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之间最显明的关联应该说是利欲关联。人作为欲念常存的个体，必然对自身的利益有着关切，不管表现出来还是不表现出来。利益是人得之则喜失之则忧的东西，在得失之前，有着对利益的追求过程。这个过程基本上都是在人与人之间发生，其间人们既可能结为莫逆之交，也可能反目成仇。对于仅存利欲关联的人们，互相的爱恨情仇取决于利益的得与失或增加与减少之算计，舍此无它。这种单纯性有时会显得冷酷而不无伤害性，比如当它被蓄意地伪装成性情关联却终究暴露无遗的时候。当然，如果这种关联被相关诸方评估为互利互惠的，尚可维持下去。
性情关联存在于情投意合的人之间，当人们发现互相有着共同的志趣和无冲突的情感应对模式时，性情关联的建立就具备条件了。它也许会发展到解除戒备心理的阶段，这正是那些刻意营谋这种关联而另有所图的人希望看到的。不自知的一方有可能成为情感上的奴仆，喜怒哀乐受制于人，甚而沦为被利用的工具，直至恍然大悟之后悔恨不已，之后为受骗者情结所苦。这种不对等的关联之所以可能，缘于一方相对于另一方在性情上有更强的独立性，也可以说情商更高，更理性，更现实。
对于利欲熏心且情商足够高理性足够强大的人，目力所及的他人无非是或实际或潜在的工具和资源，他们以搏取利益为核心关切的人生征途的终点在何处呢？这没法一概而论。机关算尽却功败垂成者有之，毕竟人算不如天算并非罕见的情形。他们此后恐怕只会在万念俱灰中虚度残生，百般寻思也找不到聊以自慰的凭据。当然，最终以人生赢家的嘴脸傲然出现者也是有的，可在知情者眼里，他们是已把灵魂出卖给魔鬼的人，相当可怕；而在私下，他们短暂地品味了所谓的成就的甜蜜之后，难免会痛感“赢获了世界却丧失了自我”的悲苦。也许他们身边会聚集一些逐臭苍蝇似的人，甚至盲目的崇拜者，但这些在他心里的意义有多少是大可怀疑的，假如他脑壳开窍的话。
作为既渴望独立自主性又时常为孤独感所苦的个体，人对纯真的性情关联的向往是不易排遣的，人生知己难得一直是再寻常不过的感慨。尽管如此，志同道合荣辱与共在人与人之间依然是可能的，只要人们不对短暂无常之事物看得过重。志同即志趣吻合，内心设定的人生目标是一致的，道合即追求的方式相同，为达到目的所作的路径取舍没有不可调和的歧异。如此说来，志同道合荣辱与共在人间其实很普遍啊，特别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中，不是吗？大家都志在挣钱，钱少的力求挣多点，钱多的渴望挣得更多；大多数人也以商业的角度看待世事人情，相当比例的人还在商业之道上下求索，斗智斗勇也斗奸诈；尤其是，大家内心的荣辱感的触发机理高度一致：赚钱了欣喜若狂荣光焕发，赔钱或赚得不及预期则深感失败和耻辱。这不是荣辱与共是什么呢？应该说也算，只不过是最俗气的那种，当然也是最主流的。只要欲念在人心起主导作用，利益之增减得失就关系重大，人的性情变化也就绑定其上。于是，人陷于人间的利欲与性情的交织关联中。当然，具体的情形因人而异，有的不自知而甘之若饴，有的深感其苦却欲罢不能，不一而足。
亲缘关联在人间也是普遍而长存的。人皆为父母所生，在多数情况下也有子女，即使逝去、失联或主动断绝，人的内心里依然与其有着牵挂，以缺失的形式保持关联。因这种缺失的关联而生的，或许是斩不断理还乱的记忆与念想，以及辨不明道不清的复杂心绪。
有着亲缘关联的人们通常得同甘共苦，有时还要相依为命，他们的利欲与性情交互影响。家庭中通常是为父者起主导作用，几乎所有地区的传统习俗都要求如此，只有母系社会例外，那已是遥远时代的事了。不能起主导作用的为父者会在郁闷的心境中承担家庭角色，费力不讨好地承担责任履行义务，久而久之既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也会在内心没多少自尊感，生活之于他只能凑合着过。隐忍不发的憋屈应该是少不了的，也许还常常得违心地迁就和不断调整底线地妥协。家之于他不再是有归属感的所在。正常的为父者会将养家糊口视为己任，一般而言这并非易事。每个时代都有公众认同的生活标准，人的阶层归属很大程度上通过生活方式表现，因此，为父者仅仅让家人免于饥寒免于流离失所是不够的，他还得让家人过好，不要与视为同类的熟人朋友有太明显的差距，否则在日常的交往中会感到脸面无光，自觉低人一等。除此之外，他还应该让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家人对未来有明确且值得乐观的预期。发展进步的观念已在社会上取得压倒性作用的氛围中，与时俱进是谁都不敢轻易言弃的选择。假如他在生活中时常觉得自己是在负重前行，也不是难以理解的。对于承担责任履行义务，他可能无怨无悔，为所当为不计其功，也可能心有不甘，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彻底解脱。这取决于他在家里能否得到足够的心理支持，以及精神上的慰藉。从朝气蓬勃的小青年到不苟言笑的中老年或许是相当比例的为父者的必由之路。
也有一些人得天独厚，挣钱之于他们不是难事，就是要挤占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于是难免疏于陪伴家人，情分淡薄便成为极其可能之事。当孩子长大，往往成为他意想不到的样子，而为父者尚可能对其施加影响作出改变的时机早已错失。老年之于他就在眼前，也许他已功成名就，但那已不足以在他心里产生长久的满足。他锐意进取那么多年，早已明白事业之路的尽头有什么在等着他。他开始看重与家人的关联，却感觉隔阂甚深，形同路人。他为人父为人夫多年来只以供养者的方式践行，他不应有过高的期望。至此，人生意义为何，自己活着到底为了什么，会不可避免地成为压在他心上的沉重问题。他不可能对其有心安理得的解答。于是，生命的余年之于他，只宜苟且偷生。
36岁之际，卡夫卡（1883—1924）在给父亲的一封长达三万多字的信中写道：
……在您看来，事情仿佛是这样的：您一辈子含辛茹苦，为子女，尤其为我牺牲了一切，我才得以过着“奢侈放纵”的生活，我享有充分的自由，想学啥就学啥，不愁吃穿，什么也不用操心；您并不要求人家对此报答，您知道“子女的报答”是怎么回事，但您要求我们至少态度放亲近点，有点同情心；而我却从来就躲着您，躲在我的房里，埋头书本，与癫狂的朋友交往，沉溺在偏激的思想中；我从来没有跟您推心置腹地谈过话，……如果您总结一下您对我的看法，那么就可以看出，虽然您倒是并不径直指责我品行不端或心眼不正（也许我最近一次的结婚计划是个例外），不过免不了总认为我冷酷、古怪、忘恩负义。您这般指责我，仿佛那是我的过错，仿佛我只要转一下舵，事情就会完全改观，而您却没有丝毫的过错，要有，那也是错在您对我太好了。
您的这种因袭的看法，我以为只在一定的范围内是正确的，即我也认为，对于我们的隔阂，您是完全无辜的。可是，我也同样是完全无辜的呀。倘若我有办法使您承认这一点，那么——新生固然谈不上，因为我们俩年纪都太大了，建立一种安宁平静的生活，不是停止，而是缓和一下您那喋喋不休的指责，这却是完全可能的。
……那时我是个胆小的孩子；尽管如此，我却也有犟脾气，毕竟还是孩子嘛；当然罗，母亲也溺爱我，可是我不相信，我竟会特别难以驾驭，我不相信，一句好话，悄悄地拉拉手，和蔼的一瞥竟会不能从我身上要去人们想要的一切。说到头，您毕竟是一个仁慈并且心软的人（下述的内容跟这并不矛盾，我谈的只不过是在孩子心目中的您的形象），可是并非每个孩子都具有坚韧的耐心和无畏的勇气去探索您那份内心的慈蔼。出于您的天性，您只会使用威力、大叫大嚷和发脾气来对待一个孩子，在这方面，您之所以觉得这个办法非常适用，也还另有原因，即您想把我培养成为一个坚强勇敢的孩子。
……最初那几年中，只有一件事情，我至今还记忆犹新。有一天夜里我呜呜咽咽，吵着要喝水，当然并非真的因为口渴，多半是为了怄气，部分是为了解闷。您声色俱厉，几番呵斥未能奏效，之后，您就将我从被窝里拽出来，挟到阳台上，关了房门让我一个人穿着背心在那里站了很久。我不想说这样做不对，当时要保持夜间安静也许确实没有别的办法，我不过是想用这个例子来说明您的教育方法及其对我的影响罢了。后来，我大概也就驯顺听话了，可是我的心灵却因此带上了创伤。要水喝这个毫无意义的举动，我觉得理所当然。被挟到外面去，我大受惊吓。我天性如此，这二者我怎么也联系不到一块儿去。那个身影庞大的人，我的父亲，那最高的权威，他会几乎毫无道理地走来，半夜三更将我从床上揪起来，挟到阳台上，他视我如草芥，在那以后好几年，我一想到这，内心就受着痛苦的折磨。
这在当时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开端，可是我常有的这种自悲感（从另一角度看却也不失为一种高尚和有益的情感）却都来自您的影响。按说，我需要多少受点鼓励，得到点温暖，您应该替我多少清除点我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才是，可是与此相反，您却拦住了我的去路，您当然是出于好意，要我走另外一条路。可是，那条路我走不了。譬如说，我敬礼敬得好，步伐走得齐整，您就鼓励我，而我却并不是未来的士兵。再譬如说，我饭量大，甚至还能边吃边喝啤酒，抑或我会哼哼莫名其妙的曲调，或者我会学着您的腔调唠叨您最爱说的口头禅，您也鼓励我，而这一切与我的未来均无干系。耐人寻味的是，即便在今天，也只有当您自己受到连累，当问题涉及到您的自尊心被我损伤或因我而受到损伤的时候，您才给我说几句勉励的话。在这种时候，您教会鼓励我，提醒我记住我的身份，指出我完全有资格挑选门当户对的配偶。可是且不说我如今这一大把年纪已不为勉励的话所动，这种鼓励并不是首先着眼于我，那么这对我又会有什么用呢。
想当初我是何等需要这种鼓励，而且是处处都需要。当时，只要一看见您的身躯，我心就凉了半截。譬如，我们时常一起在更衣室脱衣服的情景，现在我还记得。我瘦削、弱小、肩窄，您强壮、高大、肩宽。在更衣室，我就觉得我是够可怜的了，而且不单单在您面前，在全世界面前我都觉得自己可怜，因为您是我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呀。后来我们从更衣室出来走到众人面前，我拉着您的手，一副小骨头架子，弱不禁风，光着脚丫子站在木板上，怀着怕水的心理，您反复给我做游泳的示范动作，我却一点也模仿不了。您原本出于好意，殊不知我却羞得无地自容。此时此刻，我的心灰冷了，与这样的时刻对照，我在各个领域取得的一切令人不快的经验显得何等的协调。要说起来，我最感到自由自在的，莫过于您有时候先脱好了衣服，我可以单独一个人待在更衣室里的时候了，那时我就可以尽量拖延当众丢丑的时间，直至您最后终于来查看并将我从更衣室里赶出来为止。我是很感激您的，您似乎没有察觉我的困惑，我对我父亲的躯体也是感到骄傲的。再说，我们之间今天仍然还存在着相似的差异。
与此相应的就是，您在精神上也绝对占上风。您完全是靠了您自己的个人奋斗才这样飞黄腾达起来的，因此您无限自信。我小时候对这点还不太体会，到我长大成人后我才茅塞顿开。您坐在您的靠背椅里主宰着世界。您的看法正确，别人的看法纯属无稽之谈，是偏执狂，是神经不正常。您是那样自以为是，以致您可以不讲道理，总是您常有理。有这样的情况，即您对一件事情根本就没有什么看法，而因为您没有看法，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所有可能存在的意见统统都得是错误的。譬如，您会骂捷克人，接着就骂德国人，骂犹太人，您不仅选中了靶子骂，您还一古脑儿什么都骂。到头来，除您以外就没有一个好人了。在我看来，您具有一切暴君所具有的那种神秘莫测的特性，他们的权力的基础是他们这个人，不是他们的思想。起码我觉得是这样。
令人诧异的是，实际上果真常常是您有理，我理亏。在谈话当中这是不言而喻的了，因为我们之间几乎是谈不成话的，而且在实际行动方面也是如此。不过这也不是什么特别不可思议的事情。要知道，我是在您的沉重的压力下进行我的一切思维活动的，哪怕我的想法与您的想法不一致，我也一样是处在您的沉重的压力下，而且在这种时候尤感压力之沉重。一切表面看来不依赖于您的那些想法一开始便会笼罩上受您针砭的阴影；在这个想法彻底付诸实施之前要无休止的忍受这种状况，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这里指的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想法，我指的不过是孩提时代的任何一桩小事而已。只要人家因随便一件什么事情兴高采烈地回到家里并倾心叙谈，那他所得到的回答便是一声含着讽刺的叹息，一阵摇头，一阵手指头敲桌子：“你就会搞这种名堂”，或者“老是拿这种事来烦我”，或者“我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或者“你拿这个去买点什么东西来吧”！或者“这也算一档子事”！当然啰，不能要求您心境不好的时候还要对孩子的每一件琐事表现出热情来。问题也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根据您的这种对立性，让孩子这样大失所望是您永恒的原则，还有就是，日积月累，这种对立日益尖锐，以致即使您跟我意见一致时，您也习惯成自然，要跟我对着干。问题还在于，孩子的这种失望情绪终于已非同寻常，而正是由于问题涉及到一切行为准绳的您的人格，所以，这种失望情绪是伤筋动骨的。倘若您反对或者哪怕只不过是料想到您会反对，那么勇气、决心、信心、那种种乐趣便支持不到最后而化为了乌有；而不管我干什么，您几乎都反对，这已是意料中的事情。
这一点既适用于思想，同样也适用于人。只要我对一个人稍微流露出一点兴趣来——我的本性决定，这并不经常发生——您就会予以百般责骂、诽谤、凌辱，丝毫也不顾及我的情感，毫不尊重我的看法。譬如，像德国犹太人演员洛伊那样无辜、天真率真的人都因此而大遭其殃。您并不认识他，您却用一种我已经忘却了的可怕的方式将他比作甲虫。狗和跳蚤的谚语（“谁和狗躺在一起，起来时身上便有了跳蚤。”）您脱口就溜了出来，对我喜欢的人您常常就是这样的。我在这里特别想起了这个演员，因为我当时把您对他所发的那些言论都记了下来，并且加上了自己的意见：“我的父亲之所以这样评论我的朋友（此人他根本不认识），只不过因为他是我的朋友罢了。倘若他将来责备我缺乏孝顺心和忘恩负义，我就可以拿这来回驳他。”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您的话以及您作出的判断使我蒙受多大的痛苦和耻辱，对此您竟完全麻木不仁，仿佛您对您的威权毫无所知似的。可以肯定，我也时常用言语顶撞过您，而我这样做时心里是明白的，我心里难受，可是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我抵制不住我的话语。我一边说着，一边就后悔起来了。可您却唇枪舌剑，对谁也不留情面，当时不留情，事后不留情，人家拿您简直毫无办法。
而这却是您教育的全部内容。我看，您具有教育家的天才；您这样教育人，对一个您这样类型的人，肯定很有益处；他就会领悟您对他所说的话中含有合理的一面，就会一心一意照您的吩咐去做了。然而，对我这个孩子来说，您大声嚷嚷对我所说的一切话却简直都是金科玉律，我永志不忘，一直是我借以评价世界，首先是评价您本人的最重要的依据，而在这方面您却完全失败了。我小时候主要是在吃饭的时候与您在一起，因此用餐规矩便成了您说教的主要内容。上的饭菜必须吃光，至于好吃不好吃，那是不许谈论的——可您却时常觉得饭菜不可口；说那是“猪狗食”；是那“畜生”（女厨师）把东西糟蹋了。您饿极了时，您就按您的特殊爱好，吃什么都吃得快，吃得热，狼吞虎咽，所以，孩子们也得赶紧吃，饭桌上死一般的沉寂，打破这沉寂的是警告声：“先吃饭，后说话”，或“快吃，快吃，快吃”，或“瞧你，我早就吃完了”。肉骨头人家是不许啃的，您可以啃。啜醋时人家不许出声，您可以。切面包要切得干净利落，这成了要紧事；而您用一把滴落着酱汁的刀切也未尝不可。人家务必小心，吃饭时别让饭菜掉地上，到头来您脚下掉的最多。饭桌上，人家只能埋头吃饭，您却修指甲、削铅笔、用牙签挖耳朵。呵，父亲，请您正确理解我的意思。这些事情本身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它们之所以使我的心灵受到压抑，是因为您要我遵循的诫律，您，我至高无上的楷模，您自己却可以不遵循。因此，在我眼里世界就分成了三部分。我，是个奴隶，生活在其中的一个世界，受着各种法律的约束，这些法律是单为我发明的。而我，不知道为什么，却始终不能完全守法。然后就是第二个世界，它离我的世界无限遥远，这是您的世界，您行使着统治权、发号施令并且还因您的命令得不到执行而烦恼生气。最后还有那第三个世界，其余的人都在那儿过着幸福和自由自在的生活，没有人发号施令，也没有人惟命是从。我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我服从您的命令吧，是耻辱，因为这些命令是单为我而发的；我倔强吧，这也是耻辱，因为我怎么可以对您倔强呢。要不就是由于我譬如不具有您那样的力量、您那样的食欲、您那样的能力而不能从命，尽管在您看来，您要求我的，都是些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可以办得到的事；这当然便成了我最大的耻辱了。这些想法并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不过是孩子的感觉罢了。
……近几年来，您以您的心绪烦躁症来为此开脱，可我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您的态度跟现在相比有过任何根本的区别。说穿了，心绪烦躁不过是您加强控制、行使威权的一种手段罢了，因为一想到您这病，人家最后一点抗辩的意志也就给磨灭殆尽了。这当然不是什么指责，只不过是认定一桩事实而已。……无法跟您平心静气地交谈，这还有另外一个说来也很自然的后果：我话都不会说了。本来我大概也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演说家的，但是像一般人那样流畅地说话我该是可以的吧，然而您却很早就禁止我说话了。从那时起，您的那句威吓的话：“不许回嘴！”以及您的那只同时高高举起来的手就一直紧紧伴随着我。我在您面前——一旦涉及到您的事情，您就是一个优秀的学说家——变得说话结结巴巴，即使这样您还受不了，最后我干脆不说话了。起先也许是赌气，后来则是由于我在你面前既不会思想也不会说话了。因为您是我的固有教育者，所以这件事影响到我生活的各个领域。倘若您认为，我从来都没有顺从过您，那这可实在是个奇怪的错误了。您认为“永远跟一切对着干”是我处世行事的准则并因此而对我横加指责，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正好相反，我要是少听从您一点，您倒反而肯定会对我满意得多。要说起来，您的一切教育人的措施项项都切中要害；我一项也未能躲过；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这是（生命的基础及其影响除外）您的教育和我的顺从的产物。尽管如此您却看不顺眼，哦，您本能地拒不承认这是您一手培育出来的产物，其原因就是，您雕刻家的手与我这块料相互之间是那样的格格不入。您说：“不许回嘴！”并想以此扼杀您看不顺眼的我身上的反抗力，这对我影响太大，我太驯服，我完全变哑了，我避开您。只有当我离您远远的，您的威力，起码是您直接的威力鞭长莫及的时候，我才敢动弹一下。而面对着这个现实，您又觉得一切都在“反”您，其实这只不过是您的强大和我的弱小所造成的必然的后果。
您那卓有成效、至少对我从不失灵的教育手段不外是：骂，威吓，讽刺，狞笑以及——说来也奇怪——诉苦。……跟您在对孩子的关系中所处的这个地位显得极不相称的是，您竟会当众诉起苦来，而且您经常这样诉苦。我承认，我作为一个孩子（后来也许明白了）对此简直可以说是毫无感觉，而且我也不理解，您怎么竟然还会希望得到同情。无论哪一方面，您的形象都是如此高大；我们的同情，或者甚至还有我们的帮助，这对您会有啥了不起呢？如同您常常瞧不起我们本人一样，对这种帮助按理说您准是要嗤之以鼻的。因此，这种诉苦我不信，我试图探索隐蔽在这些诉苦的后面的动机。后来我才理解，您为了孩子还真是忍受着许多痛苦，可是在当时，这种在别的情况下本来是还会在一颗孩提般天真、率直、无所顾忌、乐于助人的心灵引起共鸣的诉苦，在我看来势必又不过是极其明显的教育和凌辱人的手段罢了。就这种手段本身而言，它们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然而它们却带来了有害的副作用，这就是孩子养成了对本来应该认真加以对待的事物却偏偏不认真对待的习惯。
这方面倒幸亏也有例外，大多数例外是在您默默忍受痛苦、爱和善的力量压倒并直接攫住了一切与之相对立的东西的时候。这当然很罕见，可是却令人神往。……您脸上也会绽出一丝特别美、极其难得见到、恬静、满意、嘉许的笑容来，谁受您这一笑，谁都会陶醉的。我回忆不起来，我在童年是否很明显受到过这种微笑的眷顾，不过我想多半是有的，因为当时我在您心目中还是无罪的，是您的巨大的希望，您又有什么理由拒不向我露出笑容来呢。再说，久而久之，就连这种良好的印象了只不过起到了加深我的内疚，使我更不理解这个世界的作用，如此而已。
我还不如抓住一点实实在在的永久性的东西呢。仅仅是为了略微加强一点我对您的地位，部分也是出于一种报复心理，不久我便开始对我在您身上发现的那些荒诞可笑的小动作进行观察、收集、夸张。譬如，您是如何轻易地醉心于那些地位较高的人物，而他们大多数不过表面上如此而已，您动不动就谈论起他们来，譬如，某一个皇室谘议之类的人便时常挂在您的嘴边（不过话说回来，看到您、我的父亲居然认为需要别人微不足道的认可来肯定自己的价值，而且还拿来到处炫耀，我也是很伤心的）。要不我就观察您对粗鲁的俗语的那种癖好，您说出这种俗语时，总喜欢把嗓门提到最高，边说边笑，仿佛您说了什么特别妙语惊人的话似的，而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种有点猥琐的方言罢了（当然同时这不免又是您的生命力的令我羞愧的一种表露）。这种形形色色的观察当然是大量的；我为可以进行这些观察而庆幸，我有了窃窃暗喜的机缘了。有时您有所察觉，您便恼羞成怒，以为这是对您恶意中伤，是极大的不敬。可是您相信我吧，这对我来说无非是维护自我生存的一种并非合适的手段罢了，那不过是开开玩笑，就像人们对神和国王开玩笑那样，这些玩笑不仅跟最深的敬意有内在联系，而且甚至本身就是含着最深的敬意。
……您几乎从来没有怎么认真打过我，这也是事实。可是那喊叫声，那涨得通红的脸，那急忙解下吊裤的动作，吊裤带放在椅背上的那情景，这几乎比真的打我还令人难受。就好比一个人该处绞刑。他要真处了绞刑，那他也就死了，倒也就没事了。倘若绞架上的一切准备工作他都得身历其境，只是当活套已吊在他面前的时候才获悉他受了赦免，那他可能就会受罪一辈子。此外，您毫不含糊地表示，我好几次都是罪有应得，早该挨打了，只是由于您的仁慈，我才虎口余生，得以幸免，这不过是又使我心头积聚起极大的内疚而已。您的恩泽我怎么也报答不完。
您一向指责我（不是单独对我一个人就是当着别人的面，对于在后一种情况下我所受到的屈辱您毫无感觉，您的孩子的事情都是无不可对人言的），多亏有您在辛勤劳苦我才得以没有任何匮乏、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这里我想起了有些话，这些话必定已在我的大脑深深刻下皱纹了。您时常这样对我说：“七岁我就推着小车走南闯北啦。”“我们全家大小挤在一间房室里睡觉。”“有土豆吃我们就喜出望外了。”“我穿着毫不得体的冬衣，腿上的伤口好多年都不愈合。”“我到一家杂货铺去当学徒时，我还是个小男孩。”“家里没有给我一个子儿，连当兵也没挣到什么钱，我却还寄钱回家。”“可是纵令如此，纵令如此——父亲总归是我的父亲呀。今天谁还懂这个道理！孩子都知道些什么呀！没有人吃过这种苦！今天一个孩子会懂得这个道理吗？”要是换一个环境，这些故事可能就是教育我的极好的教材了，它们就会鼓舞我的意志，给我以力量去克服父亲曾遭受过的同样的苦难和匮乏。然而您却又根本不愿意这样，正是由于您辛勤劳苦，结果是形势变了，用您所使用过的那种方式去显示自己的才能，这样的机会我们没有呀。要用暴力和彻底变革的手段才能创造这样的机会，要离家出走才能创造这样的机会（前提是我能当机立断并有这种力量，还有就是母亲不要从旁横插一杠）。可是这一切您压根儿都不愿意，您把这说成是忘恩负义、过激行动、不听话、背叛、神经错乱。一方面您身教言传诱发我这样做，另一方面您却又对此严加禁止。……您习惯用令人难堪的玩笑口吻说，我们的境遇太好了。不过这种玩笑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却并不是玩笑。您奋斗得来的东西，我们从您手里坐享其成，然而那场您很早就不得不投入、我们也难以幸免的生存斗争，我们却要在以后到了成年时以孩子的精力才得以进行。我并不是说，我们的境遇因此就一定比您当时的境遇更为不利，二者恐怕倒是不相上下的——（我们的基本素质当然就没法比也），我们吃亏只不过吃在，我们不能像您那样地去炫耀我们的困苦，我们拿它羞辱不了任何人。我也不否认，您辛勤而卓有成效的劳动所创造的果实，我本来是完全有可能充分享受、加以利用并使之发扬光大，以博取您的欢喜的，可是我们之间的隔阂却在从中作梗。我能享用您给予的东西，然而我却只能怀着羞愧、内疚的心情，拖着疲惫、虚弱的身体去享用。因此我只能像乞丐一样感激您的一切施舍，我拿不出实际行动来感谢您。
整个这一套教育直接的看得见的后果是，一切会令我依稀朦胧联想起您来的东西，我都躲而避之。……您常常这样说那个患有肺病的伙计：“他活该不得好死，这条病狗。”您称职工们为“拿薪的敌人”，他们倒也是，不过在他们还没有变成这样的人之前，我就觉得您便已经是他们的“付薪的敌人”了。在那里我也是大受教育，即原来您也可能会不公正的；从我自己身上我还不会这样快就发现这一点的，因为我心头郁结的内疚太深，总觉得您有理；用我孩子气的眼光来看，那儿可净是陌生人，他们是在替我们干活，因此，他们不得不生活在对您的无休止的恐惧之中，我这个孩子气的看法后来当然有了一点修正，不过修正得并不很大。……我觉得，就凭我那点本事，我根本经营不了什么商业的，因为如您所说，连您经商都是才枯力竭，不敷应用。我厌弃商业，厌弃您的事业，一定很使您伤心，而您却还聊以自慰地说什么（今天我为此深受感动，深感惭愧），我缺乏商人气质，脑瓜里有更崇高的理想等待。您不得已作的这种解释，母亲听了当然很高兴，我有虚荣心，且处境困难，所以也听得进去。可是，如果我之不愿从商（现在，不过只是现在，我才打心眼里真正憎恶那商业）果真仅仅或者主要是因为那“更崇高的理想”的话，那么，那“更崇高的理想”就会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我就不会怀着平静而又胆怯的心情让自己随波逐流，上完了中学，修完了法律，最后终于在公务员的写字台旁登陆。
……我并非如您所说的因此对家里就没有感情了，相反，我倒是还想着家的，不过主要是在消极意义上说的，是指想从内心脱离您（这个过程是永远不会完结的）。但在对家里以外的人的关系上，您的影响所造成的损失可能比这还要大。倘若您以为，我对外人满怀深情，关怀备至，对您和家庭充满冷淡和背叛，丝毫不加关心，倘若您这样认为，那么，您就完全错了。我不惮烦再说一遍：换一个环境我多半也会成为一个不爱交际、生性胆怯的人的，不过那就还得要走一段漫长而幽晦的道路。……实际上您对我和别人交往的情况一无所知，可是您却怀着猜疑和忌妒（难道我否认您是喜欢我的吗？）认为，我逃避家庭生活，必然在别的什么地方寻找补偿，因为我在外面决不可能像在家里一样生活的。再者，在这方面，恰恰是在我的孩提时代，我尚能从对我所作的判断的不信任中找到一丝慰藉；我对自己说：“你过甚其辞了嘛，遇到芝麻大的小事便大惊小怪，这是年轻人的通病。”可是，后来，对这个世界的面貌我认识得更加清晰，这种慰藉也就几乎让我丧失殆尽了。
……您对我的写作以及对那与此有渊源而您又并不知道的事情抱着反感，这还比较有道理。这里，我确实是采取独立行动，多少与您脱离了一段距离，即使这有点儿令人想起一条蚯蚓也罢，这条蚯蚓的尾部被人用一只脚踩住，它将其前半部挣脱，挣扎着向一边爬去。脱离了您，我多少有了点自信，我可以喘一口气了。您当然马上就对我的写作表示出厌恶，这种厌恶破例地受到了我的欢迎。每次我把我的书给您看时，您总是那句口头禅“把它放在床头柜上！”（给您拿书来的时候，您多半是在打牌）这虽然挫伤了我的虚荣心、我的功名心，不过从根本上来说，我心里却感到舒坦，这不单单是出于恶意的反抗心理，不单单是由于我那有关我们关系的观点得到了新的验证而感到高兴，说实在的，完全是因为那句口头禅的缘故，它在我听来好像是说：“现在你自由了！”这当然是一种错觉。我并不自由，或者往最好方面说，我那时候还没有自由。我写的书都与您有关，我在书里无非是倾诉了我当着您的面无法倾诉的话。这是有意的离别您的延长，只不过，这种离别虽然是由您强加在我头上的，但它却是按着我所规定的方向进行的。可是这一切是多么的微不足道！这件事之所以还值得一提，仅仅是因为它出在我的身上，如出在别人身上，这根本是察觉不出来的。其次是因为它占据了我的一生，它在我童年时代是一种朦胧的预感，后来便成了一种希望，再往后常常成了一种绝望的情绪。这还因为它左右了我那几个小小的决断——只要我愿意，我还是可以作出决断的，不过这又是在您的阴影的笼罩下作出的。职业的选择是其中之一。……但在婚姻问题上，我对其重要性及可能性都毫无预见；这桩我一生中最可怕的事几乎完全是突如其来降临到我头上的。孩子成长得如此缓慢，表面看来，这些事情他还远远不沾边呢；偶或也不得不对此有所考虑；但是，在这方面正在酝酿着一场持久的、决定性的、甚至最严酷的考验，这一点却是无法察觉到的。而实际上，这些结婚计划早成了最堂皇、最富有希望的躲避您的计划，不用说，后来计划失败也失败得相应的堂皇。
在这个领域里，我做什么事都失败，因此我担心，我也没法将这几次结婚计划的始末根由向您解释清楚。而整个这封信的成败却全系于此举，因为一方面，在这几次结婚尝试中集中体现了我所能支配的一切积极力量，另一方面，其中也恰恰愤然积聚了我曾将其描述为您的教育的必然结果的全部消极力量，亦即懦弱、缺乏自信和内疚，并且在我和结婚之间筑起了一道真正的封锁线。我之所以难以解释清楚，还因为在这无数个日日夜夜里我已不停地搜索枯肠，将一切事情通盘考虑、反复推敲过了，以致现在一想起那情景，连我自己都要感到茫然。只有我所认为的您对整个事情的完全的误解，才会使我的解释工作容易做一些；稍稍纠正一下如此彻底的误解，似乎并不是过分困难的事情。
您先是将结婚失败跟我在其他事情上的失败相提并论；说实在的，我对此没有什么意见，只要您接受我迄今为止对这种失败所作的解释。它们确实是属于一个范畴的，不过，您低估了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您是如此的低估了它，致使我们一旦相互谈起这件事来，我们便会南辕北辙。我敢说，在您的一生当中还从来没有发生过对您就像我的结婚计划之对于我那样重要的事情。我并不是说，您事实上没有经历过如此重大的事情，相反，您的阅历比我丰富得多，您比我更加饱经忧患，但正因为如此，所以您才没有遭遇到那样的事情。这就好比有一个人要向上跨越一个矮的楼梯的梯级，第二个人却只要跨一个梯级，可是，至少对他自己来说，这一个梯级却跟那五个梯级加在一起一般高；那第一个人不仅会征服那五级梯级，他还将继续征服成百级、成千级的梯级，他想必是一个饱经沧桑的人，但是对他来说，他攀登过的梯级中，哪一个也比不上第二个人的那一个梯级——那第一级、那个高梯级——重要，他使尽了浑身的力量也登不上这一级的，他登不上这一级，当然也越不出这一级。据我看来，结婚，建立一个家庭，生儿育女，在这动荡不定的世界抚养他们，甚至还领他们走一段路，这是一个人所能达到的极限了。看来，许多人轻而易举地便做到了这一点，这并不证明这件事容易办到，因为实际上并不是许多人都做到了这一点，这是其一；其次，这些为数不多的人多半不是“做”了这件事，他们只不过是“遭遇”了这件事而已；这虽然够不上极限，但仍堪称非常了不起、非常光荣（尤其因为“做”也“遭遇”并不是泾渭分明的）。说到头，问题根本不在于这个极限，问题仅仅在于要达到某种不明显、但却相当令人满意的相互接近；我们没有必要飞到太阳中心去，然而我们要在地球上爬着找到一块清洁的地方，有时，阳光会照耀到那块地方，我们便可以得到一丝的温暖。
……不过，无论怎么说，您在这方面还是进行了干涉的，当然干涉得不多，因为这种干涉必须以彼此深刻的信任为先决条件，而这却是我们俩在关键性的时刻所一直缺乏的。还有就是，您干涉得并不十分得体，因为我们的需要迥然不同；凡是攫住我的心的东西，您往往无动于衷，反之亦然；凡是您认为清白无辜的，我可能就认为是一种罪过，反过来也如此；总之，在您看来无关宏旨的事，却可能就是钉在我的棺柩上的最后一颗钉子。
我记得，有一天傍晚，我跟您和母亲在一起散步，是在现在的世界银行附近的约瑟夫广场上，我谈到那些饶有趣味的事情，我说话时露出愚蠢而又自鸣得意的神色，我态度高傲、冷静（这是假的），并且一如平日我同您谈话时惯有的常态，我言语冷淡（这是真的），说话结巴，我责备你们，你们一直让我懵懵懂懂，因此不得不由同学来照顾我。我还说，我曾濒临过莫大的危险（在这里，我按我的方式，厚着脸皮撒了个谎，以显示我的勇敢，其实，我生性怯懦，并不知道那“莫大的危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可在临末我却暗示，幸亏现在我什么都知道，再也用不着任何忠告，一切均已井然有序了。重要的是，不管怎样，我开口谈起了这件事，因为我感到很惬意，起码我是谈出来了，另外这也是出于好奇心，最后，这也是对你们进行某种报复。您从您的本性出发，全然不把这当作一回事，您只是随意说了几句话，大意是，您可以给我出个主意，使我在做这些事情时不致有什么危险。也许我是有意引诱您作出这样的回答来，这是符合一个饱食终日、四体不勤、永远内省的孩子春情萌发时的心理的，然而我的敏感的羞耻心却因此而大受伤害，或者说，我以为它必定大受伤害，以致我违背我的意志，不再同您谈这个问题，傲慢而粗暴地切断了谈话。
对于您当时的那个回答，我实在难以评价，一方面，它坦率得出人意表，带有某种原始时代的色彩，另一方面，就那个教导本身而言，它却又具有现代人无所顾忌的特色。我不知道，我当时多大年纪，肯定不会比十六岁大出多少。对于这样一个少年来说，那的确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回答。这竟然是我从您身上得到的第一个直接的、指导我生活的教诲，这也反映了我们两个人之间的隔阂。不过它的真正意义虽在当时便深深印入我的脑海，但很久以后才为我所朦胧意识到，这就是，您劝我去做的事，在您看来是一种龌龊的勾当，在我当时的眼里，那就更其如此。您愿意想办法使我不致将那龌龊的东西带到家里来，这是次要的，您不过是以此来保护您、保护您的全家而已。您对您的劝告取超然态度，您是个良家丈夫，一个纯洁的人，您超越这些事情之上，这才是主要的；当时，这种观点之所以深深刻印在我的脑海，很可能是由于我觉得婚姻也是伤风败俗的事，因而我所听到的关于婚姻问题的一般言谈，决不可能也适用于我的父母。于是您变得更纯洁、更崇高。至于您在结婚以前可能也会给自己出过类似的主意，这在我看来是完全不能想像的。就这样，您身上几乎没有一丁点儿尘世的污秽。而您却用几句赤裸裸的话语，将我推入了这种污秽的泥潭，仿佛我命中注定活该如此似的。倘若世界上只由您和我组成（我很容易这样想象），那么，这个世界的纯洁便以您而告终，而由于您的劝告，污秽便随我而开始。您如此的谴责我，说起来实在令人不解，对此我只有用旧有的罪过和您对我的那种极深的蔑视来作解释。于是，我在内心深处又被攫住了，深深地被攫住了。
很显然，在这方面我们两个人也许都是无辜的。甲给乙一个率直的忠告，这个忠告符合甲的人生观，它不太优雅，然而即使在今天的都市里，它也还是很平常的，也许它还能防止健康受到损害。在道德上，这个忠告对乙不是很有裨益，但是，为什么他就不能随着岁月的移动，将这个损失弥补过来呢？何况，他也并不是非得听从这个忠告不可。不管怎样，仅就这忠告本身而言，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乙的整个未来世界会坍塌崩溃。可是现在居然正在发生某些类似这类性质的事情，不过话说回来，之所以会这样，仅仅是因为甲就是您，乙就是我的缘故。
我对这种双方的无罪之所以了解得特别深透，也还有一层原因，这就是，大约在事隔二十年之后，我们之间在完全不同的境况下又爆发过一次相似的冲突，这次冲突作为一种事实令人感到胆寒。但实际上，其危害要小得多，因为我是个三十六岁的人了，身上还有什么东西好受危害的呢。我指的是我们之间的一场小小的辩论，时间是在我宣布了我的最近一次结婚计划之后激动不安的那几天中的某一天。您大致是这样对我说的：“多半她穿了一件什么迷人的衬衫，布拉格的犹太女人就会来这一套，你当然就一见钟情，立刻决心要和她结婚。而且越快越好，一个星期以内就要结婚，甚至明天，最好今天。我不明白你，你是个成年人了，你是在都市里，可你却什么能耐也没有，只会随便找个女人马上同她结婚。难道除此以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了？你要是害怕，我亲自陪你去好啦。”当时您话说得还要具体，还要明白，但是这一切细节我现在已记不起来了。当时也许我也有点儿茫然，母亲的举止反倒几乎更引起了我的兴趣，她虽然完全同意您的意见，但她毕竟还是从桌上拿起什么东西，借故离开房间走了出去。
您拿话羞辱我，没有比这次更厉害的了，您对我的轻蔑也没有比这次表现得更明显的了。当二十年前您用类似的态度对我说话时，人们用您的眼光甚至还能从中看到您对早熟的都市少年的一丝尊重，您认为已经可以径直将这个少年领进生活的门槛去了。今天，您的这种对我的顾惜可能只会加强您对我的蔑视，因为这个当时就跃跃欲试的少年在开始阶段就停滞不前了。如今，您觉得他没有增长任何经验，而只不过是增长了二十年的可怜相罢了。我决定选择哪一个姑娘，这在您看来毫无意义。您向来就（无意识地）抵制我的决断能力，现在您又（无意识地）以为知道它有什么价值。对于我朝另外方向逃避的尝试您一无所知，因此，您也就不会知道我想要结婚的念头是如何产生的，您不得不设法对此尽力揣测。您按照您对我的总的评价，用最可憎、最粗俗、最可笑的方式进行臆测。并且，您毫不迟疑地用同样的方式将您的臆测告诉我。您以此使我蒙受的耻辱，比之于在您看来我的结婚将会使您的名字所蒙受的耻辱，那简直算不了一回事。
终于，您可以就我的结婚尝试作出某种答复了，并且，您也这样做了：您说您无法尊重我的决定，因为我与F两次订婚，两次解约，因为我确是徒然将您和母亲找到柏林去参加订婚仪式，等待。这一切都是事实，但是，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个别的困难到处都有，而生活就是和这些困难作斗争。而最根本的、可惜游离于个别情况之外的困难则是，我在精神上显然没有能力结婚。这表现在，从我决定结婚的那一刻起，我便再也不能安稳地睡眠，头脑日夜灼热，再也没法生活下去，我变得优柔寡断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忧愁，虽然我的迟钝和书生气会相应的带来无数的烦恼，但是它们却并不是决定性的，它们虽然像蛆虫一样咬啮着尸体，但是我受到的决定性的打击却来自别的方面。那便是恐惧、懦弱、自轻自贱所造成的普遍的压力。
……我也想象过，结婚以后我们之间就会出现一种平等关系，比诸其他形式的平等来，这种平等关系您最能体察了，这确实是一种十分动人的情景。到那时候，我便是一个自由、感恩图报、无罪、正直的儿子，而您则成了一个没有忧愁、不专横暴虐、富有同情心、心满意足的父亲。可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以往的一切既成事实就得一笔勾销，就是说，将我们自己抹掉。
而按我们的情形来说，结婚这桩事是我所不可企及的，因为那恰好正是您所特有的领域。有时我想象一张展开的世界地图，您伸直四肢横卧在上面。我觉得，仿佛只有在您覆盖不着的地方，或者在您达不到的地方，我才有考虑自己生存的余地。根据我想象中的您那庞大的身躯，这样的地方并不多，仅有的那些地方也并不令人感到多少欣慰，而婚姻尤其不在此列。
……有一种意见认为，有的时候，人们之所以会对婚姻产生恐惧，是因为人们担心，一个人昔日对自己的父母所犯下的罪孽有朝一日会受到自己的孩子的报应。我想，对我而言，这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我的内疚实际上都源出于您，并且具有独一无二的特色，对内疚的独一无二的特色的这种感觉属于内疚折磨人的本质之一，不能想象这样的事将来还会重演。无论如何我也得承认，要是我有一个这样沉默寡言、抑郁不欢、枯燥乏味、神色憔悴的儿子，我也会觉得无法忍受的，要是没有别的办法的话，那我大概也会避开他，逃之夭夭，就如同您为了我的婚事想避开我一样。如此看来，我的无能力结婚恐怕也是受这影响的。……手里的麻雀与屋顶上的鸽子这个类比，对我来说并不怎么适用。我手里一无所有，屋顶上什么都有，可是我却不得不选择那一无所有——这是斗争的艰难及生活的困厄所决定了的。在选择职业时，我不得不也作了相似的选择。
而婚姻方面最重要的障碍却莫过于那已经变得根深蒂固的信念了，即我认为，我从您身上所看到的一切品性，都是维护并赡养家庭所必不可少的，我这是指所有品性的总和，包括好的和坏的品性，它们在您身上都有机地融为一体，那就是力量和对别人的轻蔑、健康和某种无节制、能言善辩可也有不足之处、自信而对每个人都不满、世俗的优越感而专横暴虐、老于世故而不信任大多数人，此外，您还有一些不伴随任何缺点的优点，如勤勉、坚韧、沉着、无畏。相比之下，这些优点我几乎丝毫没有，要有也不过是有一点儿皮毛而已，我分明看到连您自己在婚姻问题上都步履维艰，在和孩子的关系上完全失责，在这种情况下，难道我还愿意去冒结婚的风险吗？
……迄今为止我与您的这种生命之所系的关系就将这样而告终，这生命替未来孕育着的，就是这样的前景。
您倘若对我所阐述的我惧怕您的理由有所了解，那您便会回答道：“你说，我简单地用你的过失来解释我与你的关系，这是我图省事。可我却认为，尽管你表面上作了努力，但你起码没有费多大周折，你捞到的好处却多得多。你也是先将过失和责任推脱得一干二净，在这一点上，我们所采用的手法如出一辙。我倒是直言不讳，将过失归咎于你一人，而你却既想‘绝顶聪明’又想‘绝顶温存’，并且也想替我开脱任何罪责。当然，后面这件事你只在表面上做到了（更多的你也并不愿意），你在信里用了种种气质呀、本性呀、对立呀、无可奈何呀等等俗语，可是字里行间分明是在说，实际上我是个进攻者，而你所干的一切则统统不过是自卫而已。现在，你已经用你的不坦率的态度取得了足够的成绩，因为你已经证明了三件事情：第一，你是无罪的，第二，我是有罪的，第三，你落落大方，表示不仅愿意宽宥我，而且你还煞有介事地表示也还愿意证明并且自己也愿意相信我也是无罪的，不过嘛，实际上我当然还是有罪的啰。论理，取得这样的成绩，你可以知足了，可是你还不知足。原来你是执意要我替你承担全部责任的。我承认，我们相互在争斗，但是有两种争斗。一种是骑士式的争斗，两个独立的对手进行着力量的较量，胜败存亡都是各自个人的事。一种是虫豸的争斗，虫豸不但螫刺，而且还吸血以维持自己的生存。这才是地道的职业军人，而你便是这样的职业军人。你没有生活能力；为了使自己生活得舒适、无忧无虑而不必自责，你便证明说，是我夺走了你全部的生活能力并将其攫为己有。你没有生活能力，这你不用发愁，有我在承担责任呢，而你却心安理得舒展着四肢，无论从身体上还是从精神上，让我抚养教育你一辈子。举个例子，最近一次你想结婚，可与此同时你又不愿意结婚，这是你在这封信里自己承认的。但你却要我来促成你不结婚，其办法就是我以这一结合会使我的名字蒙受‘耻辱’为由来出面禁止你的这门亲事，这样，你自己就可以不必费什么心了。我才不会去干这样的事呢。无论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在其他问题上，我从来都无意于成为‘你的幸福的障碍’，这是一。其次，我是从来也不愿意从我的孩子的口中听到一声这样的指责的。然而，我让你婚姻自主，我的这种自我克制对我又有什么用呢？毫无用处。就算我嫌恶你的婚姻，这也阻止不了你结婚的，相反，这倒反而会更加刺激你与那个姑娘结婚，因为一结婚，你所说的那种‘逃避尝试’便圆满成功了。我允许你结婚，这也避免不了你对我的责备，因此你向我证明说，不管怎样，你不结婚，这是我的过错。不过，从根本上来说，你在这个问题以及在所有其他问题上无非是向我证明了，我所有的指责都是合乎情理的，如此而已，别无其他。……”
在信的最后，卡夫卡说“生活不该只是一种煞费思索、锻炼耐心的游戏”，并以不无沉重的笔调表达渴望父子彼此“取得某些非常接近于真理的东西，以致我们俩会稍稍受到安慰，我们会活得轻松些，也会死得从容些。”
与这封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卡夫卡曾在谈及陀斯妥耶夫斯基时不无动情地说，自己与他有着紧密相联的精神亲缘。这种与遥远异国且辞世已久因而素昧平生的人的关联是怎么回事呢？同为天赋独具的作家，他能通过遗留下来的作品及关于他的生平传记走进他的心，真切感受那颗心曾感受过的人间疾苦，以及他心中被种种缘由激发起的动荡不宁，从中他得以辨识自我的那些本真成份，对自己那频频为无名之苦所袭扰的心也有了更多了解，他觉得自己与陀斯妥耶夫斯基息息相通，心心相印。除了对他的深邃思想和卓越才华大为叹服，卡夫卡还由衷地认同了他的独特性情。在思想、文学及艺术的演化历程中，时间与空间相隔遥远的天才们发生类似的精神关联的现象是不罕见的。这使得人类文明薪尽火传，绵延不绝。
有的人活着不耐烦，去死又不甘心，利欲的牵扯令其左右为难，性情的躁郁令其混乱不堪，愧而为人。包括亲属关系在内的大多数人间关联之于他们都会带来难以消解的痛苦。他们意欲斩绝与人的一切既有牵连，去出家，去过僧侣生活，求超渡继而得解脱。佛教的基础教义是四大无常，众生皆苦，其它的宗教也有类似的讲法。这倒能让处于悲观厌世心境中的他们由衷认同。正规的僧团是持守一系列严格戒律的共同体，生活简单、清苦，由刻板的准则规定着，但也设置着高远的目标让人追求：清除罪孽，净化心灵，持戒忍辱、苦学精进、悟道、成佛、出离轮回往生净土。在明眼人看来，这些目标其实是虚假的，是挂羊头卖狗肉；因为僧人之间还是讲求出息的，他们出人头地的标准就是成为众所仰望的高僧大德，其后荣华富贵不求自来。
当然，也不排除极少数的人始终心怀慈悲，念念不忘普渡众生，高峰原妙（1238—1295）可算其中之一。原妙俗姓徐，十五岁拜官密印寺法住为师，十七岁受具足戒。曾习天台教义两年，二十岁弃教入禅，至杭州净慈寺，就学于断桥妙伦，妙伦让他看“生从何来，死从何去”的话头。原妙勤奋参究，竟然“胁不至席，口体俱忘，或如厕惟中单而出，或发函忘扃鐍而去”，但时近一年，仍然“只如个迷路人相似”，后辗转求教于径山。经半月，忽于梦中想到妙伦说法时曾提到的“万法归一，一归何处”的话头，“自此疑情顿发，打成一片，直得东西不辨，寝食俱忘”。发“疑情”是看话禅证悟的前提；“打成一片”，是指达到主客泯灭，物我双忘时的心理感受，是彻悟的体验。
此后，原妙游学于江浙一带，到1265年，从法钦住天宁寺，“随侍服劳”；次年辞去，独自到临安龙须山，苦行隐修，一住九年，“缚柴为翕，风穿日炙，冬夏一衲，不扇不炉，日捣松和糜，延息而已。”冬季大雪封山，旬月之间，不见烟火，人们以为他饥寒而死；“及霁而入，师正宴坐那伽（坐禅入定）”。九年后转入武康的双髻峰，身边聚集了不少僧徒。两年后战乱爆发，学徒星散，他独修如故。1279年，转到杭州天目山西师子岩，此地壁立千仞，崖石林立。原妙禅师于此营造一洞室，进退丈余许，号为“死关”。他将侍者打发走，退去衣物的供给，不洗澡，不剃发，以破瓮为铛，日中一食。这个地方每遇风雨便泥泞不堪，但禅师还是安居如故。要进入他隐修的洞室，必须借助梯子，所以一般人是找不到他的，即便是他的弟子也难得见他一面；足不出户十几年，直至逝世。
原妙居师子岩时，声誉日隆。他以话头禅授徒，也设“三关语”启悟学者。据《高峰原妙禅师行状》记载，他的“三关语”是：“大彻底人，本脱生死，因甚命根不断？佛祖公案，只是一个道理，因甚有时与不明？大修行人，当遵佛行，因甚不守毗尼？”另据《高峰原妙禅师禅要》记载，其“室中三关”是：“杲日当空，无所不照，因甚被片云遮却？人人有个影子，寸步不离，因甚踏不著？尽大地是个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烧却？”这两种“三关语”大约并行于世，中心是引导人们参透生死和解脱生死。
关于原妙始终深居隐修、与世隔离的禅生活，人们有不同的评论，其中宋本说：“方是时，尊教抑禅，钦由江右召至钱塘授密戒，原妙方遗世孑立，身巢岩扃。”意即政治形势是决定性的。当然，更多的人认为他是操守高洁，不与世同流。其弟子明本则说：“先师枯槁身心于岩穴之下，毕世不改其操。人或高之，必蹙頞以告之曰：‘此吾定分，使拘此行。欲矫世逆俗，则罪何可逃’”。
大彻大悟且广受敬仰之后，原妙主动地以决绝的态度斩断世间的一切关联。作为禅宗高僧，他对转世轮回既不心怀畏惧，也没有虚妄的期待，但他不是仅仅在漫长的等待中守望跟任何凡夫俗子一样避免不了的死亡。对于不辞劳苦诚心而来的问道求法者，他始终如一地给予有情有义的点拨和教诲。在孤高超然的隐居岁月里，他声誉日隆，却不为所动，一如既往地听之任之，利欲观念之于他确实是荡然无存了。在世时僧俗两界对他的无上仰慕，去世后变成了绵绵不绝至今依旧的无尽忆念。他终究成了人间的纯粹的精神关联的一个结点，这个结点既是接续点也是生发点，让过去、现世和未来依稀可辨地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