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期已经被我遗忘在脑后很多年了。
如果不是家里有正在经历青春期的孩子，我恐怕已经忘记人生还要经历青春期这回事情。
然而，人就是这样，曾经经历过的一切，你以为也就经历那一次，从此再也不会经历，再也没有预料到日后你会再一次面对，不同的只是用了另一种方式，也许更痛，也许更真切。
我大概在四、五年级的时候对大人的权威提出异议。小的时候懵懵懂懂的，穿衣吃饭行动一切依仗父母，没有能力也没有头脑提出自己的主张和意见，顽虐不听话的时候被母亲惩罚，我的方式就是快速跑脱，等到母亲气消了再悄悄地溜回家。我一般先掩护妹妹跑脱，因为她跑得慢，母亲注意力在我身上，妹妹飞快地从她身后跑出门，然后我三绕两绕也跑脱了，总之没让母亲捉到（或者她可能本来也没想捉到）。终于有一天，我放弃了跑脱的打算，准备维护一下小小的自尊心，站定不动面对母亲怒目而视等着母亲的巴掌落在我身上，母亲却犹豫了，扬起的手臂缓缓落下来，垂到她自己的身侧。母亲什么也没有说，转身离开了，从此我也不再玩虐。事后我问母亲为什么不打，母亲幽幽地说：“长大了，开始记事了，再打，将来你会恨我。”事实上母亲打我的次数很少，因为绝大多数都被我跑脱了；母亲大多数也只是吓唬，而太小的时候她也舍不得打，只有“七岁八岁狗都嫌”的时候挨过一两次打。
我对父亲的抗议则是从辩论开始，我父亲从来不打我们姐妹。四年级的时候不知道我父亲责备我什么，我用了一句当时流行的语录应对他：“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父亲很惊讶，但是他那次真得是被我气笑了。
除此之外，我还在心里悄悄琢磨大人的感情和举动，形成自己的看法，并在不太适合的场合，说一些似懂非懂的二愣子意见，引来大人一阵的尴尬和侧目。
初中就是六年级（我们那时候小学只有五年）我就离开家到县城里读书，住集体宿舍。我也开始在心里对老师形成一点点的看法和不满，只不过不敢说出来，因为老师的言辞也是犀利的，我不会在言语上有胜算。那一时期我的反抗方式是翻白眼，但屡屡被老师发现，并在教室里被指出来：“你看你看，你又在翻白眼！”
到初二我就改掉了翻白眼的坏毛病，开始多愁善感起来，常常因为一些事情泪水涟涟。三月，一个阴天的周五，我放学后去父亲工作的地方，一个伯伯过来沉吟着问我：“女子，你知道你大（爸爸）现在在哪里？”我愣愣地瞪着眼睛表示不知道，伯伯用沉痛的语气告诉我父亲严重工伤，送到医院抢救，那是我人生的第一个毁灭性打击。我，十四岁，跟着那位伯伯到医院，跟在父亲的病床后，听见他在病床上被移动时发出忍受不住疼痛的喊叫，父亲的腰断了，腿也断了，昏迷了几个小时才被人发现送往医院。我第一次感到自己的世界塌了，连阳光都罩上了一层灰色，直到现在我也不太记得那时候有晴天。但是当时我没有眼泪，也许是被吓傻了。那天晚上我到一个得到父亲出事消息赶来的堂叔的住处呆了一晚，第二天早上母亲才得到消息从家里赶来。我的眼泪是每天做作业的时候开始流的，一边做作业，一边伤心父亲的遭遇，同时也对未来的生活感到一点模糊的茫然。等父亲转到普通病房，我在周末会去医院给父亲念故事。有一次我父亲在病床上抓住我的手，那是我唯一的一次感觉到父亲要依赖亲情重新振作精神。
父亲在医院躺了两个月，转危为安，出院的时候依然是躺着的，回到村子里的家里，是被抬着进门的，回家又躺了几个月才能下地。开始拄双拐，后来慢慢只需要一条单拐。我进入初三，却开始虚荣起来，跟拄着拐杖的父亲走在县城的街上，特意地拉开了一段距离。父亲并没有责备我，只是感叹地跟母亲说：“娃长大了，嫌难看。”我听见了，感觉很惭愧，同时感到自己虚荣得很可笑。
过了几年，我父亲单拐也不需要了，系着腰围、腿围能自己走了，后来他重新骑自行车，到老年，也骑电动车。提起身体的恢复，父亲总是把大部分功劳归到母亲身上，说是因为母亲服伺得好。我以一个青春期小孩的眼光看，是母亲面对打击的态度起了决定作用。我母亲被从村子里叫来，父亲躺在病床上完全失去了劳动能力，大小便不能自理，大的孩子才刚刚二十，最小的孩子十一岁，一家人生活的重担都落在她一个中年农村妇女身上。然而母亲面对这一打击没有一滴眼泪，而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来面对一切。在医院期间，母亲不断地以各种由头跟父亲开玩笑，让父亲从遭受飞来横祸、身体疼痛和日后生计压力的状况中乐观起来。在母亲乐观态度的影响下，父亲从刚从昏迷中醒来面对日后艰难生活的的悲观中走出来，慢慢脸上有了笑容，后来也乐观起来。
在家里遭遇困难的时候，亲戚们都伸出了亲情关爱的手，我就在那时候感受到了家族的力量，所谓树大根深。我的叔叔们自不必说，都来关心父亲身体的恢复；舅舅们也纷纷来看望父亲，安慰帮助母亲；大姨更是揽了一部分劳动过去，我母亲在县城医院照顾父亲期间，妹妹就留在村子里由大姨照管。
青春期，正是一个人由孩童蜕变，思想和身体成熟的时候。我的青春期虽然磕磕碰碰，遭遇家庭境况变故，但是从长辈身上看到了一种坚强勇敢的态度，看到了手足情深的力量，这是我自己后来独自面对其他挫折的精神力量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