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前十五年，放权让利——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书笔记8
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分为“放权让利”和“集权回归”两个阶段，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取得辉煌成就。
1.第三种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1978年中国的决策者面临着如下的困境：意识形态的顽固抵抗、旧体制的低效率、找不到新的资金和人才，更可怕的是，没有成熟而合适的经济理论、改革经验可依据和借鉴。苏联成立以来的60年间，各国共产党人摸索出两种经济治理模式：一是斯大林-毛泽东式的命令型计划经济模式，二是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尊重价值规律，试图在国有经济体系内建立一种基于成本核算的价格体系，但不允许私有企业的存在，勃列日涅夫和东欧各国搞得就是这一套。这两条道路在当时的中国都行不通，把中国逼上了一条独自探索、充满了不确定性的道路，这也就可以从理论层面理解，为什么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
2.增量改革，从土地迸发出变革动力
1978年之后的15年里，变革的动力是从土地里迸发出来的。小岗村的包产到户迅速推广到全国，这一改革非常灵验地、一次性地解决了粮食问题，同时让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事各种非农产业，即早期的社队企业，之后的乡镇企业。
3.中央充分放权、地方大胆主导、民间积极参与
20世纪80年代国民经济的恢复是“中央充分放权、地方大胆主导、民间积极参与”的过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扮演了促进者和主导者的角色。
中央政府策略分三个方面：一是放权让利，对象是国企和地方政府，目标是刺激经济要素的复苏和减少中央财政支出；二是非均衡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特区和沿海城市的开放，实施东南沿海优先发展战略；三是一手软，一手硬，在经济上，权力次第下放，实施非均衡战略，但是在另一面表现出强硬的一面，“稳定压倒一切”。
地方政府积极参与和冒险支持。浙南官员发放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张个体工商户执照，公布了第一个允许民众在县城摆摊的政策，创造性地拟定了第一份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章程。
民间积极参与，民众在一些管制疏忽的偏远乡村开辟了众多小商品市场，温州模式成为发展私营经济的代名词。在苏南则形成了以社队企业为主体的苏南模式。
4.改革主战场在哪里
1984年，在决策层和理论界就哪里是改革的主战场发生了重大的争论和分歧。
一派意见认为，改革的主战场应是企业制度的股份制创新，是为“企业主体改革派”，代表人物为北京大学的厉以宁教授。
另一派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靠企业制度的“单兵突进”难全其功，因此必须整体思考，配套进行，是为“整体协调改革派”，代表人物为吴敬琏。在吴敬琏的构思中，改革不仅是一场破除旧的体制的深刻革命，而且是一项建设新经济体系的宏大工程，这个体系主要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和主要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宏观管理体系三者组成。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只有这三个支柱初步树立起来，这个经济体系才能有效率地运转。因此，经济改革必须在这三个方面配套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