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末年，商汤起兵灭夏，建立商王朝。商朝确立世袭王权、盛行神权统治，广泛使用奴隶劳动，保留残酷的人殉人祭制度。很多人由此生出疑问：禅让变为世袭、伴随血腥人祭的商代取代夏，究竟是文明的进步，还是历史的倒退？若以现代道德标准评判，人殉、奴隶制无疑残酷野蛮；但放在上古文明发展的长时段脉络中，这一变革总体属于文明演进的阶段性进步，只是这种进步，裹挟着深重的时代局限与黑暗。
首先要厘清一个关键史实：禅让制并非后世想象中温情的贤能推举制度，它更多是部落联盟时代的权力过渡方式，有极强的原始底色。部落联盟没有稳定的国家机器、成文法度与固定疆域，首领权力脆弱，联盟极易离散。世袭制的确立，标志着国家形态的成熟。商承夏制，以血缘世袭固化王权，形成稳定的王族传承序列，配套建立官僚、军队、贡赋体系。权力传承从部落首领之间的轮流推选，转向稳定的家族继承，减少了部落联盟频繁更迭带来的大规模混战，让社会生产、人口积累、文化传承获得稳定载体。国家本身，就是人类文明从分散部落走向复杂共同体的标志，世袭制是早期国家成型的核心制度支撑。
其次，神权与大规模奴隶劳动，是商代生产力水平下的伴生现象，不能简单等同于文明倒退。商代青铜铸造、甲骨文字、大型城邑建设，都需要集中大量劳动力。在生产工具简陋、生产效率低下的上古，战俘、依附人口转化为奴隶，是早期文明普遍存在的现象。奴隶劳作支撑起手工业、农业的规模化发展，促成青铜文明高峰。而神权统治，一方面为王权赋予合法性，借鬼神、祖先信仰凝聚族群；另一方面，甲骨占卜、祭祀活动推动了文字、历法、祭祀礼制的发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美化奴隶制与人殉。人祭人殉以人命献祭鬼神，是原始血腥祭祀传统的延续，是文明尚未褪去野蛮底色的直接体现，是这一进步过程中沉重、残酷的代价。进步不等于善良，上古文明的突破，往往建立在对底层与战俘的压迫之上。
同时，我们需要建立历史评价的尺度：判断历史阶段的进步与否，不能直接套用当代人权、平等观念，而要看它是否推动生产力发展、社会组织复杂化、文化的积累延续。禅让对应的部落联盟阶段，社会结构简单，剩余产品极少，很难支撑复杂文化；而商代已经是成熟的早期王朝，有成熟文字、礼制、青铜技术，社会分工更加精细，文明的厚度远超前代。但是，进步是相对的、局部的，不是全面的美好。世袭制终结了部落联盟的推举传统，权力被王族垄断，埋下后世王权专制的伏笔；奴隶制、人殉制度，也随着文明继续发展，在后世逐步被限制、淘汰，周代就开始减少人殉，逐步走向更理性的礼乐秩序。
商取代夏，是早期国家文明的阶段性进步，而非倒退。世袭制、神权体系、奴隶经济共同搭建起中国成熟王朝文明的框架，带来生产力与文化的跃升；但这种进步带有深刻的时代局限，人殉、奴隶压迫是其无法回避的黑暗面。历史的演进从来不是一条纯粹向善的直线，文明的曙光，常常混杂着野蛮的余烬。我们既要承认商代在中国文明史上的开创性意义，也应当清醒批判其残酷制度，区分 “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 和 “道德层面的善恶评判”，这才是看待上古史应有的中肯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