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党争与士大夫的分化
一、引 言
二、“国是”法度化下党争的新形态
三、朱熹时代的党争
四、王淮执政与党争的关系
五、余 论
朱熹弹劾唐仲友，说“党与众多”，将矛头直接指向王淮及其执政集团，此举招致了他们有计划的反击，“禁伪学”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理由就是“道学”一派结成“朋党”破坏“安静”的新“国是”。此时朱熹与王淮的冲突已经成了两个士大夫集团之间在政治上互相争衡的集中表现。
王淮奉行以“安静”为主调的修正本“国是”，对“朋党”问题，他“示之以静”。第一条纲领：用人唯贤，以破除“朋党”纠纷使他延揽朱熹入政府，但朱熹的一再弹劾使“示之以静”不再有用； 第二条纳：坚守“成法”，以稳定政治秩序，也是他二人冲突的另外一个根源。王淮对朱熹所做之事，要么“抑却，要么”稽缓“。朱熹不能忍受这种官僚体制的拘执，王淮严守成法，依现行法令办事，而朱熹是个“侵权”“生事”而又“知体”的监司，所以在此种种情况下，即便孝宗同情朱熹，为落实高宗“安静”的要求，也不便直接干预。
综述，王淮执政之后，“道学”变成“朋党”的一大名目正式成立，是南宋党争史上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理学型与官僚型两大集团分野已经清楚呈现，前者在重建秩序的儒学大潮流推动下，基本政治取向是改变现状，而后者承担了实现“安静”的任务，取向是维持现状。王淮“示之以静”的执政原则助长了官僚作风，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官僚集团。在光、宗两朝继续发挥作用，也造成了庆元党禁的发生。
五、余 论
欧阳修在《朋党论》中扬发“君子以同道为朋”之说，后李纲加以推行，“君子”与“小人”都不能完全避免“朋党”的行迹，关键在于皇帝能不能明辨而已。作者总结了朱熹在这一方面的几点突破：第一：用“党”字代之以“朋”； 第二，主张君子必须不断扩大其“党”，以达到“共图天下之事”的政治目的； 第三，“引其君以为党而不惮”。在王淮执政期间，官僚集团养成了因循、苟且的风气，朱熹此时向官僚集团开战，故引起了强烈反击。“引其君以为党”也是“国是”法度后才出现的议论。熙宁变法之前，皇帝超越党争之上，神宗与王安石共定“国是”后，皇帝与以宰相为首的执政派连成一党，孝宗执行的修正本的“安静”国是必将打压朱熹和其他“道学型”士大夫（学禁或党禁）故朱熹才有”引其君以为党“之语。
自熙宁以来，”党“为一个价值中立的名词，”党“是士大夫内部分化的必然归趋。
宋代是士大夫最能自由发挥的时代，但是大夫一样会遭受政治和思想上的迫害。宋党争方式发生了三次阶段性的变化，每一次动力都在内而不在于外，起于士大夫社群的思想分化和权力竞争。作者认为宋代士大夫对这一党争的特色早有自觉的认识，如范纯如认为党争起于士大夫的思想分歧，根源在于学术取向的异同，邵伯温也是从学术思想方面立论，楼钥《论道学朋党》中强调，唐、宋党争的特色是“士夫自相倾轧”，杨万里在《上殿第一劄子》明白列出了当时士大夫分化为“朋党”的三个主要方式：即权力关系-以宰相的进退为转移； 地域关系-同乡的结合； 学术思想的关系-道学之士与非道学之士的对立。这三重关系互相重叠交错，权力关系尤居于枢纽的地位。所以范、楼、杨三人关于党争起源及其性质的分析，大致代表了宋代士大夫的共识。
因党争是士大夫的“自相倾轧”，故败的一方必遭到严酷镇压，而进行迫害的是宰相而非皇帝。叶適《水心别集》卷二《进卷·同本中》有论及这一现象。宋代皇帝对执政大臣及谏官的礼遇与宽容正面发挥“不杀大臣及言事官”，唯宋才能做到如此。有三点理由“第一，宋开国之时因局势而需要依赖士阶层的积极支持，”尚文“成为宋代的基本政治取向，第二民间望治心切，期待”士“的复出，第三从”尚文“转到”崇儒“，宋代儒学复兴契机由此而启，到仁宗时期，皇帝接受了儒家的政治原则，既是“共治”的伙伴，又尊重他们已经“以道进退”的精神，这些都与明形成了鲜明对比（明太祖设“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之科），这种对士大夫的深深的敌意与明太祖个人出身和历史背景有很大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