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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地方政府为了推动城市化,大力推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产业政策?
· 回顾最近10多年中国经济走过的路,让我们看看发生了什么。在金融领域,2004年将人民币贷款利率上浮取消封顶、下浮的幅度改为基准利率的0.9倍,同时将人民币存款利率下浮不设下限,但向上浮动空间为零,客观上造成了一个存款利率的管制上限和贷款利率的管制下限,也就是为银行提供了一个管制性存贷利差,而且这个利差一直维持在3%左右的水平。而2003年之后通胀水平较高,使实际利率低估,支持了投资膨胀,其中的资源低效率利用被高利差带来的银行利润掩盖住了。
· 在土地方面,经历了1990年代到21世纪初开发区的急剧增长之后,2003年底国家加大了对全国各类开发区的清理整顿力度。到2004年8月阶段性检查验收结束时,全国的开发区核减数量占原有开发区总数的70%,压缩的规划面积占原有规划面积的64.5%。在开发区总量得到清理的同时,开发区和相应的建设用地供给被明确作为区域间平衡发展的政策工具。东部地区的土地供应受到了更严格的限制,而对中西部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这样的资源枯竭型城市、部分老少边穷地区的开发区,在入园企业个数、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产业发展规模等具体审核条件上给予倾斜。
· 在各种原因的共同作用下,2003年之后劳动成本快速上升,而企业投资却是受到补贴的。给企业的补贴除了各种名目的直接补贴外,另一种重要的形式就是减免税,或者减免企业的土地转让费。近来,广东、浙江等地纷纷出台政策鼓励企业用机器替代人。这些都是在改变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使得资本相对于劳动变得更便宜了。事实上,不管是东部由于房价推动的工资上涨,还是中西部由最低工资抬升的工资上涨,都使得工资的上涨偏离劳动生产率,从而不利于企业保持竞争力。于是,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并没有出现产品的升级换代,只是生产方式更加倾向于资本密集型了。
中西部应该发展怎样的产业?
· 事实上,中国的内陆省份很多都是自然资源丰富的省份,旅游资源也丰富,在这样的地区,要致富的最好办法就是减少人口,以使不愿意迁移的人口的人均资源占有量上升。靠资源的产业其产出是有限的,如果人太多,人均收入必然低。
· 不妨再对比一下美国,美国的地区间收入差距比较小,它的中部各州在干什么?其实主要就依靠三种资源:第一是玉米,第二是黄石公园和大峡谷,第三是铜矿。这三个例子分别是农业、旅游业、资源产业的代表。农业、旅游业、资源产业依赖的核心投入品分别是土地、自然风光和矿产,这三样东西都不能动。对于不能动的资源,要让从事相关行业的人富起来怎么办?只能减少人。美国中部的州都人烟稀少,但是他们还是可以很富。
· 中国最漂亮的地方可能就是西部,资源最丰富的也是西部,在地理缺乏优势的情况下不需要发展那么多工业,除非是服务于当地需求的工业。否则,如果把环境破坏了,今后将错失发展旅游业的机遇。在地理等条件受限的条件下盲目发展工业,很可能招来的就是污染企业。
· 中国的中西部是片地域广阔、差异巨大的地区,沿海向内地的产业转移,主要的承接地是中部,特别是长江黄金水道经过的省份。长江中下游运能很强,可以实现江海联运,外向型的制造业迁到长江中下游后,贸易成本增加并不多,所以安徽、湖北很大可能会成为制造业新的聚集地。
· 对于更为广阔的内地区域,除了少数大都市圈周围,完全可以像美国中部那样进行发展。以土地为主要投入品的农业,以矿产为主要投入品的自然资源产业,以及以文化和风光为投入品的旅游产业,这三大产业核心投入品在物理意义上都是不能动的,内地就有自己独特的竞争优势。
· 中西部的城市还可以发展一些服务于内需且有本地优势的产业。不同行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差别非常大。例如,汽车产业是规模经济效应非常强的,全国并不需要那么多汽车厂。即使在中西部布局几家汽车厂,也只需要布局在少数大城市周围就可以了。相比之下,食品饮料行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就弱多了,将这些行业布局一些在中西部省份,产品主要满足周边地区的需求,可能会比在沿海地区生产再长途运输到中西部更节省成本。
是否应该严格限制城镇建设用地扩张?
· 在全国范围内,城市规划过于超前,城市面积扩张速度快于城市人口增长速度,的确是普遍现象,但是,这样的现象在中西部省份确实更为严重。中西部城市面积扩张速度大大快于城市人口扩张速度,这说明,城市扩张并没有同步地增加就业。
· 中国城镇用地扩张速度和人均面积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是全球普遍现象,原因在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通勤成本下等。与国际相比,中国建设用地、城市建设用地比例均较低。2016年中国建设用地占国土面积比例为 4.1%,远低于美国的 5.8%、英国的 8.3%、日本的 8.9%。
· 城镇用地在地区、城市之间配置失衡。过去中国城镇化战略长期存在“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中小城市”的倾向,与人口迁移趋势明显背离,造成土地在地区之间配置失衡。
· 城镇建设用地在利用结构上配置失衡。一方面是居住用地和工业用地配置失衡。在“GDP 锦标赛”下,地方政府一般压低工业用地价格以招商引资,同时控制居住用地供给以实现土地出让收入最大化。
· 低效闲置城镇建设用地大量存在。2017年中国城镇低效、闲置建设用地分别约为 1.27 万、0.14 万平方公里;其中,低效建设用地主要为工业用地。分地区看,土地供给偏多的西部和东北地区出让的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偏低。
为什么沿海特大城市的雇主在抱怨用工短缺?
· 2003年之后,东部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房价快于工资上涨的情况,一方面人往高处走,不断地流入;而另一方面,在土地供给上,东部城市的土地供应受到了严格的控制。
· 当房价上涨的时候,外来人口在东部城市会面临更高的生活成本,同时随着地方政府在中西部投资的增加,中西部可以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一部分原本想流动起来的劳动力就会选择留在本地工作,结果是东部沿海地区进一步出现劳动力短缺,需要通过涨工资来招到劳动力,最终导致东部地区工资上涨。
· 这种由土地供给管制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使工资偏离了劳动生产率,因此会危害中国东部地区的竞争力,相当于我们自己主动提前放弃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
长远来看,如何帮助缺乏地理优势的欠发达地区发展?
· 由于经济向大城市集聚可以带来规模效应和外部经济,促使中心城市吸收周边城市的经济资源,同时周边城市也能较多地分享中心城市集聚效应带来的好处,因此,一个城市距离区域性的大城市越远,经济增长越慢。
· 大城市的发展可以为小城镇的发展提供带动力。所以试图通过限制大城市的发展来为中小城镇的发展腾出空间的这种政策主张即便不是南辕北辙,至少也是事倍功半。
· 政府干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短期内也是显著为正,但长期内不显著,短期内的促进增长作用可能是因为政府支出促进了当地的投资和消费,但过高的政府支出水平也将扭曲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在长期内可能抵消政府干预的积极作用。
· 经济增长主要是个长期问题,既然在长期经济增长中地理如此重要,那么,其他经济政策可控制的变量是否可以缓解地理的劣势呢?如果的确可能找到一些政策在长期内缓解一个地方的地理劣势,那么,这样的政策不是投资,也不是增加一般性的政府支出,而只能是教育。换句话说,即使要帮助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正确的方式也应该是投资于“人”,而不是直接投资于生产。
参考资料:
陆铭『大国大城』
恒大研究院『中国土地资源稀缺吗?』