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是当代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著作，全书通过14篇相互联系、层层递进的文章，较为全面地展现了中国基层社会的面貌。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乡土社会的本质特征、格局特色和统治特色。
一、本书内容
（一）乡土社会的本质特征
1.乡土本色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中国人如同植物一般，是粘在土地上的，因而各个“不流动”的社群便会代代生于斯、死于斯，以至终老是乡。
而因其所带来的这种集团间的孤立与隔膜，产生了许多富有“地方性”的特殊，虽然这种隔离并不是相对的，但其所形成的“熟人社会”带来了不同的影响。一方面，乡民们平素接触的尽是生而与俱的人物，几乎没有机会选择自己的生活环境；另一方面，几代人的深度交往也为这个社会中的信任做了背书，这种不假思索的、规矩式的可靠性是难能可贵的。
2.文字下乡
乡下人所谓的“愚”，不代表没有能力，而是没有机会。而这种“机会”的缺失，实际上暗示了文字对于乡下人的不必要性。
从空间格局上看，在熟人社会下建立起来的“面对面的社群”中，文字的利用率是极低的。人们往往在不能当面讲话的条件下，才会寻求文字作为工具的帮助。同时文字作为一种表达意义的符号，往往会出现词不达意的现象，使用者只能削足适履。文字并不是最优选项。
从时间格局来看，个人要想进行学习，必须打破个人的今昔之隔。在古往今来中总结出适用的规律，螺旋上升发展。而一代代传来的社会共同经验累积至今，便成为了文化。在一切循规蹈矩的乡土社会，一套标准化的经验世代沿袭。经验无需积累，只需保存，便更不用提需要记忆。在这样的社会中，文字不是必选项。文字下乡，需要一个缓慢的过程。
（二）乡土社会的格局特色
1.差序格局
作者用“捆柴”比作西洋社会的“团体结构”，即团体界限清晰，团体内部关系相同。中国的社会结构如同“石头扔到水中”形成的“多重同心圆”，以个人为中心，社会关系由近及远，也就是“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对人的基本道德要求就是由近及远、推己及人，其关键在于有层次、有次序。处于差序格局中心的“己”所奉行的是自我主义，可以将“差序格局”理解为外显的社会结构，而把“自我主义”看作内隐的思维结构。这与个人德行的好坏并无直接的关系。
2.维系着私人的道德
作者曾说：“在象征着团体的神的观念下，有着两个重要的派生观念：一是每个个人在神前面的平等；二是神对每个人的公道。”在差序格局中，由己向外推而构成的社会范围是由一根根私人关系构成的，匹配着相应的道德要素。在中国的差序格局下，缺乏团体道德，难以找到一个笼统的道德观念，故其依附于差序的人伦而存在。
3.家族
中西社会的“家”区别于结构，中国规定家庭的原则在于内部代际关系，基本社群是小家族，父子是主轴。西方则以家庭内部成员数量作为评价家庭大小的准则，夫妇是主轴，抚育孩子的目的就是结束抚育。
4.男女有别
在乡土社会中的家庭男女似乎只不过是因为生育的目的而结合在一起，并没有太多情感上的交流和契合；而真正情感上的交流，更倾向于在同性之间的展开，这使得乡土社会的感情生活同性意味较强，而夫妇之间感情的淡漠也是日常可见的现象。于是，以同性为主，异性为辅的单系组合的家族代替了家庭。
但随着发展，夫妻关系逐渐开始取代传统的父子关系在家庭中占主导地位，这点在阎云翔所著的《私人生活的变革》中有所体现，作者通过在下岬村的民族志研究，发现夫妻关系重要性的上升成为中国家庭转型的转折点。
5.礼治秩序
法治，指任何人的关系是根据法律来维持的，“人依法而治；”法，需要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例如国家）；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
礼治，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是一代代累积出的一套生活经验，是一套可以遵守的成法。渐渐地，这套行为会变成所谓的“仪式”，人们会在养成了敬畏之感后逐渐去主动服礼。
法治和礼治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乡土社会中，礼是传统，整个社会历史都在维持这种秩序；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环境发生了改变，礼无法满足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将不再适用。
6.无讼
乡土社会中，“礼”是必备的规矩，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内化成了习惯。于是当出现不符合规矩，而要打官司之时，变成了可羞之事。现代社会的法律由于其数量大、专业性强、更新频繁等原因，并不要求人们熟识。且法律并不是在明辨是非，而是在厘定权利。
中国处在从乡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过渡中，法律与地方传统仍存在着必经的摩擦；法律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的不同步导致了弊病先于好处出现。“诉讼”到“法律”的改变，代表了社会性质的改变。
（三）乡土社会的统治特色
1.无为政治
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下同时存在两种权力结构，不过是偏重不同。
一种是偏重社会冲突：权力表现在不同团体或阶层的主从形态里，是一种休战状态中的临时平衡。权力是压迫性质的，有上下之别。称为横暴权力。一种是偏重社会合作：发生了共同授予的权力，这种权力的基础是社会契约，是同意；同时随着社会分工的复杂程度而不断扩大。称为同意权力。
皇权在实行着横暴权力的时候，以农业为生存状态的乡土社会，由于基础不足，无法满足皇权的经济预期，则将这种权力让渡给了同意权力去活动，找到了“无为”的生存价值。
2.长老统治
乡土社会中，除横暴权力、同意权力以外，还有教化能力。它发生于社会继替的过程中，人们生来最初的角色便是被教化者，且并没有选择的机会。
长老统治的前提和礼治一样，都是传统可以有效的应对生活问题。可社会在变迁，每段时间遇到的问题都是不同的，人并不能总是靠经验作指导，能依赖的是超出于个别情境的原则。
3.血缘与地缘
血缘是由人和人之间的权力义务、依据亲属关系决定的。一个家族在同块地方耕种多年，土地不再够用，便有人脱离村庄，去寻找新地。同时仍和老家保持血缘关系，因而有籍贯之说。但亲戚也不过“体外之己”，因而并不宜发生经济关系，因此村里人都通过外村人交易，外村人也往往成为一村之商家。陌生间的交易就需要契约，地缘是契约社会的基础，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
4.名实的分离
当社会变迁发生时，人们仍会用旧的办法去尝试解决，但旧的办法往往无效，需要有人创造新的办法来适应新环境，人们纷纷跟随他们，因而产生时势权力。因而面对缓慢的变化，长老统治在名不变的情况下，实发生极大的变化，而使名实不符。这也给中国人的性格之一虚伪埋下温床。
5.从欲望到需要
在乡土社会中人们只需要靠经验按欲望行事，而在城市并不是。“在乡土社会中人可以靠欲望去行事，但在现代社会中欲望并不能作为人们行为的指导，于是产生“需要”，因之有了“计划”。从欲望到需要是社会变迁中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二、基层传播与乡村传播
1.基层传播
基层治理是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时期形成的组织群众、动员群众的政治传统；基层传播则是基层治理过程中形成的文化、传播实践，通过读书会、群众文艺等文化活动，以及借助黑板报、电影、广播等传播媒介，从根据地时期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单位成为了塑造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空间。
基层传播所属的空间具有劳动和教育的双重职能，在其间进行着将抽象的、宏大的革命理论落实为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实践的活动。
2.基层传播与乡村传播
在20世纪初，中国农村经济走向衰弱的时代背景下，以梁漱溟、晏阳初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结合中国民本思想以及西方乡村建设的经验，开启了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进程。这场运动以乡村教育为起点、以复兴乡村社会为宗旨，其内容包括政治改革、文化教育、科技改良和推广、组织合作社等。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就描述了这一时期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
乡村传播发端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主要研究如何通过外部力量推动乡村社会发展。乡村传播在新农村建设、脱贫攻坚、精准扶贫等领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格外重视乡村振兴，重视新农村建设。新农村建设成为乡村传播的重要议题。
3.乡村传播中的“大喇叭”现象
疫情期间，我们看到了“大喇叭”这种乡村所特有的的基层动员力量。
在移动互联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尽管网络媒体在乡村传播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以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体仍是主导性力量，乡村“大喇叭”是打通村传播“最后一公里”的有效途径之一。
手机及其他各类移动互联网终端设备逐渐覆盖乡村的中青年群体，这部分群体有相对较高的媒介素养，而中老年群体在移动互联网使用上依然存在接近、使用门槛问题和能力、素养层面的差异。乡村“大喇叭”是一种具有地方传播特色、能够融入乡村传播场景、契合数字弱势群体信息需求的信息传播载体。
而针对乡村“大喇叭”的话语特征，传播学中劝服研究相关理论成果证明，面对专业程度较为复杂、有一定接受门槛的知识，采用“明示结论”的技巧比“寓观点于材料之中”更为有效，采用“诉诸恐惧”的传播策略比理性解读更为有效；同样对于知识学历相对较低的群体，也宜采用此种传播策略。
三、数字时代的乡土中国
1.数字时代的乡村传播
数字时代下的乡村传播是增强民众对国家政策认知度和接受度、提升农民知识文化和审美水平的传达器；是进行乡村治理、贯彻精神的服务器；是构筑乡村共同体、维系农村社会稳定的整合器；是为乡村经济注入活力、弥合城乡资源差距的推动器；是协调城乡发展、解决结构问题的沟通器；同样还是展现乡村新形象、讲述乡村好故事的宣传器。
2.数字时代的乡村建设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将中国乡村的本质、格局、统治特色进行梳理，为乡村建设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案例与理论基础，也提醒着我们，乡村建设必须回溯历史，借鉴经验，尊重规律。
随着乡村传播主体意识与传播理性的加强，城市对乡村的传播开始转变为平等交流，“尊农”“重农”思维成为主流趋势。同时，伴随着多元化、立体化的乡村风貌得到全方位展现，乡村被传播、被塑造、被定义的格局真正发生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