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陈寅恪曾有一首《忆故居》:“且认他乡作故乡”。对于一个漂泊他乡的人来说，的确如斯。但是作为一个“漂二代”，我却道有他乡作故乡也是令人艳羡的了。
对于故乡昌黎，我少小离家，与她相亲相近不过非典前后几月。那时我年龄尚幼，虽则故乡在我的脑海深处镂刻了难以抹去的印记，但是岁月流转，不知是否是记忆为这段经历添油加醋，虚虚实实，是梦是真难以捉摸。
在北京十几载，学校、培训机构、家，三点一线而已。在高楼的囹圄中，谈不上有街巷发小摔打出些轶事；在无人作伴的回家之路上，没有可供会心一笑的青涩情愫。邻省跑遍，北京的地标建筑却没有光顾一个，大约是初中时的常态。北京，这个地名，曾经多次出现在我的考题中，校名中，笔记本中，但她是遥远的，我羞赧于对着户口本去承认“我是一个北京人”。
故乡早已不是故乡，他乡也未变成故乡。我就像一个大雪中走丢的孩子。我是谁，我家在哪，我不知道。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是在思乡啊；“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是在思乡啊，“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是在思乡啊。可是思乡思的是什么呢？旅行时，每每望着或圆或缺的明月，每每望着结群的归雁，我的心头也会泛起朦胧的惆怅。可惆怅是什么呢？现在想起来多半是自诩文青风花雪月的矫情罢了，我是没有故乡的呀，怎么可能思乡呢？
汽车飞速地在公路上奔驰，香河、玉田、抚宁……小的时候，看着车窗里重着影子的自己的脸发呆，总能脑补出奶奶家贴着红色窗花的玻璃，还拢着薄薄雾气，烧热的炕上，盘坐着一圈女人，围着炕桌嗑瓜子。袒腹的男人们坐在饭桌前，白酒对嘴喝得酣畅。时而远方还传来二踢脚的响声，吓得院子里的狗就汪汪狂吠一阵，屋子里的猫就跳到炕上钻到人怀里。小的时候，还有许多期许，不管冬夏，都要去“碰碰凉”冰糕店点三个冰激凌球——那时还不知道哈根达斯会更好吃，要去带着狗去山里撒欢。然而面对着同样的站牌，公里数慢慢衰减，我却不知道该看到什么，该期许什么。
“这个姑娘真白净，不愧是北京的孩子呀。”那些生着老茧的手拍着我的肩膀，他们如是说。乡音像唱歌一样，一个字最多可以拐出四个调值，上声总比其他声调拖慢半拍，仿佛叹咏调。他们说三个字的地名时，中间字总是轻声化，于是“歌声”便有了一个切分音。相较而言，我的普通话枯涩无味，像冬雪中的钢铁冰冷而散发出锈蚀的味道。我始觉编小学语文课本的老师邪恶异常，把第一篇课文编成《大家都说普通话》，把我们一个个教成叛徒，背叛故里，又吹冷所有乡情的余温。
漫无目的地走在夜色中的昌师（昌黎师范）校外，我记不起那时我是怎的和姥姥数星星了；摸索着沿竭阳水库岸堤前行，我还能遥望到馒头山黛色的山峦，设想它们遮住了怎样一弯新月，却想不起来舅舅原来教我的“亭午夜分”。原来的返程，我可以靠老店轻松识得，如今却不能够了。一厢情愿地把它归结于城市化进程更新了街道，却也知是“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
爸爸妈妈还很热情，他们在这里生活了18年，他们还能临时改回乡音，还能辨清来时的路，还热切地给我指着年轻时谈恋爱的亭子，眼睛里充满年轻。走出多少年了，昌黎还是他们的故乡。他们有两个故乡，不似我，一无所有，他们是幸运的。
可以设想，也许在我的未来，我嫁给另一个漂二代，我们的孩子的“籍贯”，填着他父亲的户口所在地，他对于这个地方已然不熟稔了，孩子则根本没去过。孩子或许还会羡慕我至少还忆得起籍贯地的影子。也许做高考题的时候，老师还是会告诉他“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是在思乡啊，你怎么这么笨，这都看不出来？他抬起茫然的眼，问道:“什么是故乡啊？”
什么是故乡啊？我久久出神。“一夜征人尽望乡”，如果有朝一日我远征他国，我望的会是哪呢？
欲归故里归何处？无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