更迫切地想证明自己。她功课优秀，曾因为熬夜学习第二天晕倒，如今她已经是一名企业高层。而养父母也心疼这个好强的养女，怕人背后指摘，他们甚至对养女好到唯唯诺诺的程度。
“我们知道您顾虑和养父母的关系，但是既然您找到了亲生父母，就趁他们二老身体还好去见个面，有什么话说一说，也算不给自己留遗憾。”
杨女士沉吟片刻，叹息着说，“我从小就知道自己的使命是扮演爸妈的亲女儿，可我也不知道亲女儿是什么样的。我妈妈抱我的时候，我觉得尴尬，但不敢推开她。他们省吃俭用供我上学，我却认为是他们想尝试一下对亲女儿好的感觉，我每次察觉到自己有这种想法，就骂自己忘恩负义。这么多年我都是背着对爸妈愧疚和对抛弃我的人的恨过来的”
“要说有什么话，我就想问问他们，把我送走就因为我是女孩吗？”她继续说，“现在我证明了，女儿也能做的好。”
志愿者们无法再强求。他们见过太多深植于成长的痛苦，那些痛苦无法通过三言两语消弭。被送走的孩子与自己和解已是不易，无法再对他们求全责备。
回去的火车上，小芸听一个志愿者说，杨女士之前会接受采血比对，说明是有意寻亲的。只是她后来听说亲生父母家条件极差，加上亲弟弟在外欠债颇多，怕背上包袱，才有所顾虑。
回到江阴之后，小芸和老夫妻联系，老太在电话那头哭着说她前一天晚上做了个梦，梦见一只燕子飞回家里的院子，醒来她想，梦都是反的，女儿不会回来了。
我有两个家，却感觉哪都不是家
小芸是在寻亲志愿者群里认识刘哥的。刘哥自己经营一家饭店，平时很少冒泡，但是当他们的组织需要物质上的援助，刘哥总是仗义出手。
刘哥不讳言自己加入志愿者的目的就是寻亲。
养父去世前才对他说，他是收养的。
刘哥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并没有太激动，他心里早有预感。
他的梦里反复出现斑驳的床沿和剥落的天花板，那是一个铅灰色的冬天，他醒了又睡，睡了又醒。有时候醒来身边还有其他小孩，和他一样发青的皮肤，像快病死的狗。
等他醒来的时候，已经在新家里。
刚来的时候他天天哭闹不休，呼喊妈妈的口音也与周围人不同，家里的两个姐姐天天看着他，生怕男孩出差池。
再大一点，周围的小孩都叫他南蛮子，问他是从哪里来的，爷爷奶奶听到了，就把他关在院子里，不许他跟别人玩。他顺着院子里的柿子树爬了出去，每天都弄得脏兮兮的回家。养父气得骂他，“你就是一条养不熟的狗。”
仿佛是印证了内心的某种猜想，刘哥当时的第一反应是害怕，他飞快地冲出家门。他听见划过头顶的鸟叫，洼里的绿草，春天的乡村一切都生长着，而他觉得自己一直活在那个阴寒的冬季。他没有走太远，躲在破旧的祠堂里，既期盼着家人来找他，又害怕被找到。
养父母并没有找到他。最后，饥饿逼迫他来到出嫁的大姐家，大姐惊讶地看着灰头土脸的弟弟，给他下了一碗鸡蛋面。
刘哥说那碗鸡蛋面是他唯一一次感到家的温暖，再回到养父养母那，他已经感受不到难过或喜悦，他知道自己在这个家唯一的使命就是替他们传宗接代。
拿到第一份工资，他只给自己留了一点生活费，寄钱回家不是为了感恩，而是为了早点还清欠养父母的债。长大后的他某天在电视里看到哪吒割肉还母，这个一百八十斤的大汉一下掉出了眼泪。
他定期向一个资助孤儿的基金会捐钱——“看到小孩受苦我就想帮，我多希望那时候也有人对我好一点。”
他觉得自己的人生乃至婚姻都被养育之恩绑架了，他始终替代别人活着，得不到真正的自由和亲情。
如今年岁渐长，许多童年的记忆渐渐模糊，只有斑驳的床沿和剥落的天花板越来越清晰。刘哥开始积极地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希望能找回一个家，他参加过各式各样的认亲大会，不断在网络平台上发布寻亲的信息。
当他找到江阴福利院院长的时候，老院长已经不记得他，她手里送出去的孩子太多了。福利院的管理员在一堆落满灰尘的记录里找到了当年的记录，上面记载着他母亲骑着自行车来到福利院，生下他后又自己骑着自行车离开了。
刘哥觉得很魔幻，管理员却说，当年难以想象的事情多的是，你一定要找，就联系那个寻亲协会吧。
刘哥加了寻亲群，采集了血样。
他是幸运的，不久血样库就传来了好消息。志愿者群里为刘哥兴奋了好几天，到了认亲那一天，大家带着鞭炮和花束，地方电视台甚至来了记者。
刘哥看着车外陌生的风景，一根接一根抽烟。
鞭炮响起来的那一刻，刘哥与他的亲生母亲短促地拥抱了一下，大家开始抹泪，镜头给每个人的脸特写。刘哥的生母一遍遍用极快的方言说对不起，她的脸又黑又皱，像一个干瘪的枣核，只有眼睛是浑浊的白色。刘哥看着那双眼睛，有一种莫名的不真实感。
刘哥茫然流着泪，与自己的哥哥姐姐拥抱握手，他们表现得殷勤而热切，请他坐在饭桌上首，举杯敬酒三次，不停地给他夹菜。
他们夸张的拘谨和客气使刘哥回忆起在养父母家的疏离感，他努力从桌上围坐的面孔上寻找和自己相似的地方--他们之间只有一点点区别，可这一点点区别像冰层，把他们永远地隔绝开来。
大部分找到亲人的人就像刘哥一样，哪边都不属于，对于这里的亲人，也只是逢年过节打个电话，回归各自的生活，不再打扰。
“小时候没得到的东西长大也弥补不了。”刘哥在群里感慨，“知道自己从哪来的，有个安慰，就够了。”
小芸从没有跟群里的人说过，她也有个心结。
小学开家长会，别人的父母才三十出头，她的父母已经年近四十了。那年参加太奶奶的葬礼，一个不认识的亲戚见到她，问，“你是哪家的小孩啊？”小芸的妈妈把她护到身后，“是我们家的。”“唷，她哥哥呢？”妈妈没有反驳，她拉着小芸迅速挤进人群，脸色就像冬雨湿过的天空。
直到上到高中，生物试卷上说，双眼皮是显性基因，小芸一边答试卷一边掉眼泪——她的父母都是单眼皮，而她有着漂亮的大双眼皮。
她曾在夜里反复问自己，哥哥究竟去哪了呢，去世了？还是被拐卖了？
她加入这个组织，多多少少也有一点目的。
这两年来她见过太多放声大哭的人，寻亲路上有些人失望而归，有些人心愿得偿。如今她说她已经放下了心结，做志愿者的这些日子她对亲情的认识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单纯，无论如何她都庆幸拥有现在的父母，因为他们给了她完整的爱，甚至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