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简子之子，长曰伯鲁，幼曰无恤。将置后，不知所立。乃书训诫之词于二简，以授二子，曰：“谨识之。”三年而问之，伯鲁不能举其词。问其简，已失之矣。问无恤，诵其词甚习固。求其简，出诸袖中而奏之。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立以为后，是为赵襄子，而果昌赵。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中断过文明的国家。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大概有三千多年，算上口口相传的黄帝、炎帝和尧、舜、禹时代，中国的文化历史大概有五千多年。当然，如果从中国这块大地上有人类起算，那就是几百万年甚至更长了。在这有记载或者可信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华大地上的人们辛勤劳作，发现并种植农作物，饲养牲畜，发明炼铁，发明文字，创造文学、艺术，建立国家，实施有效的社会管理，推动着这个文明国家一步一步向前迈进。当然，在这期间，也发生了一幕又一幕权力争斗、朝代更迭等故事，并被史官和民间记录了下来。
北宋的时候，出了一个大历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叫司马光，就是我们熟知的“司马光砸缸”典故中的那个少年。司马光是今天的山西夏县人，那个时候叫陕州夏县，字君实。少年司马光长大后，在宋仁宗宝元年间中了进士，还当上了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宋英宗时，司马光任龙图阁直学士。这些都是当时的官职名称，我们可以不必去深究。在宋英宗治平年间，司马光写了一部《通志》，记载从战国到秦二世胡亥时候的历史，上报给英宗，得到了英宗赏识，觉着不错，于是就命司马光编纂一部《历代君臣事迹》。为了编好这部书，朝廷在崇文院设了一个编纂局，召集了一批同修官，共同编纂。这部《历代君臣事迹》，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至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三百多万字，实在算是一部巨著。宋神宗即位后，认为这部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遂赐名为《资治通鉴》。
按照司马光自己的说法，他编写《资治通鉴》的原由，一是认为中华历史记载太多了，特别是司马迁写《史记》、班固写《汉书》以来，文字繁多，连平时的读书人都读不完，更何况皇帝日理万机，哪有工夫去读？于是就把那些冗长的记载削减，只摘录那些重要的事件编辑起来，特别是那些事关国家盛衰、生民休戚的事件，供皇帝阅读，以便帮助皇帝予以借鉴。司马光主持编纂《资治通鉴》花了十九年，搞得他面削骨瘦，齿秃发落，老眼昏花，乏神无力，十九载精力，尽于此书。
《资治通鉴》的记载，是从“三家分晋”开始的。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姬午初次分封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侯，是为魏文侯、赵烈侯、韩景侯，也就是承认这三个人各自建国，各为国君。这一事件，历史上称之为“三家分晋”。
周朝的制度，除天子外，有公、侯、伯、子、男五种爵位。公是指身居高位的天子重臣，比如周公、召公。周朝实行分封制度，有这五种爵位的人，都可以被周天子分封建国。这些不同爵位的国，统称为诸侯国。比如周公就被分封到了曲阜，建立了鲁国，是公爵级的，有的国则是侯爵级，或者伯爵级、子爵级、男爵级的。
就这一历史事件，司马光写了一大篇评论，但其核心的意思，在这篇评论的最后一段点了出来，意思是：有人认为当时周王室已经衰微，而晋国三家力量强盛，就算周王不想承认他们，又怎么能做得到呢？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晋国三家虽然强悍，但他们如果打算不顾天下的指责而公然侵犯周礼的话，就不会来请求周天子的批准，而是去自立为君了。不向天子请封而自立为国君，那就是叛逆之臣，天下如果有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贤德诸侯，一定会尊奉周礼对他们进行征讨。现在晋国三家向天子请封，天子又批准了，他们就是奉天子命令而成为诸侯的，谁又能对他们加以讨伐呢？所以晋国三家大夫为侯，并不是晋国三家破坏了周礼，正是周天子自已破坏了周礼。君臣之间的礼既然崩坏，于是天下便开始以智慧、武力互相争雄，使当年受周朝先王分封而成为诸侯国君的圣贤后裔，江山相继沦亡，周朝先民的子孙灭亡殆尽，岂不哀伤！
晋国是周武王分封的侯国，首任国君是姬虞，是周武王姬发的儿子，周成王姬诵的弟弟。国号初为唐，姬虞之子姬燮即位后改为晋。晋国的祖上也曾阔绰过，特别是在晋献公时期，晋国开始崛起。晋文公继位后，在城濮之战中大败楚国，一战而霸，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晋襄公时期，先后在崤之战和彭衙之战中大败秦国，继续称霸。晋平公以后，政权旁落，晋国的范、中行、智、韩、赵、魏六卿之间斗争激烈，把持国政。晋定公时，范、中行两家首先败亡。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共灭智氏，分了智氏的领地，晋国事实上被三家瓜分。
魏、赵、韩三家分晋，说来话长。
智氏一族到第六代家主智申的时候，智申想以诸子中的智瑶为继承人。智申后来的谥号为“宣”，因此也称智宣子。族人智果说：“智瑶不如智宵。智瑶有超越他人的五项长处，美髯飘飘、身材高大是第一个长处，精于骑射是第二项长处，才艺双全是第三项长处，能言善辩是第四项长处，坚毅果敢是第五个长处。但智瑶有一项短处，就是不仁厚。如果他以五项长处来制服别人而做不仁不义的恶事，谁能和他和睦相处？要是真的立智瑶为继承人，那么智氏宗族一定灭亡。”但是智申听不进智果的话，坚持立智瑶为继承人，就是智襄子。智果脱离了智氏家族，另立为辅氏。
赵氏家族到赵简子的时候，赵简子也想立继承人。
赵简子，名字叫赵鞅，是赵氏孤儿赵武的孙子。晋定公时，赵鞅做了晋国的执政大夫。赵鞅的事迹，在《左传》中有大量记载。
赵鞅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赵伯鲁，小儿子叫赵无恤。赵鞅想确定继承人，不知立哪个好，于是就把他的家训写在两块竹简上，分别交给两个儿子，嘱咐说：“好好记住！”过了三年，赵鞅问起两个儿子，赵伯鲁说不出竹简上的话，再问他的竹简，却早已丢失了。赵鞅又考问赵无恤，赵无恤背得滚瓜烂熟。赵鞅又问他的竹简在哪里，赵无恤便从袖子中取出来献上。于是，赵鞅认为赵无恤十分贤德，便立他为继承人，这就是赵襄子。《论语》记载了孔子的一句话，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这个故事可以说是对孔子这句话的最好的注解。
赵鞅可以算是一个有远见了的政治家，他曾经派一个名叫尹铎的人去治理晋阳。临行前，尹铎请示说：“您是打算让我去像抽丝剥茧一样地积聚财富呢，还是作为以后的退路和保障之地？”赵简子说：“当然是为了以后作为保障。”于是，尹铎到了晋阳后，便用少算居民户数的办法，减轻赋税，以收买民心。赵鞅对赵无恤说：“将来一旦晋国发生危难，你不要嫌尹铎地位不高，不要怕晋阳路途遥远，一定要到那里去。”
智申去世后，智瑶当了智家的继承人，也就是智襄子。有一次，智瑶与韩康子、魏桓子在蓝台这个地方饮宴。韩康子是韩氏家族的家主，叫韩虎；魏桓子是魏氏家族的家主，叫魏驹。喝酒的时候，智瑶戏弄韩虎，又侮辱他的家臣，也就是家族总管，一个名叫段规的人。智瑶的家臣智国听说了这件事，就向智瑶进谏说：“主公您如果不提防招来灾祸，灾祸就一定会来！”智瑶说：“人的生死灾祸都取决于我。我不给他们降临灾祸，谁还敢兴风作浪！”智国又说：“这话可不妥。《夏书》中说：‘一个人屡次三番犯错误，结下的仇怨岂能在明处，应该在它没有表现时就提防。’贤德的人能够谨慎地处理小事，所以不会招致大祸。现在主公一次宴会就开罪了人家的主君和家臣，又不戒备，说：‘不敢兴风作浪。’这种态度恐怕不行吧。蚊子、蚂蚁、蜜蜂、蝎子，都能害人，何况是主公、家臣呢？”智瑶不听。
有一次，智瑶向韩虎索要土地。韩虎想不给，段规说：“智瑶贪财好利，又刚愎自用，如果不给，一定讨伐我们，不如姑且给他。他拿到地更加狂妄，一定又会向别人索要；别人不给，他必定向人动武用兵，这样我们就可以免于祸患而伺机行动了。” 韩虎说：“好主意。”便派人去送上有万户居民的领地。智瑶大喜，果然又向魏驹提出索地要求。魏驹想不给，他的家臣任章问：“为什么不给呢？”魏驹说：“无缘无故来要地，所以不给。”任章说：“智瑶无缘无故强索他人领地，一定会引起其他大夫的警惧；我们给智瑶地，他一定会骄傲。他骄傲而轻敌，我们警惧而互相亲善；用精诚团结之兵来对付狂妄轻敌的智瑶，智家的命运一定不会长久了。《周书》说：‘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要打败敌人，必须暂时顺从他；要夺取敌人利益，必须先给他一些好处。主公不如先答应智瑶的要求，让他骄傲自大，然后我们可以选择盟友共同图谋，又何必单独以我们作智瑶的靶子呢！”魏驹说：“你说的对。”也交给智瑶一块万户的封地。
智瑶又向赵无恤索要蔡和皋狼两个地方。赵无恤予以拒绝，坚决不给。智瑶勃然大怒，联合并率领韩、魏两家甲兵前去攻打赵家。赵无恤准备出逃，问属下：“我到哪里去呢？”属下说：“长子城最近，而且城墙十分坚厚、完整。”赵无恤说：“百姓精疲力尽地修完城墙，又要他们舍生入死地为我守城，谁能和我一条心？”属下又说：“邯郸城里仓库充实。”赵无恤说：“搜刮民脂民膏才使仓库充实，现在又因战争让他们送命，谁会和我一条心？还是投奔晋阳吧，那是先主嘱咐过我的，尹铎又待百姓宽厚，人民一定能同我们同甘共苦。”于是跑到了晋阳。
智瑶、韩虎、魏驹三家的甲兵围住晋阳，并且引水灌城。大水淹没了城市，离城墙头只差三版。古代筑城墙，大多夯土而成，两边树立木板，中间填土夯实，也称“板筑”。筑城墙所用的板，每块高二尺，三板就是六尺。在城里，百姓的锅灶都被泡塌，甚至孳生了青蛙，但是人民对赵无恤仍然忠心耿耿。智瑶在城外巡视水势，魏驹为他驾车，韩虎站在右边护卫。智瑶说：“我今天才知道水可以让人亡国。”听到这话，魏驹用胳膊肘碰了一下韩虎，韩虎也踩了一下魏驹的脚。两人不约而同地想到，汾水可以灌魏氏的采邑安邑，绛水也可以灌到韩氏的采邑平阳，两人都不寒而栗。事后，智瑶的谋士絺疵对智瑶说：“韩、魏两家肯定会反叛。”智瑶问：“你何以见得？”絺疵说：“以人之常情而论。我们调集韩、魏两家的兵士来围攻赵家，赵家覆亡，下次灾难一定是连及韩、魏两家了。现在我们约定灭掉赵家后三家分割其地，晋阳城仅差三版就被水淹没，城内宰马为食，破城已是指日可待。然而韩虎、魏驹面无喜色，反倒忧心忡忡，这不是必反又是什么？”
第二天，智瑶把絺疵的话告诉了韩虎、魏驹二人。二人说：“这一定是离间小人想为赵家游说，让主公您怀疑我们韩、魏两家而放松对赵家的进攻。不然的话，我们两家岂不是放着早晚就分到手的赵家田地不要，而要去干那危险还不能成功的事吗？”两人走后，絺疵进来说：“主公为什么把我的话告诉他们两人呢？”智瑶惊奇地反问：“你怎么知道的？”絺疵回答说：“我见他们认真看我而匆忙离去，因为他们知道我看穿了他们的心思。”智瑶仍然不以为然。絺疵一看大事不妙，请求智瑶让他出使齐国。
赵无恤派他的家臣张孟谈秘密出城来见韩虎、魏驹二人，说：“我听说唇亡齿寒。现在智瑶率领韩、魏两家来围攻赵家，赵家灭亡就该轮到韩、魏了。”韩虎、魏驹也说：“我们心里也知道会这样，只怕事情还未办好而计谋先泄露出去，就会马上大祸临头。”张孟谈又说：“计谋出自二位主公之口，进入我一人耳朵，有何担忧的呢？”于是三人秘密商议，准备联合攻打智瑶，约好时间后，张孟谈又潜回城内。夜里，赵无恤派人杀掉智瑶守堤的士兵，使大水决口反灌智瑶军营。智瑶兵士大乱，韩、魏两家兵士乘机从两翼夹击，赵无恤率兵士从正面迎头痛击，大败智家军。智瑶被杀，赵、魏、韩三家又将智家族人尽行诛灭，只有智果因为改成了辅氏而得以幸免。
赵、韩、魏三家瓜分了智家的领地，赵无恤还把智瑶的头骨涂上漆，作为酒器，用它喝酒。智瑶的家臣，一个叫豫让的，想为智瑶报仇，就化装为罪人，也就是现在的刑满释放人员，怀揣匕首，混到赵无恤的宫室中打扫厕所。赵无恤上厕所时，忽然心动不安，令人搜索，抓获了豫让。左右随从要将豫让杀死，赵无恤说：“智瑶已死无后人，而此人还要为他报仇，还真算是一个义士，我小心躲避他好了。”于是就让人释放了豫让。豫让用漆涂身，就像一个癞疮病人，又吞下火炭，弄哑嗓子。在街市上乞讨，连结发妻子见面也认不出来。路上遇到朋友，朋友认出他，说：“以你的才干，如果投靠赵家，一定会成为亲信，那时你就为所欲为，不是易如反掌吗？何苦自残形体以至于此？这样来图谋报仇，不是太困难了吗！”豫让说：“我要是委身于赵家为臣，再去刺杀他，就是怀有二心。我现在这种做法，是极困难的。然而之所以还要这样做，就是为了让天下与后世做人臣子而怀有二心的人感到羞愧。”赵无恤乘车出行要经过一座桥，豫让就潜伏在桥下，伺机刺杀他。赵无恤到了桥前，马突然受惊，就命人进行搜查，捕获了豫让，于是杀死了他。
司马光在评论这件事时说，智瑶的灭亡，在于才胜过德。才与德是不同的两回事，但一般人往往分不清，认为有才就会有德，这样就看错了人。那么，什么才是真正有才、有德呢？所谓才，是指聪明、明察、坚强、果毅；所谓德，是指正直、公道、平和待人。才，是德的辅助；德，是才的统帅。德才兼备就是圣人，无德无才就是愚人，德胜过才是君子，才胜过德那就是小人了。君子有才，可以用来做善事，而小人有才却用来作恶。有才干、作善事，能处处行善；但要是凭借才干作恶，那就无恶不作了。所以，选用人才，即使选不到圣人，那就选愚人，因为愚人尽管想作恶，但因为智慧不济，气力不胜任，成不了大气候。而小人既有足够的阴谋诡计来发挥邪恶，又有足够的力量来逞凶施暴，就如恶虎生翼，危害就大了。有德的人是令人尊敬的，有才的人是使人喜爱的，但是，对喜爱的人往往就容易宠信专任，对尊敬的人就容易疏远，所以选人才的人经常被人的才干蒙蔽而忘记了考察他的品德。自古至今，国家的乱臣贼子，家族的败家浪子，因为才有余而德不足，导致家国覆亡的多了，又何止智瑶呢？所以治国治家者如果能审察才与德两种不同的标准，知道选择的先后，就不必担心失去人才了。司马光给皇帝上的这一课也够犀利的。
后来，赵无恤因为赵鞅没有立哥哥赵伯鲁为继承人，他自己虽然有五个儿子，也不肯立他们为继承人，于是就封赵伯鲁的儿子于“代”这个地方，称代成君，结果早逝；赵无恤于是又立代成君的儿子赵浣为赵家的继承人。赵无恤死后，他的弟弟赵嘉，也就是赵桓子，就驱逐了赵浣，自立为继承人，在位一年也死了。赵家的族人说：“桓子做继承人本来就不是襄子的主意。”大家一起杀死了赵嘉的儿子，再迎回赵浣，拥立为继承人，这就是赵献子。赵献子生子名赵籍。赵籍，是赵简子赵鞅的孙子；魏斯，是魏桓子魏驹的孙子；韩虔是韩康子韩虎的孙子。这就是周威烈王分封的三个侯，赵烈侯、魏文侯、韩景侯。
但是，这个时候，晋国还是存在的，并没有灭亡。到周安王二十六年，也就是公元前376年，魏、赵、韩三国把晋靖公废黜为平民，瓜分了晋国的残余领地，晋国才算灭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