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金钱，对每个靠文学写作吃饭或有志于此的人来说，是最无法回避而又最困扰的问题。这两者像一对连体儿，谁也离不开谁；又像是一对冤家，在一起就吵吵闹闹，甚至抡胳膊踢腿地大打出手。

        文学与金钱，一个理想，一个现实，一个精神到了极至，一个又是绝对的物质，本来就势同水火，难以相容，但上帝的安排却这么冷酷、这么令人尴尬，偏偏让他的子民受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折磨，忽儿随着缥缈的文思升入天空，忽儿又重重地落到地面。是彻底地上天或入地倒也罢了，怕的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悬在半空难受。

        我们的老祖宗是比较擅长将精神与物质、文学与金钱区分开的。孔夫子听了美妙的音乐后，竟然三月不知肉的滋味，杜甫等大诗人大文豪也都慷慨悲壮地发出“诗穷而后工”的浩叹。为了文学，甘愿卑微，甘愿穷顿，何等的敬业,何等的襟怀，何等的气魄！

        但是到了现代社会，在市场经济的无情冲击和种种诱惑面前，人们很难也很少能再做到这一点了。现代人似乎变得更实际、更聪明，不管什么死后的朽不朽，先把这辈子活好了再说。这也许并不是多么糟糕的事。然而，当社会价值观念的天平向金钱和物质享受倾斜，当人们把青睐投向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大多数囊中羞涩的作家们难免不自惭形秽。即使作家本人能守住这一份清贫，家里的老婆孩子却委屈不得，总不忍眼睁睁看着他们陪自己白白牺牲，这有违人的天性和后院的安定团结。退一万步讲，作家什么都不要，完全献身于文学圣殿，但如今的文学也要花钱了，辛辛苦苦写就的作品，往往由于印数不够，还得掏腰包自费出书。现实已逼得作家不得不接受这样个事实:“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于是，在文学的苦思冥想同时，还得分神操心孔方兄。于是，作家下海者有之，转轨搞畅销读物者有之；有的虽还抛舍不下文学，也已心猿意马、坐立不安矣。而文学这玩艺很怪，非用全部心血去浇灌不可，来不得半点浮躁。曹雪芹当年写《红楼梦》时，曾“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如果心有旁鹜，写作时满脑子想的是如何来钱，恐怕文学也就“拜拜”了。,

        目前，书摊上、网络上的长篇小说又火了起来，可打开细瞧，里面性的展露连篇累牍，且大多游离于作品人物、情节之外，显然是为了招引读者，扩大销量和提高点击率，结果其文学品格却一落千丈。这不禁令人悲哀且困惑，难道我们的作家注定要在文学与金钱之间面临两难窘境？难道作家注定或为文学受穷，或为致富而浪费才华、糟蹋文学？

        也许还不至于这么严重。曾经看到过一个记载，讲的是巴尔扎克花钱如流水，欠了一屁股债，他不得不尽快拿到一笔稿费，以应付债主的纠缠。于是，他没日没夜地投入写作，但他一投入进去，就忘掉了不相干的一切，面对的只是笔下的人物、逼真的生活画面，怀抱的只是对艺术的真诚与执著。惊心动魄的三天（一说四十天）之后，一部数十万字的长篇巨著《高老头》诞生了。

        巴尔扎克是不是为了钱，是不是在钱的压力下写作？也是。但这并不妨碍《高老头》成为一部不朽的世界名著，或许还是个极大的促动。诚然，古往今来，像巴尔扎克那样才华横溢的大作家也没几个，现今的作家们在自愧弗如之余，是否也能从中悟出点什么？

        作家不必拒斥写作所包藏的金钱动机，写作也能成为一种挣钱的劳动。但若不想丢弃文学的话，在下笔时却必须把心态调整过来，必须让艺术的良知占了上风，必须投入全部的心血。作家可以努力争取更多的读者，也好给自己带来丰厚的收人，但首先必须是通过文学的美、艺术的魅力，以对生活的洞察、对人性的理解、对喜怒哀乐的真实刻画走入人们的心中，而不是胡编乱造或刺激读者的感官。真正走入人们心灵的作品是会受到欢迎的，人们和社会也会给它的创造者衷心的回报。名著所以能经久不衰，正是这个道理。

        这或许是文学与金钱两难境地的某种弥合与沟通，或许是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文学的创作之路。当然，也许什么都不是，只是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