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留住那段红色的记忆

——记南宫市委原党史办副主任退休干部刘秉禄

张范津

史吏位卑肩岱宗，文史功夫志精通。

昼凭窗明读坟典，夜仗烛光书大风。

淡泊宁静崇司马，秉笔直书效董公。

一句不留人责备，皓首扶杖忆从容。

——刘秉禄《言志》

作为官员，南宫市委党史办副主任刘秉禄早已于2002年6月按政策规定离岗休养,之后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而作为学者，刘秉禄却一天也没停止他所衷爱的冀南党史的研究，至今已有23个年头了。

今年3月做完肾上腺瘤手术回家后的当天，他就一头扎进书房，整理起了令自己日夜牵挂的《南宫红樱》、《南宫英杰》、《南宫血泪》三部书的书稿。抚摸着床头边、书柜里、案头上一沓沓的资料，如见到了久违的亲人，眉宇间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

一个率性的选择，官场上失去了一个小吏，党史界多了一位痴心冀南党史的专家

研究党史，确非刘秉禄的本行，更不是他的特长，走上党史研究之路纯属偶然。

刘秉禄出身行武，曾任海军某部猎潜艇大队政治处主任，在百万大裁军的热潮中，他于1986年初结束了长达20年的军旅生涯，转业回到了原籍南宫。起初组织上将他安排到了邮政局任调研员，尽管没有行政职务，但由于淡泊的心性，加之以服从为天职的军人作风的约束，他欣然前往报到了。不知是命运故意开他的玩笑，还是上天真想对他另有造就，邮政局以线上管理为由，婉拒了地方组织对这位干部的派遣。他只好回家待命，等待组织为他协调留任或改派。

时任南宫市委常委、市委办公室主任的赵海成听说一位军官在家“待业”，且此人有一定的文字水平，就提议让他先到党史办暂时帮助工作，以待组织的协调。征求他的意见，刘秉禄二话没说，便于第二天——1986年4月1日——在南宫市委党史办非正式上班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正值党史工作的黄金期，此时我党已完成了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各项工作逐步走向正轨。而随着干部退休制度的建立，一大批老干部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使他们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思考历史、回忆过去，为党史资料的征集、整理、编写、抢救提供了有利条件。南宫作为冀南革命斗争中心区，冀南抗日根据地的首府，党史资料挖掘整理工作的任务更加繁重。刘秉禄一上班就承担了《南宫风云录》第二辑书稿的编辑整理任务。四个多月的日夜兼程，书稿终于当年8月付梓，之后又转入《中共南宫党史》的编纂。

1987年春节前夕，市委领导找他谈话，征求对他工作安排的意见。一是留在党史办任副主任，二是去邮政局任副局长，由他选择。他稍加思索，便说我在党史办吧，这里正缺人手。再说几个月的工作人熟了，事也熟了，干党史我还适合。见他做出这样一个出乎预料的选择，领导再次叮嘱，你是否再好好想一想。因为领导心里清楚，不论经济待遇还是社会地位，党史办和邮政局毕竟是有差距的，这是一个只有汗水，没有油水的地方。更何况，一个副团级干部安排副科本身就是低就了，怎么忍心让他再去这样一个清苦的部门呢？听领导这样说，刘秉禄淡然一笑，只说了句“就这样定吧！”便“擅自”结束了与领导的谈话，回身忙他的工作去了。

于是，调令发到了党史办。

于是，刘秉禄走上那条让他终生眷恋、难舍难弃的党史研究之路。

于是，刘秉禄在他的党史办副主任岗位上无怨无悔的一干就是16年，直至退休从未升迁。

逐步升腾的敬业精神，铸成了冀南党史研究的丰硕成果

1987年1月12日，是刘秉禄人生中值得纪念的日子，从即日起他真正成了党史办的正式一员，实现了他人生的又一次转轨。此前尽管他在党史办帮助工作已近一年，但毕竟与正式工作有着质的不同，而如今却由一个客串演员变成了担刚主演。内心深处对党史办那种强烈的归属感，灼热了他的全身。

但当“外人们”得知他真正“落户”党史办的消息后，却发出了一片唏嘘。一个副团级干部怎么会选择这样一个单位？这人太不谙世事了吧！亲戚埋怨，朋友责备，周围议论。

然而刘秉禄却坦然面对。尽管这期间，他曾有过多次修正自己“错误”、找回自己“脸面”的机会，他都没去理会，他不屑刻意去“争取”，他不愿匍身去“运作”，他更不能乞人幕下，向领导“传导”提拔自己的信息。因为他既没有执掌党史办帅印的“大志”，也没有走出党史办另谋高就的“妄想”。他不迷为官，痴心为史。令他牵挂、令他向往、令他动情、令他痴迷的唯有党史研究。因此，对一个个“空降”到党史办的主帅，他笑迎着，内心没有丝毫的不甘；对一个个走出党史办的同事，他欢送着，也没有投去羡慕的一瞥。他始终心无旁骛地在副主任的岗位上坚守着。“语默动静体安然”。

其实他清楚，在基层的党史办，说白了就是概念上的一个科级部门，编办文件中的一个局级单位。这里从来不会有“天降大任于斯人”的艰险。不想干事，你就是闲坐十年，一般情况下也不会有谁来找你的麻烦、说你不行。可是他更清楚，在党史办，要想干事，一辈子也干不完，真可谓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刘秉禄放弃了安逸。因为他向往跋涉、向往飞翔。他坚信没有没出息的职业，只有没出息的作为。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搞党史研究有三门硬功课，一是查，即查阅文史档案资料；二是跑，即跑党史事件亲历、亲闻者，从他们的口中挖掘历史；三是写，即用文字记录历史。刘秉禄认真修研着每一门功课，一刻不停地向“状元”宝座挺进着。

至今回想起那段艰苦紧张的生活，他都感到欣慰……

为了尽快了解党史知识，掌握南宫乃至冀南党史发展脉络，破解党史研究过程中的一个个疑点，在他的作息时间表上，删除了星期天、节假日的安排，屏蔽了午间休、夜安眠的概念，甚至减化了饮食起居的程序，以至直接将此转化为生活的常态。他如饥似渴地翻阅着那些发黄、变脆的档案资料，并认真地抄录、整理，一年下来，仅笔记就写了十几万字。

最感紧张的是1989年的仲冬，此时在冀南党史研究界已崭露头角的刘秉禄应邀参加了河北少儿出版社“著名将帅在河北”丛书的撰稿工作。整套丛书共8册，他首先完成了《著名将帅陈再道在河北》册的撰写任务，交稿后总编给予了较高的评价。随后又将《著名将帅刘伯承在河北》册的补正任务交给了他，并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时间要求不超过50天，春节放假前必须交稿。他欣然接受了任务，但当回到机关细读原稿后，他脑子一下子蒙了。因为若按总编的要求修改，无异于重写，更何况时间紧、资料少。

讨价还价不是他的性格，快干、干好才是他的脾气。在机关，七八个人挤在两间办公室里，没法静下心来写，他把书稿抱回家。一个煤球小火炉，一张小书桌，一摞资料袋就是他工作室的全部。他给自己下了一道死命令，每天完不成3000字不能睡觉。眼熬红了，手冻裂了，脚冻肿了，他全然不顾，边写、边抄、边对，硬是在春节放假前把15万字的书稿交给了出版社。而他回来后却大病一场。

至今每每谈起走访调查党史事件亲历、亲闻者的过程，他都激动不已……

老党员、老八路、老战士、惨案幸存者，是党史事件的亲历、亲闻者，是活着的历史，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一部珍贵文献。而在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面前，这一部部“珍贵文献”，很可能今天还清晰，而明天就变得模糊了。他心急如焚，加速着走访调查的步伐。由南宫扩大到邢台，扩大到全省，甚至省外。他叩开了150多户人家的大门，留下了成润（直南早期党员）、刘镜西（直南早期党员）、赵一民（冀南六地委书记）、郭森（二战时期直南农民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贺亦然（冀南二分区政治部主任）、乔晓光（冀南四地委书记）……等一大批党史人物的回忆文章，音像资料。

最让他刻骨铭心的是，1990年8月间进行的那次关于南宫1959年“搞粮食运动” 问题的调查（1958年在大跃进的狂潮中，“左”倾思想严重膨胀，吃饭食堂化，随后出现了粮食紧张局面，为应对此问题，基层干部强行从农户中收缴“余粮”，谓之“搞粮食运动”），这是上级党史办安排的任务。本来档案馆里有些资料，尽管笼统一些，中间有些迷点，但有多少米面做多少饭，或者适当做些合理推断，依他的经验积累完全可以把调查报告写得非常周延。然而固守的史德史笔警示他不能那样做，“秉笔直书效董公”的追求提醒他不能那样做，“一句不留人责备”的修史标准要求他不能那样做，对党负责、对党史负责的使命教他不能那样做，特别是本来知道有拓展挖掘的空间，却不做努力，更使他万难去做。

刘秉禄是一个既随和又怪谲的人。对于功名利禄完全可以淡然处之，甚至任听摆布，还笑呵呵地连声说“行”“行”。而对于为史，他却锱铢必较，精进不舍。他没听同事们的劝阻，一个人骑车去了距南宫百里之遥的威县李陈村。

去的时候还好，南行顺风，可等来时就残了，大顶风，自行车根本没法骑。他骑一会儿推一程，骑骑推推，眼看已到傍晚时分，可还没走出威县地界，这时东北天乌云密布，直往南蹿。他提醒自己，快走，不然就该遭雨淋了。可他的腿早已不听使唤，只能一步一步向前挪。过了七级镇，到了北高庄，进了南宫界。这时天已完全黑了，他一步也走不动了，一屁股坐在了小石柏村村边的柴垛上。“下雨也得歇一会儿！”他心里想。这时饥、渴、累、困一齐向他袭来，不一回儿他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一声炸雷把他惊醒。随后听到了唿唿的雨幕声，闻到了浓浓的土湿味儿，霎时间下起了瓢泼大雨。他马上意识到，调查的笔记资料不能湿，于是顺势往柴垛上一趴，把那些“宝贝”严严实实地压在了身下。毕竟是夏天，雨来得快，去得也快，雨停后，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里已是夜里十一点多了。

至今他都为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开了一个个历史迷团而感到自豪……

作为冀南抗日根据地的首府，南宫抗战是冀南抗战的缩影，而冀南抗战，则是中华民族不屈抗战的奇迹。刘秉禄在对冀南、鲁西、冀鲁边、冀鲁豫等平原抗日根据地开辟建立的历史进程，进行系统研究后指出,冀南抗日根据地是依托太行抗日根据地开辟的，而鲁西、冀鲁边、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则是依托冀南开辟的。从而进一步彰显了冀南抗日根据地的特殊历史地位和在抗日根据地建设、发展中的特殊作用，这一观点得到了党史界多数专家的认同。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我省各地发生了多次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农民暴动，其中冀南农民游击战争以其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最为著名。但由于种种原因，党史界对其中有些问题众说纷纭。刘秉禄以大量的历史档案资料、报刊资料、个人回忆资料为依据，经过缜密考证，撰写了《关于冀南农民游击战争几个问题的辨析》一文，在“北方六省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农民暴动问题理论研讨会”上宣读后，荣获论文一等奖。省党史研究室专家评价说，此文解决了有关直南农民游击战争几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为写党史奠定了基础。另外他所撰写的《冀南区党委段芦头会议召开时间考》一文，结束了党史界长期以来对此次会议召开时间的争论。《南宫县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论文，1991年荣获河北省党史系统征编研十年成果评比优秀成果一等奖。

十几年来，他除撰写了《著名将帅陈再道在河北》、《中国共产党南宫历史大事纪》等专著外，还应邀参加了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的撰稿。同时还与其他同志合作编写了《中国共产党邢台历史》（第一卷）、《中共南宫党史大事纪》、《烽火冀南》等一系列著作，加之其它出版物发表的有关文章，他的著述总共有百万字之巨，为冀南党史研究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此，2006年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副主任李榕到南宫后专程看望了他。

责任和使命的催动，延续着新的生命历程

2002年6月12日，刘秉禄办完了离岗休养手续，宣告正式结束了自己的宦海生涯。历时16年的党史办副主任之官身，从此走进了历史。而以此为标志又重新开启了一段新的生命历程。

退休后的生活是恬静的，然而他却无心享受。他被战争年代的血火杀戮煎熬着，被枪炮的轰鸣激荡着，被国难当头民族志士们那种挺身而出、毁家纾难的壮举震憾着。他说，百年沧桑，把民众的苦难、民族的抗争、我党的奋斗已无情地推向了岁月的深处，但人们的记忆却不能因此而模糊。留住那段红色的记忆已成为他最为凝重的心结。

退休后的生活是闲适的，然而他不但没有闲下来，反倒由于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行动，而更毫无顾忌地把生活安排得更加紧张，更没规律了。

退休后的生活是轻巧的，然而他却依然为自己安排了沉重的担当，手头上同时进行着三本书稿的写作。冀南抗日斗争故事集——《南宫红樱》，冀南抗战英雄人物传记集——《南宫英杰》，南宫日军暴行实录集——《南宫血泪》。前两本书的资料搜集工作基本完成，并已写出了大部分书稿。而《南宫血泪》仍在调查中，再有30个村，就可结束调查，进入文字整理阶段了。

据统计，抗战八年，日寇在南宫用活埋、刀劈、挖心、剖腹、对耳穿、点天灯等最为残暴的方式对付着手无寸铁的百姓，屠杀我无辜平民7320人，涉及400多个自然村，制造惨绝人寰的惨案60余起。他要把这些惨案桩桩件件调查清楚，展示给公众。他说，只有这样才能揭露日寇的凶残，才能辅证冀南抗战的艰难。

“南宫市委党史办老刘，下乡调查日本侵略军暴行，恭请各乡村领导给予支持，食宿自理，诚意明示。”

就这样他在一块白市布上，用毛笔工整地写上这段“告白”，然后捆挂在那辆老旧自行车的车把前，出发了……

调查是从乔村惨案开始的，为了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的真实，他骑着自行车，一个村一个村地转，一户一户地走，寻找着每一条线索，核对着每一个数据，走访着每一位当事人、幸存者、亲闻者。

乔村、北唐村、南唐村、李家集、王门庄、南六方、东沙窝、后高庄……每到一个村，他就在地图上作上一个标记，每走访一户他就在笔记本上记下一长串信息。地图上的标记越来越密，笔记本上的信息越积越多……

5年来，他陆陆续续骑行了近万里，深入到150多个村庄，走访了上千户人家，亲耳聆听了300多位幸存者、亲闻者对日寇暴行的血泪控诉。

由于骑车时间太长，腿提出了抗议，滑膜炎发作，尽管疼得一瘸一拐，但他依然坚持着。老伴再也看不下去了，含着眼泪劝他“你歇歇吧，真把腿走坏了，你可哪里也不能去了！”直到这时他才想起了看病。然而病情刚有好转，他又开始了新的行程。

孩子劝说，老伴阻拦。势均力敌，僵持不下。

“你叫我弄这个，我心里才舒坦，不让我搞完这个调查，光憋在家里，即使腿好了，也会憋出别的病来。”刘秉禄近乎哀求的一席话让家里人妥协了。

他们何尝不知道，搞党史就是他的命啊！……

退休了就该在家颐养天年，为什么还为自己安排这么多事？

措不及防地插入了这样一个话题，他的神情一下子变得凝重了起来。

他闭目不语了。他凝神远望着，从牙缝中挤出了这样一句话“没办法呀！谁叫咱是干这个的！”

语气中透露着真诚和坚定，又掩饰不住内心的沉重。似乎冥冥之中有谁向他交代了什么，而他又向谁承诺了什么，然而这一切又都不存在。

“如果，我不去搞这个调查”他语速很慢，声音很低，“就不可能，有人再搞了，也不会，有机会，再搞了，随着亲历、亲闻者陆续过世，这段历史，就会永远成为了迷踪。”说到这里他口气一下子坚定了起来，似乎在给自己打气、壮胆,“我的这个调查，虽然不能成为绝对全面的历史实录，但我要保证她是现有条件下最接近于实际的。”……

其实刘秉禄有时心里也很矛盾，很自责，甚至反躬自问，我是不是太自私，太看重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了？干了二十几年党史，家里人跟着得到了什么？两个孩子一个也没有安排了，至今二儿子还是个打游击的临时工。然而当他看看身后一摞摞手稿，一本本专著,他又感到释然，为自己能够记录了一段历史的真象，提示了一段历史的规律而感到欣慰。

追寻历史是一种责任，记录历史是为了不被遗忘。一次次抚摩记忆，一次次聆听追思，一次次翻查探索，他企望触摸更多的真实。仰望苍穹，他仿佛感受到了一种心灵的呼唤。

 2008年4月27日凌晨2:30                                                                        

（此文载《党史博采》2008年第9期，2008年10月7日《邢台日报》）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