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还黑黢黢的，生产队上工的钟声还没敲响，我就被外头“咚咚锵锵”的动静闹醒了。那是一九六三年的春天，我虚岁刚满九岁。一骨碌爬起来，鼻子先碰上了冰凉的窗玻璃——哈气在玻璃上结了一层白霜，我用袖口抹开一道，看见窗棂上挂着的冰溜子正往下滴水，亮晶晶的，活像城里供销社橱窗里挂的玻璃珠子帘子。
“小兔崽子还磨蹭！”娘一把掀开我的棉被，塞过来个秃了毛的笤帚疙瘩，“赶紧的，去场院看打囤去！”
我趿拉着解放鞋跑到堂屋，看见爹正踩着板凳，手里那根绑了红布条的竹竿在房梁上“啪啪”地抽打。爹这是在“敲龙头”，虽说惊醒了梁上的家雀，扑棱棱从门缝钻了出去，但爹嘴里念叨得喜庆：“二月二，敲房梁，蝎子蜈蚣不下房！”
外头可比屋里热闹多了！生产队的铁钟“当当”响着，会计王叔正借着启明星的亮光在场院用草木灰画粮囤。我们几个半大小子凑过去，铁蛋他哥显摆地从裤兜掏出半截粉笔，在青石板上画了条歪歪扭扭的龙。那时候各家各户都缺柴火，灶膛里的草木灰金贵着呢，攒下来全是为了让会计画个大囤子，祈求个丰收年。我抓了把自家锅底掏出的灰往门前撒，没成想一阵风刮来，迷了正撅着屁股画龙鳞的铁蛋的眼，气得他追着我满场院跑。
跑累了，我也没躲过那一“劫”。爹把我按在院子里的板凳上，掏出那把不知用了多少年的老剃刀，在磨刀布上“霍霍”地荡着。然后他用粗糙的大手轻轻扶着我的头，我紧张得缩着脖子，他却笑着念叨。“二月二，剃龙头，一年都有精神头！”爹嘴里念叨着吉言，大手一挥，剃刀贴着头皮“沙沙”作响。感觉凉飕飕的风直往衣领里钻，心里直打鼓，等爹拍拍我的光头说“行了”，我摸着滑溜溜的脑门，觉得整个人都轻快了不少。
日头爬到粮仓顶时，家家烟囱都冒着青烟，那烟气被早春的寒气一激，裹着冷风在房顶上打旋，久久散不去。娘从碗柜最里头摸出个小油罐，用筷子头蘸了点棉籽油，在铁锅里抹了薄薄一圈。那面片往锅里一贴，“滋啦”一声冒出点油星子，烙得焦黄的面皮上鼓起泡泡，活像年画上龙的鳞甲。我捧着热乎乎的“龙鳞饼”往外跑，正撞见赵奶奶端着笸箩挨家送炒黄豆：“吃蝎子爪，长蝎子胆！”
上午我们蹲在墙根底下嚼炒黄豆，铁蛋嚼得“咯嘣咯嘣”响，说这是他娘用铁锅慢慢翻着炒的，费了小半天的工夫。二丫用柳叶卷了个哨子，吹出来的调儿跟《东方红》有几分像。我们踩着结冰的河沟子“哧溜哧溜”滑冰，棉裤摔得都是泥道子也不在乎。老支书背着手走过来，笑呵呵地说：“二月二，龙抬头，你们这些小皮猴儿也该抬头挺胸，好好念书，将来当革命事业接班人嘛！”
天擦黑时，打谷场上稀稀拉拉响了几声鞭炮。那时候“破四旧”的风还没刮起来，但新社会提倡移风易俗，这老规矩也没人敢大张旗鼓地弄。几个胆大的后生举着自制的火把，沿着灰线从井台跑到各家灶台，说是“引钱龙”，火星子溅在冻得硬邦邦的地上，像撒了一地的金豆子。爹把我架在脖子上看热闹，我仰头瞧见东南天上冒出两颗亮星星，爹凑到我耳边小声说：“看见没，龙抬头了。”他没敢提“龙王爷”三个字，但眼里闪着光。
后来分产到户，生产队的钟不响了；再后来，年轻人进城打工，村里只剩老人还念叨“龙抬头”。
五十年过去了，每当二月二来临，我仍会想起那个寒冷的清晨，想起爹温暖的剃刀和娘烙的“龙鳞饼”，想起我们一家和乡亲们朴素的祈愿。如今村里的娃娃们早不稀罕这些了。去年二月二，小孙子举着手机问我：“爷爷，抖音上说龙抬头要剪头发？”我摸出把炒黄豆放在他游戏机上：“这才是正经龙抬头哩。”小崽子嚼得“咯嘣咯嘣”响，那声响震得我耳根子发烫。我摸了摸自己早已稀疏的头顶，仿佛还能感觉到当年那把老剃刀划过头皮时，那股子又凉又爽利的劲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