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厂时说好的三个月加工资，现在都四个多月了，加工资的事还是八字没一撇，一点消息都没有。我问人事小姐，人事小姐说领导没安排，她也做不了主，要我去找领导。我找到当初招我进来的副理，说：“副理，你好。我是四个月前你招进来的电工，还记得我吗？”
“记得，厂里就你一个电工，怎么会不记得呢。”副理说，副理在招我进来时，对我的技术还是蛮认可的，在这百十人的小厂，低头不见抬头见，哪里会不认得呢。
“副理，进厂时说好了的，在招工表上也注明了，在第三个月给我加工资，你还记得吗？”我问。
“是啊，怎么了？”
“可是，上个月并没有给我加工资啊！”我说。
“这样？我去给你问下。”副理走进办公室，和人事小姐低声交谈着，人事小姐先是点头，接着摇头，最后低着头站在一边不敢说话。副理的脸也由晴转阴到多云，最后有点小愤怒，脸色变得铁青。出来对我说：“有人不同意，说要六个月才给你加工资。”
“为什么？”
“我也没办法，”副理两手一探，耸耸肩说。其实，进厂没多久，我就听副理和经理两人势成水火，互相拆台，没想到我这个小电工也成了他们争权夺利的牺牲品，我不知是应该感到荣幸还是悲哀。想到这家小电镀厂的劳保措施较差，排风设备也多有纰漏，各种电器在酸液挥发的汽体中腐化的很快，每天都要修拆排风扇热电棒什么的，就算戴着椽胶手套，双手也被酸水挥发的汽体染得黄黄的，被工友们戏称为黄金手。干的时间不长，还不知道这汽体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应该是会有的，厂里的那几个老员工，才三十出头的人，就像一个个半老头子似的，不时还咳嗽几声。为了不做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也是为了自己的身体着想，我决定辞工。
我交辞工书的那天，刚好老板从台湾过来了，他把我叫进办公室，找我谈话。我刚想坐在老板对面的椅子上，经理一声断喝：“没礼貌，和领导谈话要立正站好。”
我听说台湾的男人都当过兵，喜欢搞部队那一套。站就站吧，反正都准备走人了，也不在乎多站这几分钟。
“没事，坐吧，”老板不错，和和气气对我说。“不用，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为了打破这尴尬的气氛，故做幽默风趣地说。
“我听说你这个小伙子技术不错，”老板说，“我问你个问题，中国什么最多？”
“中国人最多，”我想到到处都是打工仔，说。
“不，中国的官最多，”老板有意无意的看了经理一眼。
“也是。”我附合说。
“有些人有了一点小权，正事不做，拉后腿的事却做得欢。”老板说完又狠狠地噔了经理一眼，经理的脸上挂不住了，甩门而去。
经理离开后，老板又和我聊了一些电工技术和生产管理的事，最后问我：“我看你还是先不要走了，我吩咐他们给你加工资。”
“怎么样？”副理也问。
想到经理甩门离开时恶狠狠的表情，虽然老板好像比较欣赏我，但一个月在厂里也呆不了几天，老板离开后经理能给我好果子吃吗？自己凭技术打工，在那里打工还不是打工，何必在这里自讨没趣，看别人的脸色做事。想到这里，我对老板摇了摇头，说：“我还是走吧！”或许是我不给老板的面子，老板说：“你也不用辞工了，我立即炒掉你。”
炒老板鱿鱼和被老板炒鱿鱼，本质上没什么区别。
晚上，我拿着工资离开了这家电镀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