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她们的解放，还是为了男性的幻想？
从《我的大叔》到《我的解放日志》，再到《无法克服自卑的我们》，我始终为朴海英的文本折服。但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剧本里，全部充满了父权制结构下围绕男性的叙事？《我的大叔》只是把异性恋叙事中常见的男性救赎，换成了单向的崇拜，还不止一份；而《我的解放日志》里，具氏的出现，让整部作品最终还是落回了传统异性恋的框架。直到看到韩国社会评论家对《无法克服自卑的我们》的解读，我才恍然：编剧作品中的解法，始终是男性。
看完整部剧后，没有改变我的看法，但唯一的意外是，它没有按照老套的剧情开展，它没有讲述成功后的东满的任何故事，只讲被推上擂台的东满——讲他在擂台上被打得满地找牙的现实，讲周围人的反应。我认为，这是一个反优绩主义的剧本：它没有渲染成功的华丽与重要，东满在困境中依然保持自己的生活节奏，才是这部剧的核心。八人会中七个人都已出道，只剩东满，但他没有因此变得胆怯、懦弱，反而用毒舌般的语言，努力维系着和八人会的联系。所以，如果要从反优绩主义的角度来讲，它做得很出色——它没有让弱小的、被边缘化的人变成“可怜的人”，而是写成“被人觉得可怜的人”。所以，它才让我们如此共情，如此认同，开始怜悯起自己。
只是，这部剧的整体，还是一如既往地延展了对男性的包容与支持，以及对女性的固化。
剧中，恩雅的妈妈，在恩雅眼中无法原谅；但恩雅对过往苦难的解法，是找一个男性——一个哥哥一样的男性。而当只有女性的人家受到马在英欺负时，解法依然是东满，以“恩雅家中的男性”的身份站出来，告诉马在英：这个家不是只有女人。编剧把这种恶烂的社会现象拍了出来，但也只是拍了出来。她或许想告诉大家这样的现象本就不对，却没有给出解法。但如果观众看不出这个意图，或者编剧本身就没有意图，那么这部剧留给公众的教育就只剩一句：需要一个男性。正如韩国评论家所说：“在朴海英作家的作品中，孤立女性摆脱困境的方法，最终被呈现为得到无害大叔或哥哥的理解与崇拜。这究竟是为了那个女人，还是为了男性的幻想？”
“这究竟是为了那个女人，还是为了男性的幻想”。无论是在《我的大叔》《我的解放日志》还是《无法克服自卑的我们》中，问题的解法一直都是男性。都是一个男性的出现，让可怜的女性得到解放，父权制由此不断强化男性的伟光正，取得更深的巩固。
我不能像别人一样，简单地说是具氏拯救了廉美贞——因为她真正的解放，是在具氏走后。但我又不能说具氏对她没有影响。我甚至分不清，具氏的出现是编剧为了让男性角色登场而设置，还是为了别的什么。就像姐姐最后和那个男人在一起一样，我始终认为，这还是一个传统异性恋的逻辑，只是和以往强弱结合的搭配有些不同：那个男人不是所谓的传统强者，而是一位同样充满痛苦、容易引发怜悯的单亲爸爸。而姐姐和他在一起，是互相救赎还是更多地解决男性的痛苦呢？还是说这是都市男女的唯一的解法？《我的解放日志》的结尾，廉美贞最终还是与具氏重逢，他们是互相解放吗？我认为是廉美贞解放了具氏，但为何在作品中，我无时无刻不在体会廉美贞的痛苦，体会她需要崇拜而变得具有存在的意义。而我，我无法理解这样的解法。
在《无法克服自卑的我们》中，编剧对女性的塑造更像支撑角色：为了老公的梦想，慧珍学姐倾其一切，甚至为了帮助他写出剧本，自愿离婚；卞恩雅则辅佐了一个又一个男性——尽管不同的男性对她的态度截然不同，可为什么她总是在辅助男性？还有张美兰，对母亲怀着执拗的愤怒，却就那样爱上了写诗的哥哥。这部剧里的男性形象都充满脆弱与不安，有太多引人怜悯的理由——也正是这样的叙事，建立了情意绵绵的男性友谊与兄弟情谊。而女性呢？卞恩雅对母亲的恨，且只恨母亲；她对公司前辈厌恶——这些形象之间没有情意绵绵，只有女性之间的战争。
八人会，其实是一个乌托邦，里面有有意思的人，有有情緒的人，有表達情緒的人。看着他们在海边的场景，我甚至会心生羡慕，因为这个乌托邦，是现在少有的可以表达情绪，接住情绪甚至发泄情绪的地方。但八人会，是女性建立起来的给男性的乌托邦。在八人会里，我看到的是男性之间情意绵绵、无坚不摧的友谊，却看不到女性的惺惺相惜。他们围绕在慧珍身边，是慧珍撑起了这个乌托邦。但剧中，对于慧珍永远是强势的支撑，而她的脆弱，只换做一句“离婚吧。”
评论家吴秀英说：“《无法克服自卑的我们》不是《我的解放日志》的下一部作品，而是被困在《我的大叔》和《我的解放日志》之间某处的剧集。”但在我看来，这几部作品是一样的。它们从未走出男性作为救赎者的叙事框架：女性的困境被拍了出来，可通向出口的路，依然要由一个男性来铺就。在这套叙事里，女性自始至终是被拯救的客体——她们可以“获得解放”，却从未亲手解放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