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元汴(1525-1590)，明代著名书画收藏家、鉴赏家，字子京，号墨林，嘉兴人。提起项元汴的艺术收藏，真可谓令人瞠目结舌。
据记载，他收藏过的书画在千件以上，其中宋、元两代的就有500余件，五代以前的50多件。而王羲之的书迹竟有8件，如“平安帖”、“何如帖”、“奉橘帖”、“瞻近帖”等。现在学术界公认的王羲之作品，全世界也不过20余幅。
即使在当时，“瞻近帖”就价值银2000两，要知道，明万历年间每亩田不过价值银1两5钱，仅一件“瞻近帖”就值千余亩良田。此外，像唐怀素的“自叙帖”，宋苏轼的“阳羡帖”和米芾“苕溪诗卷”等，都是收藏家梦寐以求的珍品。
至于绘画作品，顾恺之的“女史箴图”，王维的“山阴图”，韩干的“照夜白图”，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仇英的“汉宫春晓图”，唐寅的“秋风纨扇图”等都是中国画史上的绝对精品。所以说，项元汴的收藏之丰，就连一个国家博物馆也自叹不如。
项氏家产丰饶，是被王世贞称为“天下富家居首等”的十七家之一。他生逢太平时代，又善经商、理财，还经营钱庄等生意，所以能够以商养藏。最关键的是，项元汴广交天下文士，除自身具有赏鉴真伪的慧眼，还聘请了“外眼”。
为确保藏品质量，项元汴请了以鉴别宋代书画闻名的“文氏二承”，即文征明的两个儿子文彭（字寿承）、文嘉（字休承）长住家中，专门为他鉴别。著名藏书家钱曾在《读书敏求记》中说：“项墨林每遇宋刻，即邀文氏二承鉴别之，故藏书皆精美绝伦。”
有了这三人的六只法眼，项元汴“所藏古器物图书甲于江南”、“海内珍异十九多归之”，就很自然了。然而，项元汴最让人佩服的，不只是眼光之精，而在于目光之远。当漆工出身的仇英崭露头角时，项元汴就看出了他的潜力，邀请他住在自己家。
项元汴为仇英及其女儿仇珠提供优越的生活和创作环境，让他进入自家藏书阁—“天籁阁”，观摹历代精品。仇英在“天籁阁”的十余年学习中成为一代大家。仇英出名后，项元汴又高价收购其画作。一时间，仇英成了当时市场价最高的画家。
在项元汴的藏品中，仇英的“汉宫春晓长卷”价值两百金，而文征明的“袁安卧雪”仅16两，唐寅的“画篙山十景册”仅24两。但后来，仇英在“明四家”中排在沈周、文征明、唐寅之后，且是四人中唯一没有在《明史》有传的。于是人们怀疑，仇英画作是项元汴炒作起来的，两人之间“双向共荣，各得其所”。
江南书画领袖董其昌也在项元汴家里住过一段时间，还做了项家的家庭教师。此外，陈淳、陈继儒、李日华、周履清等当时最著名的书画名家、学者和鉴赏家，都与项元汴过从甚密。书画家通过项元汴的收购来提高身价，项元汴则在此过程中丰富藏品，可谓共赢。
项元汴有个收藏癖好：在每件书画后面标上买来的价钱，并且不厌其烦地遍盖印章。画作的引首、前后隔水、骑缝都钤满了各式各样的图章，“子京珍秘”、“项墨林父秘笈印”、“子京所藏”、“项元汴氏审定真迹”……这种做法与历来书画鉴赏家大异其趣，他也因此受后人诟病，有人将之比为在美人脸上刺字，称为“书画一厄”。
累累印章将项元汴对藏品的珍视之情溢于言表。他在书画上写明价格，或许是想告诫子孙此物之珍贵，更希望这些珍藏之物能够被子孙长守。然而，随着清兵的南下，其藏品却在战祸中被劫掠一空，散失殆尽。
明末清初藏书家、学者姜绍书对项元汴家族藏品的惨重损失扼腕叹息，并写道：“乙酉岁，大兵至嘉禾，项氏累世之藏，尽为千夫长汪六水所掠，荡然无遗。讵非枉作千年计乎？物之尤者，应如烟云过眼观可也。”
大学者钱泳也说：收藏书画是雅事，原似云烟过眼，可以过而不留，若一贪恋，便生觊觎之心，变雅而为俗矣。试观古来收藏家，从无有传之数百年子孙尚能守者。“若一贪恋，便生觊觎之心，变雅为俗”。世间万物莫不如此。
收藏大佬项元汴的故事告诉我们，对于喜欢的东西，无论多沉迷，都要保持清醒的认识——任何占有都是暂时的，千万不要期望“永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