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那次手腕受伤，给我到家里输液多次的村医，名字叫李登辉，我记得他有条腿是残疾，走路是瘸的，一个帆布的背包里，除了一本厚厚的赤脚医生手册，还有一副橡皮软管带着针头的输液器装在一个小铁盒里，给我输液之前，他在小铁盒里弄些水，在煤油灯的小火苗上烤一会，就算是消毒了，那个针无数次的扎在我瘦小胳膊的血管里，直到后来血管似乎都硬了，液体都不流动了，李登辉说要不你们带着孩子去河畔医院看看吧。
反正我病了好久，三年级的时候，李得义老师在一次体育课上让一帮比我大好多的同学用绱鞋底的麻绳，把我的手和脚扎在一起，让我单脚跳，他们一帮人，围着看我的笑话，老师也笑得那么天真无邪的。这样不知过了多久，我记得麻绳在我的挣扎下终于断了。当天晚上，我的手就黑了。
但是，我却给爸妈说不清，到底我的手是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的。他俩问我，是不是把手摔了或者碰了，我不置可否，那时候我说话都说不清。
我病了整整一个学期，手和手腕后来整个手臂，都肿得不能动，包裹着草药用我妈的头巾绑在脖子上吊在胸前，我没法去上学，成天待在家里。
有一天，李得义老师和苟自强老师来家里看我，他们终于来了，李老师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了一把洋糖，要塞进我的手里，可我手不能动，他又想塞进我的衣服口袋，我是拒绝的，我崩溃大哭，他们就哄我不要哭。我虽然没有给父母说是他让一帮学生扎伤的我，可我的心里明明白白，我怎么可能忘记呢。
医生都不知道病因，也不知道是啥病，就这么胡乱的治着，我终究是没有死，手也没有残疾，也没有被截肢，就是手腕一直肿着，右手也一直肿着，后来，一个学期过后，我强忍着疼，可以握住铅笔写字了，就又去上学了，三年级，我只上了一个学期，就升到了四年级。
那时候，小学升年级都是考上去的，不及格的人就留级了，我是学习最好的学生。可是，那次伤的后遗症就自此落下了。
暂且不说这些伤。
我记得治病在家的那个学期，天瓦蓝瓦蓝的，父亲在自行车的大梁上绑了一个小铁座，经常带着我去找李登辉换药。那个夏天，小姨和三姨还带来了好大的一洗脸盆的杏子，我的这两个姨那时候还没有嫁人，十几岁的样子，也没有上学，务农活和在山坡上放羊是她俩的日常。有次，她们放羊的时候还在山里捡到了几个锡铁做的小飞机，记得有手掌那么大，还有花花绿绿的宣传单，上面写着李登辉当选总统之类的话，他俩都把这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带来送给了我。
大人说，这可能是台湾的飞机扔下来的。
我也觉得非常搞笑，李登辉，怎么可能当总统呢，前几天才给我换药呢，他一个残疾人，骑自行车一天也走不了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