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与友人闲谈时，有人提及"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的典故，让我不禁联想到当下城乡群体间的微妙关系。这个比喻或许不够恰切，却折射出值得深思的社会现象。
地域歧视的阴霾始终萦绕在现代社会。从青岛与济南的茶余谈资，到京沪之间的微妙比较，这些暗流涌动的偏见不仅存在于地域之间，更在城乡分野中显露出锋利棱角。某次校园闲谈中，一位担任家教的同学提及，她辅导的七岁孩童竟能脱口而出对农村群体的贬损之语。稚童未谙世事，这般话语何尝不是周遭环境的镜像投射？
当我们在城市的天际线仰望璀璨霓虹时，不应忘记那些用双手托起城市脊梁的建设者。据统计，202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96亿人，他们用汗水浇筑的钢筋混凝土森林里，却鲜少有人铭刻他们的姓名。就像李绅笔下"汗滴禾下土"的耕者，也如我记忆中那头垂泪的老牛——十二岁那年，伴随我家十余载的老牛被送走时，它浑浊眼眸中滚落的泪珠，与建筑工地上农民工回望高楼时的眼神何其相似。
历史长河中的城乡分野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标签。细究现代都市人的族谱，三代之内多半能寻见农耕文明的根系。这种血脉联系本应成为理解的桥梁，却往往异化为某些人急于切割的"原罪"。这让人想起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洞见：阶层区隔往往通过文化资本的再生产得以维系。
但文明的进程终将超越狭隘的偏见。就像《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虽风格迥异，却共同构成了楚国民歌的完整图景。在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双轮驱动的当下，我们更需要建立双向理解：城市居民当以谦逊之心回望来时路，农村群体亦不必困于身份焦虑。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不应成为固化的乌托邦，而应化作城乡文明交融共生的精神原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