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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写了《熊逸三问》，并站在普通人的立场上回答了他。
重复一下三问，他问的是庄子。
庄子认为，无是无非、无善无恶，这是一种自然状态，恢复到自然的状态，顺应着自然的规律，便可以得到逍遥。
于是熊逸问道：第一，这真的是自然状态吗？我自作聪明地回答，不是自然状态。自然状态下的人性很复杂，没有道德和法律约束会很可怕。第二问：这真能做得到吗？我说做不到。但说得到。觉得自己很幽默。第三问：如果现实生活中当真有人做到了，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我答：就像寺庙里的塑像，病床上的植物人，以及重度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我还想说，没有是非善恶，“自然”成那样了，不是傻子就是白痴。
阅读首先得好玩。我觉得这样子读书最好玩。
正准备接受熊老师的表扬，魏治祥同学回答得不错，反转来了——或者说语境忽然变了。下一页，熊逸似乎给出了标准答案。
第一个问题关乎性善与性恶，关乎道德是否可教，关乎恶是否真实存在。这些都是哲学史上的经典问题了。所谓无是无非、无善无恶，这在普通人看来绝难接受，但在哲学上是绝对讲得通的。
熊逸一上来就引经据典，引斯宾诺莎：
“这原不足怪，因为自然不为人的理智的规律所拘束。人类的理智的规律其目的只在求人的真正的利益与保存；自然的界限更要无限宽广，与自然的永恒的秩序相连。在此秩序中人不过是一个微粒而已。正是由于这个必然性，所有的个体都用某种特别的方式以生活与活动。所以，在自然界中，若是有什么我们觉得是可笑、荒谬或不好的东西，那是因为我们只知道一部分，几乎完全不知道自然整体的秩序与依存，而且也是因为我们要事事物物都按我们人类理智的命令安排。实际上，理智所认为恶者，若按自然整体的秩序和规律而言，并不是恶，其为恶是仅就我们的理智的规律而言。”（《神学政治论》，第213—214页）
巴鲁赫・德・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1632—1677），荷兰犹太裔哲学家，近代理性主义与启蒙思想的核心人物，以“神即自然”的一元论哲学闻名。他是用“神即自然”的一元论，将宇宙、上帝、人统一于必然法则，用理性伦理学指引人从情感奴役走向自由与幸福。
上世纪80年代买过他的书，读不懂，后来送人了。
熊逸认为，斯宾诺莎这番话可视为庄子是非善恶观念的西式表达，如果能以这样的哲学的眼光去看，秦桧也好，高衙内也罢，未必就是坏人。
哎呀，有道理呀。自然二字，用老庄的术语表达，就是“道”。“道”生万物，包括人，人在“道”的秩序中不过是微粒而已。什么是非善恶，仅仅是人类的认知。此外，斯宾诺莎说“神即自然”，“神”即“道”，亦即“上帝”。
忽然冒出一个想法，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所谓上帝视角，正是用“道”的眼光审视芸芸众生，他老人家眼里只有人，没有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坏人，也没有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好人。他的写作状态，属于庄子所称道“自然状态”。唯有自然，才能打破禁锢，天马行空、恣肆汪洋。
正想得入神，熊逸也在那儿天马行空，探讨起心理学来。不算跑题，介绍心理学家劳伦斯·柯尔伯格1963年的一篇论文，说道德准则的生成过程。仍然很有趣。
人的道德标准的形成要经历六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小孩子是以行为的后果作为是非的标准，判断一件事是对是错，取决于做了这件事之后是会被奖励还是被责打（呵呵，不挨打就是对的）；第二阶段，自我中心开始形成，判断是非的依据就是单纯的个人好恶。这两个阶段被称为“前道德水平”，意味着道德标准还没有真正发展起来。
到了第三阶段，小孩子开始重视别人的态度和利益了，知道了能让别人高兴的事也是好事，尽管这件事情不一定对自己有利；第四阶段则有了责任和义务的意识，乐于维护现有的社会秩序和法律规范，认为凡是遵纪守法的行为都是好的。这两个阶段被称为“遵从习俗角色的道德水平”。
第五阶段，承认社会上既有合法而不合情理的事，也有合情合理而不合法的事，至少某些法律比另外一些法律更好，遇到冲突的时候不妨遵循某种特定的程序寻求对法律的一些改善。
第六阶段，良知完全凌驾于任何社会习俗与法律法规之上，柯尔伯格认为只有一些伟人，比如圣雄甘地、马丁·路德·金，道德感才发展到了这一阶段。这两个阶段被称为“自我接受准则的道德水平”，是人类道德标准发展的顶点。
思想又开小差了，想：出家后的李叔同、选择了律宗苦修的弘一大师呢，难道不是“自我接受准则”？
柯尔伯格强调，六个阶段不可能实现跨越，也就是说，一个正处在第一阶段的小孩子，无论你怎么教育他，打也好、骂也好；讲道理也好、给糖吃也好，他也不可能不经由第二阶段而直接跨入第三阶段。
这个论断具有普世意义。
绕了半天，熊逸“正式”回答庄子：
是非观念的具体内容的确是“社会”的，但其形式却是“自然”的，也就是说，一个生活在三千年前的埃及人和一个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尽管是非观念很可能大相径庭，但这些观念的形成过程却不会有什么两样。并且，只要不否认人类是一种群居生物，那么是非观念就必然会按部就班地形成，而无论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结论：
当庄子主张恢复到自然状态并伸张人性的时候，这个自然状态其实是反自然的，这个人性其实是反人性的，这就是他的观点注定行不通的原因。而那些所谓庄子逍遥思想的践履者，肯定都是先把庄子打过折的，纯粹庄子式的逍遥没有任何人能够做到，包括庄子自己。这也就回应了上面的第二个问题。
再来看第三个问题：如果现实生活中当真有人做到了庄子式的逍遥，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熊逸说，最佳答案或许就是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轻”就是一种逍遥，托马斯不受女人所累的“性友谊”，萨宾娜连祖国和家庭都没有的无拘无束，可正如书名所示，轻，终于成为生命中不能承受的东西。
我也思考过昆德拉的“轻”，当一个人“逍遥”到在亲人眼里、在朋友心中可有可无时，“轻”，便是被所有人忽视，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被忽视是最无法承受的“轻”。
如此说来，之前回答熊逸三问，基本上及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