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记事起，婶婶就在廖屋拖着右边的病退一跛一拐的忙家务事。婶婶像七十年代大多数农村妇女那样，穿着蓝灰色的宽襟上衣、阔腿裤，长年累月超持家务、种田；遇到农忙播种前翻晒泥土的日子，她得像耕牛一样在前面拼死力拉犁，叔叔则在后面使劲的推犁。现在想想常人都难以承受的劳动，婶婶是怎样拖着病腿在劳作?没办法，六七十年代生产力非常落后，一个二十多户人的村子只有两头耕牛，轮不过来，要想赶在最好的日子播种下去，就得用人力来搭救。

     叔叔脾气不太好，对婶婶和孩子严厉。童年的时光我几乎没有看到过叔叔的笑容。更别说爱抚他的孩子。倒是我的父母长年两地分居（父亲在广州白云山东平农场工作）每次父亲回家团聚，我们家都像过年一样高兴。那时我应该是三到七岁的年龄，每次父亲回家，由于很少见面，刚开始那两天，我只敢藏在门角背从门缝里看父亲，等父亲多住两天才慢慢亲近。可是每次父亲走远了，心里是满满的自豪与牵挂；哥哥长我三岁，懂事一些，和爸爸很亲。最记得父亲最爱买（也许微薄的收入只能买吧）鱼露（一种酱油一样的调味料）回来分给兄弟四家人。看到父亲回家，爷爷很高兴，本来慈爱的脸上几天都合不拢嘴。那时候，朦朦胧胧感觉到父亲应该是整个家族的主要经济来源，一大家子需要用钱的地方都是父亲来解决。有一年春节父亲回来给我买了一件嫩绿色的灯芯绒上衣，一村的女孩子都羡慕得不得了。

        婶婶在农村生活了大半辈子，把三个子女拉扯大。当年我们离开家乡来广州生活，婶婶还不到三十岁，她额头上的皱纹甚至唇纹都深深印在我的记忆中。每次回家乡，我都能感觉到婶婶在逐年衰退：逐年褪色稀疏的头发，越来越深的皱纹都在诉说着生活的不易。生活在寂寞中翻过了四十年，我们在广州过上了小康生活。婶婶的三个孩子相继成家立业，大女儿女婿在镇上开汽车修理店，兼职在家里种水稻花生，粮食和食油自供自足，老二两夫妇在中山打工，老二媳妇还是单位的管理人员，这几年年薪十万元左右；小儿子也在广州奔上小康生活，媳妇是公办教师，他自己开出租车，儿子今年高考，有私家车，两套房。按理说，这会儿婶婶该享享清福了。

婶婶操劳了大半辈子，还是每年两轮种水稻、花生，常年供应儿子们的米缸油缸，过年过节寒暑假的走地鸡。叔叔还养了母牛，两三年就卖一只小牛，家里还养两头猪，每年过年前都多一笔收入，这些收入多半都补贴了儿子们和在家婶婶照顾的大儿子的两个孩子。

我的家乡情结比哥哥弟弟深很多。自从二十年前我学会开车，每年几乎都回家乡廖屋探亲小住三两次。这期间，我也见证了婶婶家经济的改变。捌年前，由我父亲牵头、弟弟负责的堂兄弟九人出资的廖屋面子工程竣工之后，婶婶一家都住上三层的小洋房，叔叔负责看守隔壁的老屋。按说，婶婶一家也算幸福。但我每次回去，或者偶尔的电话问候，总感觉婶婶还是很操劳。而且知道了她这几年左腿腰部以下到膝盖痛，一年比一年严重。

月初的五一假期，婶婶搭回家探亲的儿媳妇给我送来蜂蜜。出于礼貌，我打电话回去多谢婶婶，并问候她近期的状况。电话那头，婶婶诉说自从去年年底以来腰椎以下到膝盖越来越痛，走路越来越苦难。刚好侄女侄女婿回去办事，我就建议婶婶一起出来广州看医生。

那天刚好与翠微喝茶，她提醒我婶婶看医生的责任交给他的儿子，我才意识到事情不是你想帮人家他就领情。看过中山医骨科唐医生，他根据婶婶的讲述与2016年底在河源拍的MR，诊断为：渐行性腰椎孔狭窄。婶婶说现在走路十分钟左右都很辛苦，要找地方坐下休息。唐医生告诉她这个病以后会越来越行走不了，建议住院检出，有必要做微创手术。入院后，做了各项检查，医生准备手术。那晚堂弟弟急急忙忙打电话来，今天早上陪唐弟弟见主治医生，分析的很详细，微创手术治疗是最好的，2万多元，三天就可以出院。后来回到病房告诉婶婶情况，她就说不做手术、担心。他的儿子竟然一句劝说的话都没有说。老是说：由得你。

扯远了，我是想说有爱的家庭（原生态家庭）成长起来的孩子，长大后幸福感更多。我父母都是领工资的人，抚养我们姐弟三个孩子，按理说我们应该生活的不错。可以在童年乃至少年的记忆里，我们家经济一直比较拮据。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家从1976年搬迁来广州农场，除父亲之外我们都还没有上这里的居民户口（那时只要有居名户口，才可以按月分配到粮票、肉票、布票、煤票，总之什么都得凭票），没有居民户口，样样受贵，样样缺乏；更重要的是父母都要照顾家乡的亲人；父亲每月往老家寄钱给爷爷抚养我哥，还要适当帮补一大家子；妈妈每次发工资都往外家寄钱帮补外公，还要每个季度掏钱抓药给患癫痫的侄女。两个家族用钱的重担都压在父母身上，他们每次发工资来都关起门来划算、甚至吵架。童年的日子清苦，但也充实快乐。父亲会在闲时讲寓言故事，讲家乡的事，讲收音机里听来的事，周日偶尔在家里磨豆腐、磨米浆做米糕，还会用自行车搭我和弟弟去白云机场看飞机。

经历过清平日子的人，更懂得感恩与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